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深圳３月３日电（记者 周强）有人晕倒在地，你扶还是不扶？当“扶不扶”成为公众的道德话题时，是否想过这也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具备“会扶”的急救技能吗？
晕倒４９分钟 “空守”４３分钟
２月１７日１０点２９分，在ＩＢＭ深圳公司任项目经理的梁娅突然晕倒深圳在地铁水湾站Ｃ出口的台阶上。１１点１８分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梁娅已经死亡。
当地公安部门提供的监控视频显示，在梁娅倒下后至行人通知地铁工作人员期间，有７位市民从旁边经过未施以援手。直到１０点３２分，一名外籍男子和其女友来到梁娅身边，该男子返回地铁站通知地铁工作人员，工作人员１０点３５分赶到，并拨打了深圳市急救中心的电话。
“最让我们寒心的是，我妹妹躺在地铁站，两名地铁人员过来了没有任何作为，没做任何急救措施，等救护车就足足等了４３分钟。”梁娅的姐姐难掩悲痛，“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妹妹翻身？哪怕只是解开衣领，喂点水？”
目前，梁娅的死因有待进一步调查，而深圳地铁方面至今没有实质性回应，仅在微博上表示哀悼。
记者采访发现，部分受访者除了对路人表示谴责外，更多还对地铁人员的急救技能提出质疑。“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少路人没有经过急救培训，担心帮倒忙可以理解，但作为公共服务部门，连地铁工作人员都不具备急救基本技能，这说不过去。”深圳市民孟密表示，地铁等特殊服务行业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普通民众的急救基本技能。
围观者众施救者少 急救不应“干着急”
实际上，“扶不扶”远不止是居高临下的道德话题，更是切切实实的技术问题。
来自深圳市急救中心的抽样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０日至４月１９日短短１０天内，“１２０”一共接报１４例中青年猝死病例，其中男性１２名，女性２名。年龄最小的才２２岁。而发现这１４例猝死病例的大多数是路人，报警原因多为“看见有人晕倒”。
“在一些普通市民看来，急救似乎只是专业医务人员的事，其实不然。”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科副科长简洁表示，“如果当时有路人及时为这些晕倒的人进行徒手心肺复苏，就不会错过‘黄金８分钟’，或许还能救回几个。”
公开数据显示，深圳因灾害事故意外受伤或突发疾病需要急救的人群，９５％以上发生在医院外，其中有６０％在救护车到达时已死亡，而最初１０分钟是死亡的第一个高峰。
一个个鲜活生命离去的背后，是全民急救技能缺乏的现实。据深圳市急救中心培训部主任赵伟介绍，深圳去年全民急救普及率约为１．５％，而这已经是“率先实现中国红十字会提出的基本目标，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在一份由吉林省民盟提交给吉林省政府的公开提案称，公民急救普知识及率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法国的急救培训普及率为其总人口的４０％，德国更是高达８０％。而据中国红十字会的统计，截至２０１０年初，全国培训合格的救护员仅有１０００万名，尚不足全国人口的１％，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一些医护人员告诉记者，每当１２０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大多是围观者多，但施救者少，面对突发情况，不少群众也是有心无力，“干着急”。
谁来普及全民急救基本技能？
从２００８年汶川大地震开始，一系列自然灾害的发生让急救、避险等安全教育进入公众视野。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立法滞后、部门协调难、经费不足、观念作祟等原因，导致本应该受到重视的全民急救基本技能普及却难以展开。
以深圳为例，负责对普通市民进行急救知识培训的机构主要有市急救中心、市红十字会和７８家市急救网络医院的专业急救人员，但至今仍未形成系统计划和制度，往往培训面不广，普及性不够。
“美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每１００—１５０人的机构必须配备一名受过正规培训，并具有资格证的初级救护员。”赵伟表示，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急救工作的全国性立法，仅仅在广州、西安、成都、贵阳等几个城市出台了地方性的急救条例。
实际上，卫生救护普及培训工作，是我国红十字会的一项常规工作。有红十字会相关人士表示，中国目前的规划多是强调“专业队伍、专家队伍和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却忽视了全民、群众性的应急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普及，而这些恰恰是应急体系中最基础的部分。
“近几年来，尽管我国应急培训力度加大，但由于法规不健全，培训经费不足，以及各层面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导致培训很难接地气，更难常态化。”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训练中心主任辛宝山建议，应该把应急救护的知识和技能的普及列入整个国家应急体系或作为应急救援体系的基础来建设。
业内人士还表示，从操作层面出发，警察、消防员、教师、出租车司机，民航、建筑、电力及其他公共场所服务人员等重点对象应进行强制性培训，筑起拯救生命的第一道安全网；从教育上，应该把安全教育和应急培训，纳入学校必修培训课程；政府、媒体应该加大宣传，普及公众急救意识和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