在奥斯卡获奖影片《苦干》中,出现过一群生活在重庆战时保育院的孩子。抗战时期重庆有多少保育院?它们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日前,抗战史研究专家为我们讲述了当年共产党人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四处奔波呼吁,为救助难童而作出努力的故事。
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
20余个10岁左右的孩子在排队洗头、洗手,脸上有欢快的笑容,环绕他们的是布满庄稼的良田……这是纪录片《苦干》里一组有关战时保育院的珍贵镜头。
“这些镜头真实地反映了当年孩子们在保育院的情况。”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主任刘志平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内迁的1500万难民中有难童400万,等待救济的至少10万。
如此危急关头,为救助和教养民族未来,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其领导下的妇委,特别是邓颖超、廖似光等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首先通过抗日救国会的中共党员安娥、曹孟君、徐镜平、杜君慧,以及沈兹九等进步力量奔走动员,为拯救难童积极行动,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
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并推举宋美龄为理事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等都曾为此出谋划策。
邓颖超等人带头捐款
刘志平表示,保育会刚成立时,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就带头捐款。在她们慷慨义举的带动下,各界人士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宗旨,支持赞助保育院。此外,美英等国政府及民间援华组织、南洋爱国侨胞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也不断给予援助,成为保育院经费的主要来源。但即便如此,有的保育院还得开办一些小型生产经营项目,在引导孩子们“手脑并用”的同时,维持生计。
曾在重庆接受过战时抚育的退休老人邱月杭回忆,当时的歌乐山保育院里条件很好,教室、食堂、儿童活动室都是全新的。通过文化测验,孩子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年级。他们所学的文化课,大抵与外面的小学课本相似,除语文、数学外还有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常识,教学方法也很民主。
各地保育院纷纷建立
据了解,除重庆外,全国其他地区也成立了保育分会,办起了一些保育机构。比如,四川省办有郫县保育院和泸县育儿院;河南省由盐务局用税款在漯河设立了难童收容站,并在伏牛山区西峡口镇和丁河店建立宛西战时儿童慈幼院;广西省开办了桂林保育院;贵州省教会办了伯特利保育院;还有刘王立明(本名王立明,因纪念丈夫刘湛恩而复姓刘王)为纪念牺牲的丈夫而创办的湛恩儿童教养院。
“当时,各省都设有保育分会,分会下设有保育院,其中重庆的保育院最多,有12所(以当今重庆市域而论),其中包括保育总会直属保育院8所,育儿、育婴、慈幼等院4所。以一般每所收容儿童500人计算,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5年9月机构撤销,全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共计收容保育儿童近3万人。”刘志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