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方俊明向记者展示武汉市政府颁发的“见义勇为”荣誉证书。新京报记者 朱柳迪 摄
1980年，方俊明在东湖留影。资料图片
对话动机
方俊明 男，56岁，武汉人。
28年前因救假装落水孩童导致高位截瘫；10天前获武汉市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荣誉称号。
在方俊明昏暗的小房间里，簇新的、红底烫金的“见义勇为”证书，是最引人注目的物件。
10天前，他领到这份荣誉，距离他“见义勇为”已经过去28年。
11月3日，当年的佯装落水的孩童、如今40岁的胡立功（化名）登门拜访了方俊明，方俊明的女儿甚至主动抱了他一下：“我看出他有些紧张”。
11月7日下午，新京报记者见到“胡立功”，但他婉拒了采访—他一直避免出现在公众面前，并坚持让记者用“胡立功”这个化名称呼他。
他说这些年来压力很大，不愿自己的孩子得知自己的经历，希望能获得公众的理解。
“见义勇为的荣誉，方叔叔是应得的。”胡立功说，“当年我顽皮不懂事，造成这样的后果，我很愧疚，心里觉得抱歉。这个事情要面对。”
他说现在想为方俊明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如借辆车，带他去东湖转一转。”
“人像煮熟的面条一样软了”
新京报：过去这么久了，还会想起出事时的情景吗？
方俊明：还会想起，只是想的少，毕竟已经过去28年，时间都把人心磨平了。
但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得清晰。1985年8月26日傍晚，天气炎热，我和两个同事走到东湖沿湖路九女墩附近时，听到喊“救命”的声音。
新京报：你当时很焦急？
方俊明：是的。我们看到大概30米外，有个孩子模样的人在水里上下挣扎，我一下冲过去了。当时就想着尽快救人，其他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对着湖猛地就扎了下去。谁知道湖水很浅，头撞在水底的石头上，当时人就像煮熟的面条一样，整个软了，一下就没了知觉。
新京报：醒来后发现自己没法动弹，心里怎么想？
方俊明：得知可能终生瘫痪，我脑子就一下炸开了：坏了坏了，我以后是啥样？转到康复医院后，每天扎针，但没什么效果，我躺在床上，眼泪止不住地流，心想，人要一辈子这样，太可怕了，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新京报：当时你最害怕面对什么？
方俊明：一辈子都需要人照顾，拖累人。我好强，工作一定要干得比别人好，各种体育比赛要拿名次。现在不仅不能比别人强，连正常人都比不上，想死的心都有。
新京报：轻生过？
方俊明：在医院，趁没人，挣扎着从床上翻到床下，想摔死。死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床那么矮，怎么摔得死呢？想死都死不了。
新京报：后来怎么接受事实的？
方俊明：过程很痛苦。一个字，熬；熬着熬着就好了。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体会。我感觉两年多一点，才慢慢适应了。
新京报：会觉得那两年多很漫长？
方俊明：算是短的了。前一段在电视上看到一位经历汶川地震的宣传部长自杀了，我就想，这么大的难都躲过了，（自杀）真划不来。是不是应该找个经过蛮大苦难的人劝他，会有用一点？
“我怕他觉得愧疚”
新京报：醒来后有没有询问落水小孩的情况？
方俊明：当时听照顾我的人议论，说我另外两个同事发现，孩子没事儿，是学电影里的场景，跟岸上的妹妹闹着玩儿，故意喊救命的。其实那水才齐到小孩胸口。
新京报：那时心里有暗暗责备恶作剧的孩子吗？
方俊明：没有，就想着自己的病情，想着早点出院，哪还顾得上责怪孩子。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你心里怪过他吗？
方俊明：从来没有。每次说这个答案，很多人还是追问，好像我不怪他就不正常。但我打了个比方，你怨恨他一次不够，怨恨十亿次又怎样呢？我把数字拉大，不过是想证明，确实没有埋怨过，因为知道埋怨没有用。
新京报：听说你们1995年曾经见过一面？
方俊明：是的，当时也是媒体让他来，我说不来也行，他是小孩，没有什么意识。而我要是小心点，也不会出事，所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
新京报：当时他道歉没？
方俊明：用不着道歉，也没感谢。但看他后来接受采访，很愧疚的样子，觉得是因为他我才成了这个样子。
新京报：前几天再次见到他，感觉不一样了吗？
方俊明：他现在是中年人了，年龄更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小孩。我说，你的担子更重了。他也问我身体怎样了，让我多注意身体。
新京报：这一次你心情如何？
方俊明：我心情很平静，我觉得他不来最好，事情已经过去了。他是无意识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再说了，我怕影响他，怕他觉得愧疚。可能有些人要追究他的责任，可我觉得没必要，就是意外。
“说到底，是个意外”
新京报：是否后悔救人？
方俊明：后悔我自己没多考虑一下，如果脚先下去，就不会出事。但人还是要救，救人的本能，不会变。而且说不定哪一次就是你自己遇到危险，你也有求生的欲望，希望别人来救你。
新京报：有没有觉得你的故事开头善意，结局荒诞？
方俊明：说到底，是个意外。我救人心切，但人的力量渺小，怎能抵挡灾难。
新京报：妻子离开的时候，你怪过她吗？
方俊明：没怪她，就觉得人太现实了，我才从医院回家不到5个月，她就走了。人吃五谷杂粮的，怎能不生病？如果是这样就离开对方，真是和那句俗话一样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新京报：女儿有没有问过你救人的经历？她和家人对此是什么态度？
方俊明：没有，我们从没正式聊过这个事情，她是听她奶奶讲过我的故事。感觉她慢慢长大，都理解了。我母亲也会抱怨，说我救人不注意安全。
新京报：那别人怜悯的眼光你能接受吗？
方俊明：我不喜欢别人的怜悯，也不愿意别人来探望，这些年也有人要为我捐款，打听我的地址，我都不告诉他们，而是跟他们讲，应该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新京报：今年有导演根据你的经历改编了一个话剧，在武汉上演得到了很多好评，第一次看自己的故事时，是什么感觉？
方俊明：觉得人的意外真是没法把握的，只希望这一切没有发生。但话剧跟现实是有距离的，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没法演出我当时的心态的。
新京报：话剧上演后，你主动提出希望政府认定自己的见义勇为行为，是觉得自己没得到应有的荣誉和补偿？
方俊明：一直有这个想法，要不要去领一个这样的证明；有个证据，证明我是实实在在救人了，不是我在这儿瞎说。话剧上演后，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副会长邓斌看到报道，上门看望我，我就提出这个要求，社区工作人员还主动帮我收集材料，我很感动。
“弥补了心头的缺”
新京报：得到“见义勇为”称号后，什么感觉？
方俊明：算是弥补了我心头的缺。我提出要求后，政府这样重视我的心愿，有点意外。
新京报：看过有你的新闻的那期《新闻联播》了吗？
方俊明：看了，还用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留个纪念。新闻联播啊，不是一般人上得了的，是很大的荣誉。
新京报：会觉得荣誉到来的太晚吗？
方俊明：其实等待的时间并不长，我也是近些年才希望有个证明，愿望这么快能够实现，觉得高兴。
新京报：拿到见义勇为的证明，上了《新闻联播》，你的生活发生改变了吗？
方俊明：改变多了，来采访我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好多活动得参加。比如前几天去参加市民大讲堂，台下人特别多，像剧场一样。
新京报：那讲自己故事还会觉得痛苦吗？
方俊明：还好，因为过去很久了；但老让我回忆，还是会有心一缩的感觉，确实不好受。不到非回忆不可的地步，我还是尽量不去回忆。这些不是我喜欢的，但没办法，有人希望知道我的故事，我就讲，像完成任务一样。
新京报：你不喜欢公众的这种关注？
方俊明：我觉得失去了自由，这两天我已经没机会出去晒晒太阳，转一转了，生活节奏被打乱了。
新京报：但比起之前被忽视，被关注难道不更好吗？
方俊明：其实以前我该得到的都得到了，单位从一开始就落实了我的工伤待遇、护理费，以前也得到过媒体关注。可能另外一些见义勇为的人，待遇还不如我，更需要关注。
新京报：那你的心态上有什么改变吗？
方俊明：就希望这一切赶快结束，我能过正常生活。以后有记者再来找，我就说该说的都说了。
新京报：现在觉得自己幸福吗？
方俊明：幸福，心愿了了，日子很安稳。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武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