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一系列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也没有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重庆市委四届三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渝东南地区的生态主体功能地位,为这一区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就是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但长期以来,面对经济指标的相互攀比,我们也曾走上盲目发展工业的道路,其中不乏有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情况。这次五大功能区的划分,让我们在发展思路上回归了理性。虽然肩上的担子依然很重,但生态保护的目标和思路很明确,我们更清楚该干什么。”市委四届三次全会后,渝东南各区县主要负责人长长舒了口气。
    目前,世界各国正在孜孜以求地探索生态文明的实现路径。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主要依赖增加投资和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同时也让生态环境面临异常严峻的挑战。
    这一点,在重庆这个工业城市也有所体现,都市圈自不必说,就连生态环境公认较好的渝东南地区,也不时受到生态灾害的威胁。全委会《关于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加快建设五大功能区的意见》将渝东南设立为生态保护发展区,就是希望渝东南在保护与发展上做出有益探索。
    在传统意义上,保护与发展是一对天生的冤家,那么,渝东南的“生态保护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那么应当如何保护?如果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又当怎样发展?
    “工业立县”的思路曾让渝东南各区县走入误区。保护与发展没有此消彼长的关系,渝东南地区需要寻找的是一个平衡点
    保护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各界人士一直争论不休的焦点。
    依照传统观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取物质生活资料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向环境排放的废物也急剧增加,从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也日益加剧。
    因此,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这对矛盾的斗争愈演愈烈。
    然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斗争性与同一性。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样如此:一方面经济发展后,人类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保护和改善环境,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环境保护又能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提高经济效益。
    具体到渝东南地区,情况又当如何?
    渝东南地区是我市公认的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之一,包括黔江区、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武隆县、彭水县等6区县(自治县),约1.98万平方公里。这一地区拥有众多国家地质公园、湿地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森林覆盖率达到49.4%,比全市平均水平高出8.3个百分点。
    但多年以来,“工业立县”的思路曾让渝东南走入误区。一位区县官员告诉记者,曾想复制沿海模式,走大招商、大工业、大发展的道路,但困难重重,一些工业企业进来了,经济虽有所增长,但付出的环境代价是惨痛的。这让他幡然醒悟,转而发展生态旅游,走绿色崛起的道路,反而求得了环境与经济的和谐。
    这绝非孤例,渝东南6区县,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经历。以招商为例,A县收取的土地租金很低,B县便针对性地提出不要租金,C县更进一步,不仅不要租金,反而还有奖励。区县“血拼”,最终受害的是整个地区。
    上述种种,都是由于定位模糊所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庆育说,将渝东南定义为生态保护发展区,就是进一步明确定位,让这些区县的工作中心从经济建设转到生态保护上来,把它们从以GDP为纲的热潮中解放出来,转而走上绿色、低碳、循环的道路。
    那么,发展怎么办?杨庆育的解释是,市里从来没说不发展,只是要处理好关系。渝东南是“重庆之肺”,生态是最大的优势,提供生态产品就是发展,提供碳汇也是发展,如果没有渝东南承担生态功能,重庆的宜居就无从谈起。
    杨庆育说,只有当发展模式选择不当时,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才成为一对矛盾,如果转变观念,用生态环保的眼光看待发展,不但不会阻碍发展,反而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做到两者和谐统一。
    渝东南地区既是生态敏感区又是生态脆弱区。“面上保护、点上开发”的办法,既能有效保护生态,也能合理开发资源,有利于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
    既然保护与发展不是矛盾,或者说,不成为一对根本性矛盾,那么渝东南6区县应当如何妥善处理二者关系?
    全委会给出的方针是“面上保护、点上开发”,这怎样理解?
    市林业局局长吴亚告诉记者,渝东南地区既是生态敏感区又是生态脆弱区。“敏感”是因为该地区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与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区,而脆弱则是因为人地矛盾突出,石漠化面积达3725平方公里,占该地区国土面积的近20%,占全市石漠化面积的41.6%。
    “这些地方本来就属于喀斯特地貌,石头上形成1厘米厚的土层需要3000年时间,但一旦被破坏后,一场大雨就冲刷掉了,恢复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何丙辉如是说。同时,石漠化仅是该地区生态环境的“杀手”之一,生态灾害、水土流失和农业面源污染同样不可小觑。
    正因为如此,要从面上进行保护,一方面通过种树、种草加大治理力度,采用封山育林的方式,给大自然留足休养生息的时间,另一方面要结合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等工作,给人们留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减少人地矛盾。
    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发展,所以不管是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还是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我们都加上了‘发展’二字。”市发改委规划处处长钟颜麟解释。
    发展是多方面的,生态产品就是重要方面,有形的生态产品自不必说,可以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林下经济,而无形的生态产品则更让人瞩目。市林业局测算,每增长1立方米林木蓄积量,就增加0.63立方米的新鲜空气,渝东北和渝东南的森林资源占全市的73.9%,其无形的生态价值难以估量。
    对于其他工业,市里的意见是“点上开发”。换言之,不是不能搞,而是不能多点开花、无序发展,甚至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
    在此轮转型中,矿产业成为焦点。事实上,渝东南矿产资源丰富,我市重点勘探的八条成矿带中有两条分布于此,秀山县平均品位高达25%的锰矿,与湖南花垣、贵州松桃被齐称为中国锰矿的“金三角”,酉阳的汞矿被喻为全国“五朵金花”之一,极具开发潜力。
    何丙辉认为,开发之前就应做好矿渣回收和处置规划,发展生态工业,整合现有企业,提高加工深度,延长产业链条。
    “总之,这个区域的关键产业应根据以下四个原则进行选择。”他说,一是较好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二是产业间的充分关联效应,三是经济-环境-社会的综合效应,四是可持续发展潜力,四者缺一不可。
    渝东南是我市经济最为落后的区域。要打造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必须有相应的政策、机制作为支撑,不然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就会成为镜花水月
    多位参与《意见》起草的人士向记者透露,《意见》起草时,争议最多的是渝东南、渝东北两个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从以经济建设为主到以保护生态环境为首要任务,大家一下子还转变不过来。”
    多年以来,对地方干部政绩评定的关键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生态环境保护指标并未真正纳入考核指标,造成“经济增长即政绩”。环保指标不是政府政绩的关键指标,必然导致各级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行为,忽视环境保护,从而形成政府行为与政府方针矛盾。一方面政府提倡重视环境、改善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又将环境保护置于脑后;一方面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和税收、就业的盲目追求,另一方面是政府执法和监督部门对环境破坏行为听之任之。
    特别是在渝东南地区,由于历史、区位、文化等多重原因,这里相对贫穷,人均GDP只有全市平均水平的57.5%,没有规模化的工业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总量、产业发展水平在全市都相对滞后,是我市最为落后的区域。所以,在发展上存在急功近利、掠夺式开发、对自然资源予取予求等倾向和做法。
    用考核引导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势在必行。杨庆育说,市里已充分考虑到这一问题,在对渝东南地区的考核上,大幅降低经济增长贡献度考核和指标权重,提高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发展类指标考核权重。
    对此,何丙辉表示赞同,他说,完善政绩考评,应把绿色GDP、社会综合资产指标、国家资源环境安全系数等都纳入考评体系中,防止地方经济发展中掠夺性使用资源等现象。同时,要用税收优惠、贷款低息、技术创新奖励等政策,支持、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制造,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相关区县主政官员则呼吁建立生态效益补偿机制,该人士说,这是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一些人多占了环境资源,另一些人占有的远远不够,国家应该在他们之间进行平衡和调整,“补偿的目的是确保对生态保护贡献者的继续再生产和发展的能力,形成造血机能与自我发展机制,使外部补偿转化为自我积累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