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媚洋、贪大贪高，奇怪建筑“四宗罪”

    ——山寨媚洋。今年５月，石家庄市一文化园仿制“狮身人面像”，结果引来“正版”拥有国埃及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被不断山寨的还有埃菲尔铁塔、白宫。一些地方已不满足仿造一两个标志性建筑，而是仿制整个城市。广东惠州近乎“克隆”了奥地利村庄哈尔斯塔特，杭州市郊的“天都城”则以“巴黎”的面貌出现。

    ——贪大贪高。中国各大城市兴起一场向天空突破的竞赛，除一线大城市天际线被陆续刷新外，二三线城市也热衷“攀高”，武汉绿地中心达６０６米，长沙的天空城市设计高度超过８００米。有调查数据显示，全球３００米以上的超高层建筑目前在建的１２５座，其中７８座在中国。

    ——“洋设计师”的试验场。一些奇奇怪怪的建筑即便是在欧美也很难被允许付诸建造，而国内一些城市为“标新立异”却求之不得。翻开各地标志性建筑的介绍，几乎都是出自外国建筑设计事务所乃至国际建筑设计名流之手。而且请洋设计师的潮流已经由一二线城市蔓延至三四线城市，不少县级市也都在举办“国际招标”招揽国外建筑师。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已成国际设计师的试验场。

    ——短命。近日，广州市耗资８亿元建成的陈家祠广场，仅使用４年时间，即因为城市建设需要“推倒重来”。类似的短命建筑在各地不断上演：２００５年，耗资４０００万元建成的重庆渝西会展中心仅仅投入使用５年，因在原址上修五星级酒店被拆；２０１４年８月，投资２．７亿元的云南省河口的“边境明珠”在完工３年后被拆。

    领导成总规划师　设计师沦为画图工具

    当下国内建筑设计领域求高、求大、求洋、求怪、求奢华的设计之风，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失衡”。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表示，这样的建筑，已经被异化成为一个满足功利需要的超尺度装置艺术，成为“欲望指南针”和“虚荣标志”。

    建筑之外，城市公共建筑首先附加了当地官员的个人喜好与政绩观。深圳一个入行十年的建筑设计师告诉记者，建筑设计行业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外行指导内行”。设计师从专业角度做了很多计算和设计，设计图拿到行政领导那里，对方就说在欧洲的时候看过某个建筑，很大气，要照着那个建。“有时候甚至是人家有一条河，我们人造也要在建筑中凿出一条河来。”

    “山寨建筑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某些地方当政者比较低的文化修养，盲目崇拜外国的古典主义建筑。但是，这些人并没有了解到外国建筑史是如何发展的，对我国自己的建筑历史发展也缺乏了解。”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汤国华说。

    因为广州中新知识城规划的挫折，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称自己在广州遇到了“规划之神”——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地方规划部门虽然人员组成专业，但更高一级的规划委员会由党政领导主持。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说，一些地方领导把自己当成城市“总规划师”，真懂规划的专业人员反倒成了画图工具。

    一些城市政府甚至要求建筑设计“一定要惊世骇俗”，以博得关注，“炒热”经济，“哪怕被骂也行”。西南地区某设计院的一个城市规划师告诉记者，当地建设一个“城市环球中心”，就在外形上追求“世界最大单体建筑”，盖得像航站楼。

    防规划设计“家长制”　权力之手莫再伸

    要避免“设计沦为权力的奴隶”，袁奇峰说，城市规划就必须科学、民主，不能谁官大谁说了算。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论证，让专业人士的意见真正得到体现。防止规划设计的‘家长制’。”

    一些官员口中流行的“我的城市”“我的ＧＤＰ”“我的财政收入”现象，实际上是把主政的一方当作自己的私产，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说，一个城市的整体建筑风貌和设计应该有一个长期的规划，必须确保规划设计的权威，不能换一届领导就换一套思路，这样才能保持整个设计的延续性，也能避免一些突兀的奇奇怪怪建筑的出现。

    汤国华说，奇奇怪怪建筑的出现反映出奇奇怪怪的心理。我们回看一些历史建筑，其实就是把传统的东西和国外现代的东西结合得很好的建筑，是很多中国设计师留学归国后把外国的现代建筑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所形成的建筑风格，无论从建筑和审美角度都是一场大革命。今天，我们急需要来一场去权力化、回归建筑本身的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