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让欧洲各国的不少公用事业都受到影响，很多房产和基础设施都急切的寻找接盘人，成为了名符其实的价值洼地。而在之前的专题《外国人为何逃离中国》中就曾有过分析，在最新一轮的经济复苏中，新兴市场国家为主的亚洲地区经济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复苏的发达国家再次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主角，大量资金都重新涌回发达经济体。

经济形势转好且资产估值合理泡沫风险较低，再加之欧洲多数国家还拥有较发展中国家成熟很多的法治环境，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也较少，更利于商业发展。这些都让欧洲重新获得了资本的青睐。

今年前三季度，涌入欧洲股市的外来资金创造了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

而包括李嘉诚在内的商人“脱华入欧”的原因也不外乎如此，实际上，李嘉诚的此次转投欧洲并不是突然的举措，而是其财团一贯经营策略的延伸。换句话说，李嘉诚的企业其实一直很国际化，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李嘉诚就投资欧洲多国电讯业务，甚至在以色列创立Partner品牌并推出移动通信网，新世纪又投资facebook和siri，这些当时也都曾被质疑“撤资香港”，但结局都是李嘉诚获利颇丰。而如今，长江基建和和记黄埔海外业务版图早已涉及全球50多个国家，占集团业务的80%，其旗下长江集团香港员工数目只有3万左右人，而海外员工数目则高达20万人，是一个名符其实的跨国公司。…[详细]

对外投资对多数企业都是好事，通过国际间的资本流动，一方面可以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把鸡蛋分到更多的篮子里”，规避资产过于依赖一个国家市场的风险。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下，自2002年中国允许对外直接投资后，中国的对外投资量已经连续11年上涨，到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还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2013年来，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微妙变化，本国经济增长不尽如意，中国企业更是进行了更多更大规模的海外投资。仅以英国为例，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人在英国的投资并购项目资金就超过了80亿英镑。华为追加13亿英镑扩大在英业务、吉利1104万英镑收购伦敦标志黑色出租车、光明集团7亿英镑控股维他麦、地产公司总部基地12亿英镑买下皇家码头、中国平安2.6亿英镑成为劳合社大厦新主人、大连万达斥资7亿英镑伦敦建五星宾馆，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在英国注册的全资子公司银杏树投资有限公司，斥资5.5亿英镑（约50亿人民币），从英国巴克莱资本手中买下英国重要住宿提供商UPP Group Holding Ltd.40%的股权。而李嘉诚更是在近几年投资80多亿英镑，控制了英国天然气近三成市场、四分之一的电力分销市场以及约5%的供水市场。…[详细]

中国对外投资增速很快，面对接二连三的并购，不少媒体都会以“中国买下世界”来形容这类并购潮。但实际上中国年对外投资额和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都还与发达国家相去甚远，“买下世界”的说法名不副实。

根据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319.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3位，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日本的50.4%。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中国发展教授彼得·诺兰（Peter Nolan）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数据。2012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3.6万亿美元，发达国家占据其中的79%，中国占比不足3%。…[详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远不及发达国家，且投资地域也存在很大局限性。

除了对外投资的总体量较小以外，中国内地对外投资的另一大硬伤是局限性大，多数投资都放在了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这种极为局促的投资，其实会大大降低资本规避风险的能力。根据剑桥大学彼得·诺兰教授的测算，2009年，中国内地68%的对外直接投资位于香港与澳门。而根据商务部的数据，在2012年，香港仍然是中国内地最大直接投资目的地，所获投资额遥遥领先第二位的美国。

《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显示，包括采矿，建筑和金融业在内的7个行当占据了中国对外直接库存量总额的92.4%。关于这种趋势，在之前的专题《中国人投百亿美元在美国买房为洗钱？》《中国挖动大半个地球》也有分析。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科技（包括智能手机，个人电脑，汽车和大型客机）、制药等领域占比要远高于中国，而即便是在采矿、建筑和金融领域，他们的投资总量也远超于中国。

总结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也没能摆脱国内经济粗犷发展的惯性。而这种投资策略下，虽然中国企业付出了大量的资金，但却几乎没有培育出任何在全球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而根据诺兰教授的分析，发达国家现有支配性企业的领先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很难涌现出这样的企业。

当企业将巨资投向本国以外，在此过程中，企业无疑会失去一些国别特征。对于大型企业来说，这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安。政府方面，他们发现针对“本国”企业的征税和监管难度加大了，而某些民众也会认为企业的这种出走是一种“背叛”。

此外，由于政治和知识产权记录不良等因素，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有时也会引来投资国的质疑。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之前《美国人为什么要阻挠华为中兴》专题提到的华为、中兴多次意欲进入美国市场而得不到允许。

像李嘉诚、王健林和宗庆后这些商人，虽然有些投资决定可能仅仅是出于股东利益出发，但实际影响往往会被贴上些政治标签。在李嘉诚产业此次的套现和投资决定作出后，香港和英国民众就都有很强的反弹，香港媒体质疑李嘉诚是“逃离香港”，而英国有媒体则警惕的表示“中国人买下了英国，控制了英国”。由于质疑的声浪太强，以至于年过80的李嘉诚不得不开了一场非正式的记者会，并透露出口风：“我爱香港、爱国家，长实和黄绝对不会迁册，相信多年后都会屹立于香港，但生意规模大小会随香港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而作出决定，当然股东的利益，我也要负起绝对的责任。”希望以此平息担忧。

宗庆后家族的遭遇也类似，在娃哈哈决定投资海外时，有媒体就在采访宗庆后女儿时就质问：“难道你要把企业都搬到国外去吗？”…[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