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4月17日新媒体专电(记者陈虎)一周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将迎来自己的生日。从1949年4月23日至2015年4月23日,人民海军已走过了66年的征程。
66年,人民海军饱受战火硝烟的洗礼与考验,正实现历史性的转型。从近海走向远海、深蓝,建设一支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与国家地位相称的强大海军,成为当下中国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国需要一支什么样的海军?其发展模式是否符合未来需要?回顾历史,中国海上作战力量的4个发展阶段也许会告诉我们答案。
鸦片战争时期:海上作战主要依靠海岸炮台
提起中国近现代海军、海上防御和海上作战,其历史要追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第一次面对强大的外敌从海上入侵,海上作战、海上防御、海上作战力量建设,成为重大课题。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还未有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当时,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被称为“水师”。
无论是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我国海上作战很大程度上依托的是海岸炮台,即便有海上作战的舰艇,也基本是在紧贴海岸的地区,围绕炮台展开作战。
从海上作战力量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海军属于岸防型海军。相比于当下所提及的“近海防御”概念,当时的海军作战力量连海防都称不上,最多属于岸防型海军。
北洋海军时期:空有亚洲最大舰队 发展思路远远滞后
北洋海军的诞生,让中国海上作战力量发生了明显变化。
清政府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舰艇,让中国出现了一支像模像样、实力看上去也相当雄厚的海上作战力量。北洋海军号称亚洲最大舰队,但从当时的建军思想和对这支力量的作战运用看,依然没有脱离岸防型海军的窠臼。
当年,李鸿章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提出“先就北洋创设一支海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的海军发展思路。从中可以看出其想法仍然是以大陆为依托,把海军作为岸防力量的延伸来考虑。
北洋海军大阅兵之后,李鸿章在另一份奏折里提到:“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鸿章已经意识到北洋海军在大洋上作战还力有不及,但其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之势”的话语,依然体现出守口、守陆的思想,没有完全脱离岸防海军的思路。
甲午战争爆发后,面对外敌的海上入侵,北洋海军依然沿用岸防型作战方式。纵观甲午战争,不难发现北洋海军从未规划与日本联合舰队在海上决战的作战形态。日本海军是主动设计寻找主力决战的主动方,而北洋海军完全是处在被动的应对方。随后的作战,北洋海军更是基本龟缩在港内,把战舰当成浮动炮台来使用,根本没有出海与日本联合舰队进行海上作战的规划。
这一段历史表明,尽管北洋海军时代海军的硬实力加强,但其骨子里仍然是岸防型海军。
人民海军诞生:以防御为主体,作战能力不断向外推移
人民海军诞生后,中国海上作战力量的发展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1953年,毛泽东为人民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此后的时间里,人民海军的作战纵深在不断向外推移,作战能力也在不断向外延伸。这一阶段,中国海上作战力量已经从过往的岸防型海军发展为海防型海军,但总体上仍为防御型力量。
首先,在编制体制上,三大舰队和陆战场紧密相连。舰队司令员是由所在大军区副司令员兼任,也就是说,海战场依然是陆战场的附属品,是陆战场向外的延伸。
其次,在一些对于海军描述的用词用语上,也能找到海防型海军的痕迹。比如,之前经常提及的“筑起海上钢铁长城”,这其中,海防的味道很明显。
此外,在兵力建设上,上世纪50年代人民海军确立“空、潜、快”的兵力建设原则,即指海军兵力建设以飞机、潜艇、快艇为核心。这些兵力基本上属于突击兵力,换句话说,如果敌人在海上对我们发动入侵,我们就重点使用这些兵力,依托岛岸,对敌人实行海上突击,目的主要是防御。
现在与未来:不断提升海军制海能力
如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海外利益遍及全球,我们的安全需求不仅仅局限于领土、领空、领海安全,还涉及到能源、金融、海外贸易安全等。显然,传统的岸防型、海防型海军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当下的形势,更不能适应海军未来发展需求。
在发达国家海军发展过程中,其传统思路是建设一支具备远海作战能力的海军,其核心是制海。制海就是控制海洋,或控制某一海域,即这块海域能为我安全使用。如果具备了控制某块海域的能力,或者围绕这样的能力建设起的海军,就是制海型海军。
从中国当下的需求、未来的发展来看,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更遥远的海域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承担我们应负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近海和近岸防御可能的强敌入侵。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抛弃传统的海上防御、近岸防御的情况下,不断提升制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