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巫溪是到主城路程最远的县,往返一趟要13个小时,加上办事时间,办理一个审批事项,至少要两三天。”巫溪县委书记唐德祥说。
重庆是直辖市体制,但就市情而言,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不仅是巫溪县,其他边远区县如巫山、城口、秀山等,往返主城也在8到10个小时;为一些审批事项,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路上,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
如何发挥直辖市“扁平化”管理的体制优势,让区县发展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市委四届三次全会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向区县放权,更好地发挥区县政府贴近基层、就近管理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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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包含三个层次
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立足我市发展实际,取消部分行政审批权;将原来市有的审批权下放或委托给区县审批办理
“向区县放权不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也是区县发展的需要,这有利于推动行政管理重心下沉、市与区县的权责对等。”市编办一名工作人员说。
那么,如何向区县放权?该放哪些权?作为具体实施向区县放权工作的牵头单位,市编办表示将按三个层次推进——
第一层次是“普惠式”放权,即向全市所有区县下放的行政权。例如,无需上报国家审批、无需市级财政投资、无需全市统筹安排的投资审批事项,都可以下放给区县审批;一些直接面向基层和群众的、由区县实施更方便有效的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也将下放给区县。
第二层次是“差别化”放权。此类放权则是根据此次对五大功能区的划分,针对各区县发展重点任务不同而实施的差别化放权。例如对都市功能核心区要有收有放,对城市发展新区要充分放权,对渝东南、渝东北则要彻底放权。
第三层次是要合理划分市与主城区的事权。就市里而言,原则是“市管重要、市管跨区”,即重大事项和跨区的事项由市级层面管理,其余的凡是法律法规明确由区县政府管理的事项,都将下放到区县。
市编办工作人员称,市里将积极创造条件,遵循“成熟一个、推进一个”的原则,逐步向区县放权。
放权内容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国家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立足我市发展实际,取消部分行政审批权;另一方面是将原来市有的审批权下放或委托给区县审批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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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体制改革逐步走向深入
“扁平化”的管理机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扩权强区强县并不是一个新鲜名词,自2001年国务院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我市就相应地推进扩权强区县改革,至今取得了很大成效,改革也逐步走向深入。”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陈文权教授说。
从2001年以来,国务院进行了6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共取消和调整2497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
我市从2001年至2011年先后对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8次清理,共调整和取消行政审批项目1277项,项目精简率为66.89%。
重庆设立直辖市以后,直辖市的管理体制,使重庆与普通省份相比减少了地市一级行政管理机构,由市直接管区县。这种“扁平化”的管理机制,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但是,由于地市级行政权力上收至市里,客观上造成市权过大、市与区县权责不对等。
因此,近年来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我市扩权强区强县的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例如,2007年2月,我市就曾对6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其他边远区县进行放权,下放的92项行政权,涉及发展改革、经济贸易、国土、交通、财税、规划、建设、环保、农林水等。
简政放权的结果是行政效率的提高,区县在发展中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一些区县评价这次简政放权为“从政策上下了一次‘及时雨’”。
那么,此次放权将涉及到哪些行政权力?
“我认为重点仍然是经济管理方面,社会建设、公共服务方面放权的力度也会加大。”陈文权说,具体可能会集中在区县自主决定投资、社会事业、非行政许可审批3个重点领域,以及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直接服务人民群众领域的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减少和调整力度。
陈文权表示,此次我市向区县放权,既体现了与中央保持一致,又充分考虑了重庆的实际情况。
从中央的精神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专门提到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十八届二中全会决议上又进行了专章阐述。今年5月20日国务院决定,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共计117项。
“中央政府为我们做出榜样,此次重庆放权的力度肯定不小,相信扩权强区县的改革将进一步推向深入。”陈文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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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压力,更是动力
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市级权力下放,区县在获得权力的同时,要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增加
但是,向区县放权,同样被区县领导认为是一种压力。理由很简单,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市级权力下放,区县在获得权力的同时,要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增加。
行政权下放之后,如何用好这些权力,对区县干部来说是一次考验。
一位县委书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向区县放权,该县将立即组织人员进行培训,做好承接准备,确保权力下放到位,落到实处,真正为发展服务。
相对于“压力”,更多的区县干部认为放权带来的“动力”更重要。
西南证券董事长崔坚结合以往的工作经验表示,“隔层”指挥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提高效率。把对区县发展有利、而且区县可以很好行使的权力下放,有利于区县研究自身发展规律,也有利于区县干部的成长,避免养成对上级的依赖性。
崔坚还认为,此次向区县放权与五大功能区的划分是相对应的,五大功能区各区县发展的重点不同,所需要的行政权力也各不相同,因此,在行政权下放中,相关部门要注意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根据区县的发展实际来放权。
“向区县放权,对区县政府来说,增强了自主权,便于因地制宜搞好管理,对于企业和人民群众来说,同样是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唐德祥说。
特别对企业而言,开工一个项目,可能需要往返区县和市里十几次,因此这些企业对扩权强区县、精简审批事项都有很大的期待。在此次全委会的分组讨论中,一位国有企业领导称,有时开工一个重大项目,章要盖上百个。“如果拿‘过五关斩六将’来比喻,我要过一百多关,‘斩一百多将’。”他说。
所以,简政放权过后,区县也需要转变思维方式,不能只看到“权”,要更多地看到“发展”;不能把权力捏在手中,成为企业办事的一道新“关口”。
市纪委相关负责人在小组讨论时表示,权力下放对应的必然是监督机制的完善,防止监管真空,避免“一放就乱,一乱又收,一收就死”。因此,纪检部门将加大对下放权力的监督,并根据五大功能区的划分,根据区县发展重点不同而强化监督。
此外,取消一些行政审批,为企业“松绑”也要避免“一放就乱”,纪检部门将出台全市统一的信用平台,为企业建立信用记录,用征信系统约束企业,用更科学的手段确保其诚信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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