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甚巨。因北洋舰队曾有“亚洲第一”之光环，后世常觉得其本有击败日本的机会，故对此役之全军覆没，不胜扼腕叹息。殊不知，北洋舰队当年根本没有半点取胜的希望。

对甲午前后中日海军的实力演变，一种相当广泛的意见认为：中国本来领先，但因诸如慈禧挪用海军军费等高层腐败问题，海军建设渐趋停滞，遂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进而有甲午年的悲剧。这种意见虽足以满足国人某种心理安慰，但却不是事实。事实是：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海军建设，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从来都被日本远远地甩在屁股后面。先说硬件。

按理说，中国1840年经历鸦片战争之败，后又饱受英法等国海军欺凌，早该知海军重要。然而，除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等人曾向法美等国购得三四艘洋船外，此后三十年，清廷完全就没想过要建立海军。一直到1874年的日军侵犯台湾之后，朝野上下受到日本刺激，建立海军才真正被提上议程。而自鸦片战争后至日本侵台这30年多年时间里，清廷虽有向国外购买战舰的意向，但都未成功，最终只购进了十三四艘用于听差、军报、巡海、捕盗的非战斗性木质汽轮，皆非战船。

而日本则不然，从1853年美国派裴理率舰打开日本门户之日起，幕府便立即命令模仿西洋炮术铸造铁炮，1853年又解除大船禁造令，设置浦贺造船所，仿造西洋轮船。在幕府的号召下，其他藩侯如佐贺、萨摩、长洲、土佐等也先后设立造船所仿造汽船，奠定了日本造船业的基础。在仿造洋船的同时，幕府及诸藩也积极地向西方国家购买了多艘新舰。计至幕末时期，幕府已拥有美英等国所制之战船9艘，其他类船只25艘；诸藩向英法等国所购船只77艘，合起来计有百余艘之多，此外还有国内仿制的25艘。

也就是说，明治维新还没开始，中国的海军发展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之后中国在海军发展上便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了，日本的海军发展处处都处于优先地位。…[详细]

在造船方面，日本的第一座近代造船所早在1853年11月就于浦贺设立了，该所制造了日本第一艘西洋式舰船，并于1854年下水。1854年日本人从俄国人那里学到了欧洲造船技术。1863年幕府又向荷兰采购造船机器，建设长崎军舰所，专造小型汽船。1865年慕府又与法国合作，在横滨设一制铁所，使横滨日后成为日本海军著名的军港。相比之下，中国真是相差甚远，直到1862年才由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了军械所，1865年9月方于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1866年10月在福州设立马尾造船厂，中国自行生产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恬吉”号直至1868年始由江南制造局建成。也就是说，中国建第一个造船厂比日本晚了9年，而自己造出第一艘机器轮船更是比日本晚了14年之久。

差距还不止造船，对于武器与弹药的改进，中国也明显落后于日本。比如在火药上，1885年法国人发明了爆炸力强于TNT的苦味酸炸药，即“黄色火药”。在1891年，日本人下濑雅允就通过仿制，研制出灵敏度极高、燃烧能力极强的苦味酸炸药“下濑炸药”，并广泛应用于甲午海战。卢毓英在《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中如此描述甲午海战中这种炸药的威力：“‘超’、‘扬’火，烈焰腾空，左顾‘定’、‘镇’亦燃。盖敌人火药甚异，无论木铁，中炮之处随即燃烧，难于扑灭。”下濑炸药具有极强的燃烧性，甚至能够燃烧钢铁，与北洋海军炮弹使用的黑火药相比，完全是划时代的差距。…[详细]

海军建设除了军舰和弹药外，还必须有齐备的配套设施，特别是修理厂。1855年10月，日本幕府为了修理洋船，在长崎设立一座修船所，全部计划及建造皆出自荷兰人之手，机器也由荷兰购买，该厂1861年竣工。而中国同样的修船所直到30年后的1890年11月才在旅顺建成。

这30年的差距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仅有一例即可说明，那就是1886年当“定远”“镇远”等北洋舰队的主力战舰抵华之后，在中国竟然找不到可以修理这些战舰的船坞，当年李鸿章曾谈到：“船坞一项，为水师根本，必不可省之工。今添定远、镇远、济远，吃水至二十尺，不但（大）沽口不得入，即沪口、闽口皆不得入。中国无可修之坞，非借英之香港大石坞、日本之长崎大石坞不能修理。铁舰易积海蠹。或偶损坏，无坞可修，便成废物，此为至要至急之举。”而当时香港船厂也不具备承修 “定远”等主力战舰的条件，丁汝昌等人无奈，只能转往日本长崎为“定远”等舰上油修缮。至于日本是否真的乘机刺探了北洋舰队的情报还未可知，但此举确如马幼垣先生所言有泄密之嫌。然而在中国自己缺乏修理船坞的情况下，为保证舰艇的性能，又确实不得不如此。（孙建军《1886年北洋舰船长崎油修起因探析》）

北洋水师的“镇远”号铁甲舰

可以说中国海军发展步步落后于人，甚至当时中国连一个了解近代海军舰艇发展情况的人都找不出来，最终导致李鸿章等人在组建北洋舰队购买军舰时屡屡犯错，总被忽悠，花了大价钱买回的东西却不实用。这里最典型的有三例：

一是蚊炮船的购进。1874年日本侵台后，当时清廷想向英国购买铁甲舰，但英国不愿开罪于日本婉言拒绝。因海防急需，李鸿章遂同意赫德建议从英国购进了三批共10艘蚊炮船，花了140万两白银。购进时赫德号称“船上安有巨炮、炮弹重约五六百磅、可以击破铁甲船，对于防守海口既为得力而又方便，且其价目亦较他船为廉。”谁知买回来后因不实用而饱受张之洞、曾纪泽等人诟病，李鸿章也发现蚊船船工过于粗糙，极易受损，船身全由铜片镶成，常因船底粘连杂物，需上坞刮洗加油，甚至轮机锅炉也要重加修理，一年两次，所费不赀。可以说花大价钱买回来了一堆废物。（王家俭《李鸿章与北洋舰队》三联出版社2008年版）

二是“超勇”、“扬威”的购进。据马幼垣先生介绍，这是一款“设计错误，优点远远弥补不了缺点的舰只”。英国阿摩士庄厂先后造了三艘，最早建成于1880年11月的一艘，由智利认购，后因设计有问题智利不要，于是英方于1883年6月16日将此舰卖给了日本，易名为“筑紫”。随后造的两艘卖给中国，即“超勇”和“扬威”。甲午战争爆发时，“筑紫”号在日海军服役已11年，日人早就弄清楚了这是一艘问题舰，故在整个甲午海战中都不派它上前线。而中方统帅丁汝昌却视“超勇”、“扬威”为上阵必选。其实在长期维修不佳的影响下，“超勇”和“扬威”在甲午年间的状态还不如“筑紫”，是绝不该推上前线的。由此也可看出日本海军和北洋海军差距之大。

三是“定远”、“镇远”舰的购进。这两艘舰不但北洋海军当时引以为豪，后人也不断赞其威猛。然而据马幼垣先生介绍，此二舰采用炮塔斜置法来安装的每舰四门十二寸主炮中看不中用。因为炮塔斜置法在当时尚在实验阶段，从未用于实战，后来证明此法有三大危害：1、增加了舰船在海上的颠簸程度，严重影响射击精确度。2、射界十分狭窄；3、射击时很容易灼伤自己的甲板。实际上，“定远”舰“中看不中吃，基本上是德人利用中国出资去做的失败实验的产品，本就不该买。”

这几次购舰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北洋舰队的发展和甲午战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在无本领直接吸收西方海军新知的局限下，谁也不能明确指出应购什么款型、什么级别的铁甲舰才合中国之用。”加上在购舰过程中不懂近代海军的李鸿章一人独断，并且其购舰所倚靠的多是商人、政客和军人，很少有专业的国际军火贸易商，因而屡屡吃亏上当而不自知。…[详细]

自从李鸿章购买的铁甲舰、巡洋舰等船只于1886-1887年抵华，北洋海军1888年成军后，除从福州船政局调来了“平远”号钢甲兵轮外，北洋舰队就没有再添购任何舰只。到了1891年，朝廷更是要求北洋舰队在两年内停止向外洋购买枪炮、船只及器械。这对于北洋舰队无疑是致命打击。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据李鸿章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相对于中国军备八年的停滞不前，日本却从来没闲着，1875年，明治政府向英国订购了三艘铁甲舰，即“扶桑”、“比睿”与“金刚”。以当年的（1877）海军年度经费而论，三舰的购费几乎占其全部。就当是日本全国的总预算而言，一舰的购费也占去12.6%，其决心与气魄可见一斑。为了克制中国海军的优势，1887年日本又聘请法国著名造船专家白劳易专门替日本设计建造了三艘大的铁甲舰，号称为“三景舰”。这三艘军舰排水量虽不及中国的“定”、“镇”二舰大，装甲有没有“定”、“镇”厚，但在火力及速度方面却务求超过。此外，就在甲午战前一年，日本倾全国之力筹措经费，继续向英国购买铁甲舰两艘：一为“富士丸”，排水量11750吨，一为“八岛丸”，11750吨。同时自制军舰两艘，一是“明石丸”，2700吨，一是“宫古丸”，1800吨。这些舰艇因时间关系未能参加甲午海战，否则恐怕北洋海军更难过。日本海军扩军力度之大，实非北洋舰队可比。

讫至甲午战前，日本的海军兵力已有各种类型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合计55艘，总排水量63373吨。同时尚有6艘军舰（33330吨）及2艘鱼雷艇（165吨）正在制造中。而当时北洋舰队的军舰25艘，鱼雷艇12艘，计约4万吨，如再加上广东及南洋各舰队的兵船，数量大抵与日本吨位相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军不但留意于军舰的购置，同时在军械方面诸如“下濑火药”、“山内速射炮”、“保式14英寸鱼雷”“LBS测距仪”等的改良与使用方面，也都超过了中国。…[详细]

北洋海军的后勤保障之差，军舰装备陈旧、修缮不济、弹药奇缺和弹药质量低劣等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更致命的是连作为军舰燃料的煤也严重供应不足，比如1889年4月据丁汝昌披露：“经发交定远五吨，到威过磅，仅三吨有奇，数目甚为悬绝。”供应北洋海军的煤炭不仅缺斤短两，而且到急用之时，往往久催不到。1894年6月底，朝鲜半岛正紧张备战之时，需煤甚切，丁汝昌竟收到电报称“矿局下次实难送煤”。矿局不仅不向朝鲜送煤，连威海基地的煤也供应不足。甚至到了8月24日中日战争早已爆发，丁汝昌还要向煤矿发电报催煤。

即便是送来了，也多是劣质煤，这让甲午海战时北洋舰队吃了大亏。1894年7月30日甲午战前，丁汝昌指出：所运之煤“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汽力，兼碍锅炉。虽在常时，以供兵轮且不堪用，况行军备战之时乎？”直到9月12日中日海军大东沟海战前夕，所运之煤仍是以次充好。本来由于北洋各舰日常维护保养差、修理不及时，以及部分损坏的锅炉未及时更换等原因，北洋舰艇的航速与日本舰队相比已处于劣势，而使用这样的劣质煤，使航速变得更低。原本中方参战的10艘舰艇平均航速为15.5节，而甲午海战中实际平均航速只有10.8节，其中“定远”、“镇远”两舰由原来的14. 5节下降为12节，最严重的如“超勇”、“扬威”两舰原航速由15节下降为6节。大东沟海战中北洋舰队布阵、变阵时，航速只有7节，但仍有少数舰只赶不上，以至变阵还没完成便与日本接战。而日本第一游击队各舰，原平均航速为19.4节，实际平均航速为18节，其他大队各舰平均航速也达14节以上。如此大的速度差距，北洋舰队焉能不败？（丛领滋、龙进峰《后勤保障不力，壮士徒唤奈何——谈北洋海军后勤保障存在的几个问题》；左森《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舰艇技术保障的主要经验教训》） …[详细]

试航中的“致远”号巡洋舰

再讲软件建设，也就是人才的培养。甲午海战中，许多中方将领、士兵战死，后世多慷慨赋予其“民族英雄”的璀璨光环。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战死的将领和士兵，大部分都不能算合格的近代海军人才。

硬件不但跟人家差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软件上也存在着巨大 差距，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早在1855年10月，日本就在长崎设立了海军传习所，并将“观光丸”作为训练船，聘请23个荷兰海军官兵为教习，培养日本自己的海军人才。到了1859年，日人已经可以操纵任何类型的船只而不用外人之助。该传习所培养出了日本第一批海军人才。1863年幕府又在神户设立一个操练所，这里培养出了日后的海军大将伊东佑亨、外相陆奥宗光等人才。明治维新开始后，1869年特在东京设立一个海军训练所（次年改称为海军兵学寮），航海、轮机、操炮等教习都从英美聘请，共计有34人，此所培养出了海军名将山本权兵卫、近藤真琴及东乡平八郎等人。海军军官教育之外，日本还成立了海军陆战队军官学校（1871年10月），招募青年人学训练。为了扩大水手兵源，日本于1873年命各镇守府设置训练所，负责新兵教育工作。在海军留学方面，日本在1862年就已经开始已派遣海军学生留学荷兰；1871年更是派遣海军学生16人前往英、美海军学习，而东乡平八郎即系此次留英学生之一。集30多年的海军培养之功，甲午之时日本海军已经是人才济济了。

反观中国的海军人才培养，则要迟缓得多，也拘束得多。直到1866年，中国才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福州设立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比日本晚了11年。至于海军留学，中国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直到1877年才得以成行，比日本晚了14年。

这十多年的差距对中国海军建设的影响是致命的，最明显的是，与同时期的日本海军相比，李鸿章选拔海军人才时要显得为难很多。一来是没有合适的高级海军将领：原有的湘军水师和广东水师只知江河湖泊水战，不知海战为何物。不得已，李鸿章只能选拔陆军出身对海军完全不了解的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统领。不可否认，李鸿章选择丁汝昌是因为他乃是淮军旧部，对其言听计从。但中国洞开国门40多年后仍然没有熟悉现代海战的可用将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二来，李鸿章不得不过于依赖貌似“专业”但历练太浅缺乏实战经验的海军留学生刘步蟾等人，让他们一回国就担任“定远”“镇远”等主力战舰的舰长职位，并给予他们相当于“少将”军衔的总兵官阶，此后将近十年未曾变动过他们的职位。而相形之下，比刘步蟾早6年留学英国的东乡平八郎则没那么幸运，他在回国后经过八艘各式战舰、陆海军多个职位的磨练，到甲午战前也不过是个大佐而已。相较两人功绩，刘步蟾终是没成大器。而东乡不但参加了甲午海战，更是在日俄战争中一战成名。难怪马幼垣先生诟病北洋舰队的用人制度说：“北洋订购英、德两国的七艘‘远’字号巡洋舰自来华至甲午启衅，全都是由同一人始终任管带。连同早前购自英国的姊妹巡洋舰‘超勇’、‘扬威’亦长期没有更换管带。这是在世界海军史上绝无可能找到另外一例的长期自杀性行动。说此举无异自杀，因为这样的一支舰队必定迟钝不前，暮气消沉”——职位长期固结，人才上升渠道堵死，自然只能是暮气沉沉。…[详细]

更要命的是，李鸿章所任用的丁汝昌、刘步蟾之流，都是长期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上行下效，整个北洋海军吞云吐雾不亦乐乎，李锡亭在《清末海军见闻录》里说：“海军军官生活大都奢侈浮华，嫖赌是平常事。刘公岛上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严复，当时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教习，也是一刻不能离开鸦片，其师如此，学生不问可知。丁汝昌、刘步蟾后来战败自杀，就是“仰药”，吞了随身携带的鸦片而死。丁汝昌是先投降，后自杀，被黄遵宪讥讽“已降复死死为谁？”倒是马吉芬颇能理解丁的处境：“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至于刘步蟾，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说他是被部下所逼，才吞鸦片自杀的，自杀后曾屡次求救：“总兵刘氏尝凄然自夸，谓虽受西方教育，仍守中国礼教，苟丧舰，将自裁。是时舰已丧；其僚属予彼一二日之宽限，以处决其自身之事，并请彼于就义之前，预相通知，俾往致最后之敬礼。故此不幸之可怜虫实被迫而吞鸦片，然吞后立使召克尔克来救，如是者屡。其后一次，克尔克方开始为一伤兵割治，问予曰，‘泰莱，君能代毕此事否?’予答曰，‘予无意试此，君宜先尽对此人之责任，事毕乃赴总兵处可也。’此次克尔克至已晚，而刘君之苦难毕矣。” …[详细]

“平远”号侧视图

一群瘾君子统帅的北洋海军，当甲午开战时，其训练已荒废了四年之久，丝毫不会使人奇怪。在1890年之前，由于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治军严格，所以北洋海军训练和军纪都还过得去。然而在1890年左翼总兵刘步蟾和右翼总兵林泰借“香港升旗事件”挤走琅威理之后，北洋海军开始风纪转坏，训练渐弛。据时任“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深的报告说：“前琅威理在军中时，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船甚难。是琅之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日间虽照章操作，未必认真。至有事之秋，安耐劳苦。”据姚锡光在《东方兵事纪略》中记载甲午战前的北洋海军情形是：“操练尽驰，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

训练荒废四年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在决定命运的黄海海战中，中日两国海军的命中率天差地别。北洋海军诸舰除“济远”因先逃跑而仅中弹十五发外，其余“定远”中弹159发、“镇远”200发、“来远”225发、“靖远”110发，而被击沉的五舰（“致远”等）每艘中弹不下200发。日方舰只不仅全没有被击沉者，受伤最烈的“赤城”不过中弹30发，其次的“比睿”23发、“神松岛”13发等，北洋海军的命中率之差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马幼垣《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中日海军两主将比较研究四题》）据游战洪在《北洋海军作战失利的技术因素分析》一文中介绍，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12英寸口径舰炮发射了197发钢弹，只有10发命中目标；其他各种口径舰炮发射了482发炮弹，只有58发炮弹击中日舰。

最让人不能理解的是北洋海军有两艘鱼雷艇参战，共发射了5枚鱼雷，竟无一命中。例如，日舰“西京丸”，先后遭到“定远”、“镇远”、“乎远”、“广丙”四舰集中攻击，轮机室被击中，蒸汽管被炸坏，蒸汽舵失灵，舵机和信号装置核毁，数个舱室燃起大火，右舷后部水线被击中，海水开始从裂缝渗进。“福龙”鱼雷艇在相距400米时，向已经严重受损的“西京丸”发射了2枚鱼雷，但均末击中；驶近至40米，再发射一枚鱼雷，仍未击中。“西京丸”侥幸得以保全，逃离战场。北洋海军数艘舰艇合力攻击，尚不能击沉一艘商船，射击技术低劣可见一斑。反观日军，黄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用鱼雷击中“致远”，加速了“致远”的沉没；在威海卫保卫战中，日军鱼雷艇多次实施夜间伤袭，用鱼雷击中“定远”、“来远”、“成远”、“宝筏”，使其丧失战斗力。两者相较，高下立现。…[详细]

最后，当甲午海战真的近在眼前时，北洋海军的士气却出人意料的低落。且不说当时李鸿章、丁汝昌等人没有信心，就是底层士兵也无心战斗。最极端的一例便是尽管黄海一役失败在前，威海海战时不但军官对日军的偷袭无丝毫警惕，甚至整个鱼雷艇部队竟然全部逃走了。据镇北舰水手苗秀山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月亮快落时，日本鱼雷艇就来偷袭。当时，来远、镇西、镇北停在日岛附近，成三角形，担任警戒。有个水手发现海面有几个可疑的黑点，向当官的报告。那个当官的也不查清楚，反把这个水手臭骂一顿，说他大惊小怪，无事生非，扰乱军心。日本鱼雷艇见没有被发现，胆子越发大了，就绕到金线顶再向东拐，对定远放了鱼雷。定远中雷后，开到刘公岛东瞳海面搁浅，后来自己炸沉了。第二天夜里， 日本鱼雷艇又进来偷袭，来远也中雷了。差船宝筏和来远停在一起，也被炸翻了。镇北兄弟们警惕性高，见日本鱼雷艇放雷，连忙开车，鱼雷恰恰从船边擦过，没有中。这样一来，弟兄们都火了，枪炮齐鸣，结果俘虏了两条日本鱼雷艇，艇上的日本兵都打死了。以后，镇北就在杨家滩海面上看守这两条日本鱼雷艇。……正月十三日早上，鱼雷艇管带王平带着福龙、左一等十几条鱼雷艇，从北口私自逃跑，多半被日本军舰打沉。还有一条鱼雷艇，在威海西面的小石岛搁浅，艇上官兵逃上岸，被日本人全部捉住，押到西涝台村杀了。只有王平坐的左一，速度快，侥幸逃到了烟台。”就这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了，本该发挥作用的鱼雷艇部队在关键时候也完全没起到丝毫作用。…[详细]

北洋海军的“右一”号鱼雷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