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的公布，使得《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中关于劳务派遣的相关条款得到了明确和细化，单位用工行为更具有可操作性。”辽宁信诚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王波说。

    这家成立较早的人才服务公司，见证了劳务派遣制度在中国萌芽起步、迅猛发展，再到使用泛滥的全过程。“从去年底《劳动合同法（修正案）》公布，直到７月１日新法正式实施，其实业界已经意识到劳务派遣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王波说，但是应该怎么走？包括用工单位、人才服务公司和劳动者在内的三方，都有些茫然。

    信诚公司的心态颇具代表性。在中国，国有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乃至民营企业中，有大量的“临时工”。作为和“正式工”相对应的一种劳动者，他们往往拿着偏少的工资，享受着偏低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究其原因，他们没有与用工单位直接发生劳动关系，而是由人才服务公司派遣而来，成为所在单位的“二等公民”。

    ２００７年，中国颁发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了劳务派遣制度。短短几年时间，这一用工形式就在中国各地快速发展，以劳务派遣为主的“临时工”迅猛增加。据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被派遣劳动者人数２０１１年达到约３７００万人，占到国内职工总数的１３．１％。这一比例大大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在大连一些单位，派遣人员比例达到６０％到９０％，如一些加油站里的绝大多数员工都没有正式编制，一些造船厂除了管理层其余全部用临时工。”东北财经大学长期研究劳动法的赵德淳副教授说，社会上竟普遍形成了“正式工”（也就是合同制用工）和“临时工”（也就是劳务派遣工）的“双轨制”用工。

    “双轨制”带来同工不同酬、劳动者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部分劳动者缺乏保障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引起中国管理层的重视。去年年底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修正案）》，重点就是对这种“双轨制”进行调整。比如明确了劳务派遣只能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岗位，要求用工单位对派遣工同工同酬，抬高了经营劳务派遣公司的门槛等。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曹晶荔说，人社部７日新公布的《劳务派遣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很多硬指标，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表明中国政府限制用工“双轨制”的决心。

    比如，《规定》明确了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具体内涵，同时又规定了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比例不得超过用工总量１０％的“高压线”。例如其追责条款，就规定了用工单位违法使用派遣工，经人社部门处罚后仍不改正，则视为违法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已与用工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用工单位应及时补订劳动合同。赵德淳说，类似条款极大提高了单位违法用工的成本，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害。

    《劳动合同法（修正案）》７月１日实施后，一些用人单位为规避法律责任，强行退回派遣工，导致派遣工利益受损。大连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处长杨雪梅说，为保障法律的平稳实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劳动合同调整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规定》提出即便已签订的劳动合同不符合规定，也应当在合同期限届满再作调整，“这种设置‘过渡期’的做法，也比较现实可行。”

    从确立劳务派遣的合法地位，到修法加以限制；从出台规范劳务派遣的原则性要求，再到制定细则，北京大学劳动法研究所研究员梁智说，这表明中国在限制用工“双轨制”的道路上越走越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