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安徽省某县级市前两年以“商务中心”名义新建的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2013年6月5日摄）。中央近期再次出台严规，禁止各地新建楼堂馆所。记者在各地走访发现，严令之下，明目张胆建办公楼的现象有所收敛，但一些地方和部门转而以“商务中心”“综合业务大楼”“市民服务中心”等各种名义暗度陈仓。奢华之风由明转暗，究其原因，错位的政绩观、权力观、金钱观是幕后推手。楼堂馆所为何严禁难止？如何遏制花样翻新的奢靡之风？记者进行追踪调查。 新华社发

　　新华网北京２月９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陆文军、张和平、徐海涛）中央国家机关８６个部门和单位清理腾退办公用房３６５万平方米；山西清理超标办公用房６４万平方米，１．５万余个项目被停；湖南党政机关腾退多余办公室，面积８７万多平方米……中央先后出台“停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通知”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后，各地不断传来限建清房“好声音”。

　　继公务出国、公车、公务接待之后，浪费严重的豪华超标“官衙”，成为社会关注的“第四公”顽疾。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在当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应付式”清理。

　　特权意识要消退，隐蔽“官衙”要“显身”

　　湖南省级领导每人只保留一处办公用房；广东清退办公用房３３００多间，面积１４．６万平方米；辽宁省委、省政府领导带头腾退超面积办公用房……近期，多地对领导干部办公面积超标进行了清理腾退。

　　除了“三公”浪费之外，被称为“第四公”的办公用房奢侈浪费成了沉疴难题。中央虽然三令五申，但此类现象屡禁不止。２０１３年７月，两办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为确保落实，有关部门开展了督查活动。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等几大系统的“一把手”，和中央国家机关“一把手”和部分领导班子成员的办公室纳入实测范围。

　　按照相关规定，正部级每人使用面积不超过５４平方米，正司（局）级每人使用面积不超过２４平方米，正处级每人使用面积不超过９平方米……然而现实中不断有面积超标、设施豪华的领导办公室被曝光。从查处情况看，一些问题亟需关注。

　　办公用房面积屡被突破，一些地方置制度和要求不顾。目前多数地方公布的清退数字都很笼统，只涉及单位总人数和清退总面积，清退出来的房子作何用途未作进一步说明。

　　超标用房清查应无“死角”。采访调研发现，随着办公楼奢华之风的蔓延，不少地方出现了“级别越低、领导办公室越阔”的怪象。一些乡镇领导办公室面积超标，并配备会客室、小会议室，乃至卧室、淋浴房，楼内还有健身房、娱乐室，有的甚至达百余平方米。

　　当记者问及办公室超标带来何种影响时，有的领导竟称：“工作辛苦，改善办公条件，有什么不可以？”此外更多的解释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人称“楼盖得有气魄才能招商引资”。

　　一些建成的办公楼“大隐于市”。如四川郫县豪华政府办公楼，建成５年未挂牌，媒体曝光后才“羞答答”地“承认身份”。安徽某县级市气派的市委、市政府大楼启用两年，楼前竟无一块醒目的标识牌。还有一些单位，以“调度中心”“检测中心”等名目“升级”办公楼。专家指出，这类隐蔽的“官衙”必须显身，督查才更有力度。
 

围栏内的郫县政府办公大楼（四川日报记者罗向明/摄）

　　“楼改”不像“切豆腐”，改革面临三难题

　　多年来，关于新建楼堂馆所的禁令不断，但少数“豪华衙门”仍不断涌现。国内一些地方也在悄然试水“楼改”，如浙江温州去年４月率先在全国试水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制度改革，但近一年来步履艰难。

　　原本打算建立“超标办公用房集中统一管理”，即超标建设的有偿使用；无法用于调剂的可市场化运作公开招租，规范国有资产处置行为，但办公用房改革如今却遭遇搁浅。

　　温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陈波介绍，一是“定标难”。根据２００９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县级正职办公室使用面积２０平方米、副职１２平方米，其直属机关科级干部９平方米，科级以下６平方米。而这样的标准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难以“对号入座”。

　　比如，一些县处级领导的办公室往往是“多功能厅”，集办公、会客、小型会议、休息于一体，远超１２平方米。科级干部６平方米，实际上现有办公用房没有这样大小的房子，那就要几个科长合在一起办公，大家挤在一起接待来客、打电话互相干扰。

　　二是“切割难”。办公房屋类型多样，建好后结构、大小已确定，分割、调剂起来不像切豆腐，若超标几到十几平方米，无法“切”出来收回。有的单位独门独院，超出几间房子、几十个平方米，也难以腾出来给其他单位使用。

　　记者调查发现，清理办公用房超标，一是多占的要退，二是“有余”的匀给“不足”的，三是超标面积处置拍卖。但现在多是“避风头”心态。温州一位处级干部说，“用房严重违规的多是领导，清房就是要动领导的特权，他如果不是真心改革，效果怎能落地？”

　　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水过地皮干”式的“假改革”苗头。为应付上级，该局局长、副局长搬到处长办公室，处长搬到科员办公室。

　　“制度＋问责”，让违规者在奢华办公室里“坐不住”

　　自１９８８年首个楼堂馆所“限建令”（《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以来，国家层面发布的政府性楼堂馆所管理文件超过十个。去年底中央印发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中，对办公用房的管理专门设立章节，条目细化到７条，有利于规范和治理楼堂馆所超标。

　　兴建豪华办公楼既是一种铺张浪费，也是官员“特权意识”的体现。一些群众更质疑，建筑工程是腐败高发领域，应关注有人因负责豪华办公楼工程，是否捞到了“意外之财”？

　　“办公楼豪华得像白宫，让群众怎么敢往里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刘献认为，“豪华衙门”之风早就该刹。“楼改”多年来屡陷“一阵风”式的困境，首先在于缺乏制度，多为突击式检查整改，没有问责，最终不了了之。其次，财政预算存漏洞，豪华大楼屡屡获批。

　　“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逊于‘三公’乱象。”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认为，一些地方领导带头“清房”可以降低改革阻力，但要长效遏制“第四公”，核心仍在于监督与惩戒。譬如“晒晒”楼堂馆所“账单”，对于超标面积限期腾退或没收、拍卖，对办公用房统一管理调配，加强刚性治理措施，可以有效避免改革“缩水、回潮”。
 

主楼四楼办公区内的景观（四川日报记者罗向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