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月以来，新华社记者采访见证了这起全国罕见的特大涉黑团伙案的查办。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又回访相关办案人员和多位专家，再度梳理刘汉等人暴力发家、势力壮大、锒铛入狱、走向毁灭的全过程，此案折射出的人们对依法治国的迫切呼唤，发人深省。

    “黑老大”成“特殊公民”　疯狂践踏法律底线

    法院审理查明：刘汉、刘维等人组织、领导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多达３０余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数十起，共造成８人死亡、多人受伤等严重后果。

    多位参与案件侦破的公安民警表示，刘汉、刘维等人在四川德阳、绵阳等地，笼络豢养打手形成“地下武装”，垄断相关行业，建起资产高达１６０多亿元的“黑金帝国”，其形成、壮大，始终渗透着赤裸裸的血腥和暴力。２０１３年，仅公安机关追缴的就有枪支２０支、子弹６７７发、军用手榴弹３枚、钢珠弹２１６３发、管制刀具１００余把。

    上世纪９０年代，刘汉掌控的汉龙集团在绵阳小岛村房地产项目建设中，与当地村民为拆迁补偿问题发生冲突，刘维找人带上刀棍赶到绵阳，暴打村民，强力推进项目实施。

    民警田红强说，对暴力的追崇，让刘汉等人崇尚“丛林法则”，认为谁的拳头硬、胆子大、关系多，就能对抗法律、为所欲为。即便手下多次杀人，他们也安排“跑路”，工资照发，提拔重用，以此照顾鼓励。

    当黑恶势力形成暴力威慑，破坏秩序非法获利便“所向披靡”。四川广汉市一位商人表示，当地的赌博游戏厅和采砂行业，刘维不点头谁都没法参与，“竞标时被威胁，举一次牌砍一刀，举两次挨一枪，谁还敢与他们竞争？”

    先靠暴力壮大，完成经济积累；逐渐转至幕后，参与资本经营；继而“热衷”慈善，获取“省政协常委”等政治光环……一系列运作，使刘汉等人逐步完成从“涉黑”到“洗白”，再到“披红”的身份转变。

    据办案人员介绍，凭借刘汉在“白道”上的异常能量，刘维在“黑道”上的呼风唤雨，他们逐渐变身成无视法律、称霸一方的“特殊公民”。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０日，广汉市一露天茶铺，刘维指使手下光天化日之下连开数枪，致３人当场死亡、２人受伤。这起震惊全国的“１·１０案”发后，刘维作为重要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传唤调查，但是刘汉打了一个电话后，居然不到两小时刘维就获释返家。

    咸宁市检察院检察长罗继洲表示，以刘汉为代表的“特殊公民”，利用金钱、权力、暴力，游走在法律之外，尤其是大肆钱权交易、红黑勾结，不仅破坏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更是对法律尊严的疯狂践踏。

    特大黑恶“毒瘤”滋生　折射法治“缺氧缺钙”

    刘汉等特大黑恶组织犯罪活动波及之广、持续之久、盘踞之深，形成危害巨大的社会“毒瘤”。办案人员表示，刘汉等人能够“纵横”２０年，长期逍遥法外，背后折射出深层次的法治信仰“缺氧”、法治建设“缺钙”等问题。

    该组织成员的法律意识之淡薄令人吃惊。刘汉、刘维的很多手下，对组织内的各种指示安排，达到不计后果的盲从程度，有时只为争强好胜或一时义气，便肆意枪击杀人、打砸破坏。

    还有少数司法从业人员，丧失法治信仰与之狼狈为奸，助长黑恶势力坐大成势。德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政委刘学军、什邡市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刘忠伟等３名公职人员，经常与刘维等人一起吃喝嫖赌、吸毒作乐，甚至多次在命案发生后通风报信。刘忠伟等还为刘维提供枪支配件和子弹。

    法治建设“缺钙”，使黑恶势力能够以钱开路，逃避打击，甚至干预司法。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刘汉的手下曾连续制造多起命案，但仅仇德峰一人以寻衅滋事罪被轻判四年；参与杀害王永成的孙华君曾因非法持枪，从警方抓获到法院判处缓刑，仅用了１５个工作日……不少办案人员感慨：“他们对当地公检法的影响非同一般”。

    今年４月，被害人周政的姐姐周厚蓉站到了法庭的证人席，悲愤痛诉：其弟１６年前被刘维指使杀害后，案件一直苦等不破，由于刘家在当地一手遮天，他们全家哭诉无门，噤若寒蝉，近于绝望。

    办案人员认为，刘汉等人作恶多端却长期逃脱制裁，其中固然有腐败因素，但司法职权难以独立行使，少数领导干部插手干预，也是造成部分案件长期无法告破或“重罪轻判”“法外留情”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川德阳市一位公安干警表示，刘汉在四川的关系网非比寻常，被称为“第二组织部长”。此外，公检法的人、事、财权长期受制于地方，办案时各方招呼不能不听，“久而久之，要么与之同流合污，要么敬而远之”。

    依法厘定“权力边界”　法治捍卫公平正义

    朋友“礼尚往来”、“夫人外交”行贿、隐蔽赠与干股、期权贿赂回报……形形色色的利益输送手段，使一批官员沦为刘汉的保护伞、大靠山。黑恶势力攀附上公权，对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破坏更甚。

    定期行贿就能使赌博游戏机在禁令之下继续营业，给官员低价出售或无偿赠与房产等利益换取办事“绿灯通行”，手下犯案被抓也能轻易“捞人”，刘汉等人能够大打“金钱攻势”，笼络官员获取利益，表明一些部门的权力运行监督形同虚设。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地方在打击黑恶势力时，执法部门常接到政府的“红头文件”，称被抓人员系当地拆迁指挥部成员或经济贡献突出企业家，要求取保释放，“这种只顾ＧＤＰ政绩，忽视法治公平的发展思路，难以经受时间考验”。

    “刘汉案”一审公诉人焦俊峰说，权力边界不明，公权使用得不到限制和约束，带来以权代法、以言压法、徇私枉法等乱象丛生。如何厘定“权力边界”，有效监督公权使用，是完善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

    专案办理负责人、湖北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昌尔指出，刘汉特大涉黑案的成功侦破、依法审理和公正文明司法，彰显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深得人心，给人信心。

    法治建设无法一蹴而就，推进依法治国任重而道远。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蔡杰说，透过刘汉涉黑组织的产生和壮大，警醒我们还必须从法治教育、司法改革、公权监督等多方着力，铲除“特殊公民”滋生的土壤，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捍卫社会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