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济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之一。设立“扶贫日”,体现了我国向贫困宣战,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定决心。

　　重庆直辖以来,扶贫工作得到了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今年初,市委、市政府专门出台了《关于集中力量开展扶贫攻坚的意见》,用于指导、推动扶贫开发。

　　此外,我市还结合基本市情及贫困发生原因、特点和变化趋势,制定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扶贫开发措施。其中,通过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形成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相互促进;通过智力扶贫,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完善基础设施,促进贫困村面貌改善;通过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斩除贫困根源;通过资金政策倾斜,解决突出民生问题;通过兜底线,保障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并通过机制体制创新,确保这些措施不打折扣地执行。

　　数据最有说服力:至去年底,我市有扶贫对象165.3万人,较两年前减少36.7万人,减幅达18.2%。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309元,较两年前增长2025元,扶贫开发成效明显。

　　 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我市将渝东南、渝东北分别划分为生态保护发展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意在通过强化土地、农林、生态等两大连片贫困地区的优势,发展地方经济,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扶贫开发是一个永续工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求更加科学地选择扶贫开发方式。

　　去年9月,市委四届三次全会通过《关于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加快建设五大功能区的意见》:将我市划分为五大功能区域,其中,渝东南和渝东北分别划分为生态保护发展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建设扶贫开发示范区,这是两个区域共同的任务。

　　市委书记孙政才表示:脱贫致富,最根本的还是要靠发展。建设生态保护发展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决不是削弱或忽视这一地区的发展,更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解决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的问题。

　　有关人士据此解读:这回答了发展与扶贫的关系问题。尽管武陵、秦巴两大山区贫困程度深,需要以更强的力度推进扶贫,但不能盲目。如果走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发展道路,青山绿水不仅变不了金山银山,反而会变成荒山恶水,会加剧贫困程度。所以,市委全委会通过的意见,便是要求全市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面上保护,点上开发”。

　　 秉承这个思路,我市一些部门和区县进行了深入调研和剖析,逐步探索出适合贫困地区发展的产业道路。

　　例如,近几年来,市扶贫办在18个贫困区县的177个村发展了1.3万农户开展乡村旅游接待,打造出了城口东安乡亢谷、奉节兴隆等市级示范点,沿乌江、长江和秦巴山、武陵山、大娄山乡村旅游成连片发展态势,并已初具规模。

　　连续两年,渝东南、渝东北累计接待游客均突破600万人次,贫困户户均增收6万元,乡村旅游已成为农民脱贫增收的重要来源。

　　又比如,云阳利用独特的山地资源优势,把牛羊产业作为扶贫支柱产业来发展。该县最贫困的农村之一、清水土家族乡歧山村几十户贫困户的年人均收入,从以往的不足500元,增加到现在8000余元,基本告别贫困窘境。老百姓乐得编起了顺口溜:“人凭一头牛,吃穿不用愁;人凭十只羊,土墙变洋房。”

　　 此外,丰都的肉牛、石柱的长毛兔等特色效益农业,都成为了带动当地老百姓增收致富的中坚产业。

　　产业的发展,让贫困地区的财力不断增强,2013年,18个贫困区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4086元、人均一般预算收入达2072元。

　　地区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扶贫开发的进程。资料显示:2011年,按照2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我市有202万贫困户,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据已下降为165.3万人,减幅达18.2%。同年,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309元,较两年前增长2025元,平均每年增幅19%,扶贫开发成效明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是后发展地区的头等大事,人才是加快发展的首要问题。我市坚持治穷与治愚、扶贫与扶智相结合,努力抓好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教育成才工作,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是曲折上升的过程,但一些贫困现象却不能拖不能等。

　　教育首当其冲。贫困户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生产能力和自身素质不高,使他们难以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并进一步导致了子孙后代的贫困。

　　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重庆14个国贫县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比其他24个区县低1.2年,比主城9区低2.8年。贫困人口中,小学文化和文盲半文盲的有102万人,占50.5%;缺劳动技能的有25万人,占12.3%。

　　这种状况,使两大连片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制约。彭水县交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专业人才外流严重,引进的人才却留不住,人才缺口极大。前两年,为了开工建设一条乡镇道路,县交委在全县招贤纳士,然而,全县39个乡镇(街道),居然找不到一个相关的专业性技术人才。

　　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一部分农民思想观念落后,听天由命、消极无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等、靠、要”思想严重,脱贫乏力。

　　 正因为如此,我市将智力扶贫作为了扶贫的重要抓手,既给予物质上的支持,也坚持送智慧、送知识,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具体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对基础教育的扶贫。市教委主任周旭表示,将首先改造完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的教学和住宿条件,再考虑为其配置图书、音体美等器材,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此外,对于学生人数不足100人的村小,市教委都以100人的标准进行补助,使村小的教学活动得到更好的保障。

　　其次是职业教育扶贫。我市于2012年7月启动了“雨露计划·职教扶贫”项目,面向武陵山区、秦巴山区12个贫困区县的建卡贫困户家庭招生,贫困家庭学生就读中高职一体化课程,均可享受到学费和生活费补贴。两年来,我市累计投入2.25亿元,15万贫困家庭子女得以顺利入学。

　　第三是劳动力培训项目。市扶贫办根据我市贫困地区产业发展规划,每年培训8万名群众。此外,在全市11所雨露技工培训基地学校,共开设了汽车维修、母婴护理、电子信息等12个专业,每年培训学员5000人。通过培训,80%以上的学员能实现稳定转移就业,就业学员的家庭有80%已稳定脱贫。

　　总而言之,贫困的根源在于“贫教”,我市将基础教育扶贫作为“换血工程”,把职业教育扶贫作为“造血工程”,把劳动力培训作为“补血工程”,三者相结合,为新阶段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探索了路子。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在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仍然是“第一需求”。我市把整村推进和片区开发作为重要的扶贫方式,整合各方投入,使贫困村、贫困地区的基础条件大为改善

　　 贫困状况不等人,还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一行二三里,停车四五回,抛锚七八次,八九十人推”等俗语,真实地反映出了我市连片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

　　 基础设施欠账,带来了生产、生活的不便,影响投资环境和民生改善,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影响。

　　 但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笔资金,贫困村、贫困乡镇乃至大多“吃饭财政”的贫困区县都难以承受。

　　 如何尽快弥补、缩短差距?“我们的主要措施是整村推进和片区开发。”市扶贫办主任刘戈新表示。

　　所谓整村推进,即通过集中扶贫资金,因地制宜有重点地对贫困村的交通、信息、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种植业、养殖业,技能培训等进行集中扶持,快速推进贫困村脱贫越温步伐。

　　这一工程按照“七有四通三解决”的要求制定标准,对2000个贫困村进行扶持。“七有”,即人均有半亩稳定高产农田、稳定的收入、稳固的住房、贫困家庭的子女有基本的技能、村上有一套好的班子、有村级活动室、医务室;“四通”,即通电、水、路、电话及广播电视;“三解决”,即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人畜饮水安全和高山贫困地区扶贫移民搬迁。

　　片区开发则与整村推进互补,该项工作突破了村或乡镇的行政范围,在更大的空间优化配置扶贫资源,更加注重整个片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综合发展能力的提升。3年前,我市通过竞争入围的方式,在每个贫困区县都确立了一个小片区,涉及74个乡镇678个村。

　　不难看出,整村推进与片区开发,尤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整合了部门、社会等各方资金,资金“瓶颈”得到了有效缓解。其中,整村推进已完成的1166个行政村,每个村整合的资金都在1000万元左右,而18个扶贫攻坚小片区,财政扶贫资金投入5.3亿元,整合资金高达97亿元,体现了扶贫资金的放大效应。

　　截至2013年底,通过整村推进和片区开发,相关贫困区县新建、改扩建村级公路9902.3公里,油化、硬化公路4298.9公里,新建或改建水池7310口、山坪塘456口。1166个村的村道通达率达100%,安全饮水率达96.1%,农户通电率达99.2%,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

　　 我市山地连绵,沟壑纵横,特别是秦巴山、武陵山两大贫困山区的高寒偏远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恶劣,难以承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此,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成为贫困人口摆脱制约、远离贫困的最佳路径

　　对于部分贫困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固然能改善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但自然条件的先天不足,始终制约着脱贫进程,甚至还是返贫的重要威胁。鉴于此,去年,我市作出加快推进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决定,提出力争用3年时间搬迁50万群众,从而提高扶贫开发效率、改善区域环境、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市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办公室有关人士坦言,搬迁的效果是多方面的。

　　首先,实现了扶贫资金的高效使用。我市现有的165.3万贫困人口中,60%以上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高寒山区、深山峡谷和石漠化地区。就地扶贫,投入大效果却不佳,导致不少地区“年年扶贫年年贫”。根据测算,扶贫搬迁的人均基础设施投入为1.1万元,比就地扶贫节省30%-50%,并且返贫率不到1%,低于全市5%的平均水平。

　　其次,对环境的修复也大有裨益。一个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三口之家,每年砍柴量数千公斤,对环境大为不利。而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渝东南和渝东北地区,承担着涵养生态、保护水源的重要功能,将高山偏远地区群众迁出,可以降低地区人口容量,从根本上修复和改善生态功能。

　　此外,高山偏远地区也是我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通过搬迁,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周边集中和转移,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对搬迁农户,市里按照每人800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同时通过“地票”政策为每户人家筹集6万-7万元。与此同时,配套执行小额贷款贴息等政策,为搬迁贫困户提供资金支持。

　　这项工作受到了贫困农户的广泛欢迎,据统计,去年我市完成搬迁17.7万人,建设安置点358个,今年也已基本完成15万人的搬迁。

　　搬迁农户的后续生计问题也得到了妥善解决,其基本思路是,集中安置点的配套产业围绕三类进行:靠近城镇从而经商,靠近园区从而务工,靠近景区从而发展乡村旅游。

　　这在记者的走访中得到证实。南川区山王坪镇将安置点放在集镇周边,让第一个搬迁村民梁建华找到了商机,他在镇上经营一家土特产商店,月收入五六千元;而开县满月乡顶星村贫困户沈英,则利用当地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机会开办了农家乐,家庭年收入近20万元。

　　搬走贫穷搬来富裕,该项工作也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多家中央权威媒体均赴渝调研并推出长篇报道,其中新华社的评价颇具代表性:“重庆的探索,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力推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调动贫困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真正开掘扶贫帮困的‘源头活水’。”

　　 扶贫开发,归根结底是解决民生问题,贫困地区吃水难、看病难、上学难等诸多民生问题突出,我市通过22件民生实事,着力使资金、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从而让老百姓住得舒心、喝得放心

　　 同样等不了的还有饮水、就医等民生问题。试想,一个地方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无法保证,老百姓还谈何幸福感?

　　市委书记孙政才特别关注民生问题,他先后多次深入贫困农村调研。2014年新年伊始第一个工作日,他便前往渝东南调研扶贫开发工作,并在随后举行的扶贫开发工作座谈会上说:集中资金资源,把有限的财力用到刀刃上,抓好农村居住条件、饮水安全、村卫生室建设、环境连片整治、学生营养改善、文化生活单一等突出民生问题,抓好22件城乡民生实事。

　　那么,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市委、市政府给出的答案是,使资金和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通过扎实办理好22件民生实事,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落实过程中,相关部门自行探索,总结出了不少经验。

　　例如,在山坪塘建设中,市水利局制定了市及市以上分区差异补助政策:主城区每口山坪塘补助3万元,一般区县每口补助4万元,贫困区县每口补助5万元。

　　而涉及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村卫生室建设的环保、教育、卫生等部门也分别出台了差异化政策,对渝东南、渝东北的贫困区县,相应提高了市级资金配套比例。

　　 多件民生实事的同时推进,让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

　　 今年10月13日,黔江区金溪镇望岭村桂花园安置点迎来47户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户。看着自己的新居,贫困户笑得合不拢嘴。

　　 此前一天,奉节县水务局拨款90万元,开始对该县公平镇同心村的44口漏水山坪塘进行“手术”。

　　再早一些时候,城口县河鱼乡,新建成的通村公路如玉带延伸。“十一”国庆节期间,不少客人顺着公路到当地度假。“交通好了,客人才会来!”农家乐业主们笑开了花。

　　 ……

　　 坚持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可持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群众织牢生活保障的安全网

　　尽管执行了如此多的扶贫政策,但一些特困户由于年龄、能力、身体等各方面原因,还是难以脱贫致富,这是扶贫开发中难以避免的问题。而对于这部分群体,实施兜底帮扶是必然选择。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除两极分化,而特困户就是极贫的那一极,必须通过“输血”消除。

　　今年9月24日,黔江区水市乡青龙村,村民谢昌禄在离原来住房不远处修建新房。谢昌禄一家三口住在一间摇摇欲坠的木质结构危房中,他和妻子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原本无力搬迁。水市乡了解到他的意愿后,积极为他争取政策,今年,谢昌禄成为区里一对一兜底帮扶的深度贫困户,圆了他的搬迁梦。

　　记者了解到,黔江区在对特困户的搬迁中,创新实施了兜底搬迁政策,特困户在享受政府补助3万元的基础上,再由区领导、区级部门自筹5万元,确保他们能够住上新房,并有完善的室内设施、有一台电视机、有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根据这项政策,到2015年,该区600余户深度贫困户将搬离高山、搬出深沟,住进集镇或新村新房。

　　对于因病、因灾返贫的状况,我市也制定了相应措施——今年以来,市扶贫办陆续在19区县开展了小额扶贫保险试点,每位贫困户每年只需交纳10-30元,在发生意外伤害时就可得到最高3万元的赔付。

　　市扶贫办资金计划处有关人士介绍,农村扶贫小额保险是面向农村贫困群众的一种保险产品,是防止农村贫困人口因灾因病和因发生人身意外伤亡致贫返贫的特殊金融扶贫工具。它符合新形势下创新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机制、加大财政购买社会服务力度、精准到户到人扶贫的要求。

　　这项政策让贫困户拍手称快:“常年在外干体力活,身体并不好。现在政府买了保险,就算突然生个病,也能减轻不少负担,心里踏实多了。”

　　 毫无疑问,作为多元化长效扶贫体系中的最后一环,我市的兜底帮扶政策,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让贫困户吃下了“定心丸”。

　　为了确保这些扶贫措施执行起来不打折扣,我市不断创新扶贫机制体制,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扶贫开发注入了新的动力活力

　　再系统再完善的扶贫政策,也离不开机制体制创新的支撑。采访中,谈及这一问题,相关人士纷纷表示,扶贫需要与时俱进,才能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可喜的是,重庆扶贫,历来便注重创新。前不久,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13年度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了绩效考评,我市得分列全国第一,至此已连续6年荣获该考评一等奖,累计获得奖励资金1.9亿元。

　　 “能获此殊荣,与机制体制创新密不可分。”市扶贫办相关人士说,“近年来,我们建立并完善了全市相对扶贫标准与国家扶贫标准有效衔接、财政扶贫资金增长等机制,有效确保了扶贫开发投入的稳步增长和扶贫资金‘物尽其用’。”

　　 在此基础上,今年我市在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制度上继续探索、完善。

　　以精准扶贫为例,我市坚持以贫困地区、贫困户为主,今年全市用于18个贫困区县的扶贫资金共14.2亿元,其中投到贫困村的就达到13.3亿元。并且,市扶贫办还落实了产业发展、扶贫搬迁、教育培训、社保救助、对口帮扶等10项到人到户政策。

　　又如,在规范化方面,我市制定了全程参与、专账专户、竞争入围等10项制度,对财政扶贫资金进行流程式、规范化管理。由于事关扶贫资金管理这条“高压线”,马虎不得,我市创新思维,在贫困村普遍组建了3-5人的扶贫义务监督小组,在册义务监督员达5341人,对扶贫资金的流向实现了良好的监管。此外,市扶贫办还要求各区县必须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扶贫重点项目进行第三方独立监督,从专业上监管扶贫资金。

　　该人士坦陈,创新对扶贫而言意味着事半功倍,从“输血”到“造血”,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每一次创新都带来了扶贫成效的显著提高。

　　这位人士告诉记者,随着扶贫开发的持续推进,对创新的要求将突出表现在扶贫政策从群体化到细致化的渐进上面。这种细致化,实质是要求政府面对贫困人口、易返贫人口,要放弃靠一味药普惠他们的思路,应逐地、逐村,甚至逐户制定帮扶政策,“因为大面积的贫困已有相当多的解决办法,现存的‘点’上的问题乃是一地一特点、一户一光景,相互差异极大,彼此困境不同,有的尚可‘开发’,有的只能‘保障’,有的必须‘挪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