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重庆市不少高寒偏远地区的恶劣条件,这些民谣说得具体、生动:
    “出门就是山,土地在山间;辛苦种一年,只够吃半年……”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烤的是转转火,吃的是三大坨,点的是灯灯角,睡的是包谷壳……”
    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用搬迁带动脱贫,同时也修复青山绿水成为了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
    今年初,重庆市作出了加快推进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重要决定,这是一项针对居住于高山等偏僻地区贫困户,以及危旧房户的一项特殊政策,旨在将他们迁移到资源、基础设施等条件相对优越的区域,达到扶贫和保护高山生态环境的目的。
    半年来,重庆市已下达市级以上资金6.54亿元,规划、建设了1000余个集中安置点,落实搬迁任务9.35万人。
    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是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好办法,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的好抓手,是提高扶贫开发效率的好途径,是建设新农村、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好举措
    近日,记者在秀山县梅江镇晏龙村采访时,“啪啪啪”的鞭炮声不绝于耳。一打听,原来该镇首批50户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户搬进新居,村民纷纷燃放鞭炮庆贺。
    “搬下来就好了。”九组村民陈光胜是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住在半山坡上,每逢刮风下雨,总担心山体滑坡,连觉都睡不安稳。”
    作为该县首批品尝到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政策果实的村民,陈光胜无疑是幸运的。
    今年1月26日,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正式启动。
    搬迁并非新鲜事,为何今年的力度陡然加大?
    “细致分析,其出发点有三。”市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士说,一是推动扶贫,二是改善环境,三是统筹城乡发展。
    就推动扶贫而言,重庆市现有202万贫困人口,其中60%以上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差的高寒山区、深山峡谷和石漠化地区。在这些地方就地扶贫,投入极大效果却奇差,导致不少地区“年年扶贫年年贫”,始终难以摘掉“穷”帽。“根据测算,扶贫搬迁的人均基础设施投入为1.1万元,比就地扶贫节省30-50%,并且返贫率不到1%,远低于全市5%的平均水平,是当下非常好的扶贫方式。”该人士说。
    另一方面,一个居住在高山地区的三口之家,每年砍柴量数千公斤,这对环境大为不利。而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两翼”地区,承担着涵养生态的重要功能。因此只有将高山偏远地区群众迁出,才能降低地区人口容量,从根本上修复和改善生态功能。
    此外,高山偏远地区亦是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而通过搬迁,可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周边集中和转移,推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差距。
    正因如此,在经过仔细调研后,重庆市做出决定:至2017年搬迁50万人,其中今年搬迁20万人。
    搬迁是一项系统工程,新一轮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更尊重民意,更注重围绕新农村建设、产业园区发展、农业产业化培育等进行综合考虑
    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目标是“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搬迁户在努力,相关部门也在辛勤工作。
    首先是搬不搬的问题。这要看群众的意愿,不能搞强制措施,不能搞“一刀切”。所幸的是,在第一次对区县的摸底调查中,愿搬迁的贫困群众达到141万人。
    其次是资金问题。在基础设施由市里埋单的情况下,村民的建房资金来源便成为核心问题。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安置点的房屋大多为90-150平方米,按照800元/平方米计算,需7.2万-12万元。
    这笔钱可以切块为几个方面:一是村民本身的积蓄,约2万-3万元;二是补贴——按8000元/人、每户3-4人计算,可获补贴3万元上下;三是通过“地票”政策,村民可获得一定资金;四是林地及耕地流转费;五是找亲朋好友借款。
    “村民目前筹措资金就是通过这几个渠道,其中也有人因为搬迁有了债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配套产业的问题。”该负责人说,集中安置点的配套产业主要有三类:靠近城镇从而经商,靠近园区从而务工,靠近景区从而发展乡村旅游。
    在已建成的集中安置点,这些思路都有体现。
    例如,南川区山王坪镇将安置点放在集镇周边,这让第一个搬迁来的秦家村村民梁建华找到了商机,他在镇上经营一家土特产商店,月收入五六千元。
    开县满月乡顶星村贫困户沈英,则利用当地开展新农村建设开办了农家乐,家庭年收入近20万元。
    还有一些地区,将原来的耕地退耕还林,利用山地气候发展中药材,既增加了村民收入又绿化了植被,可谓“一举两得”。
    用规划指引搬迁,将贫困人口的动态调整与搬迁相结合,更精准定位贫困人口,户型设计更加实事求是,是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下一步工作方向
    成绩明显但也面临困难,这是记者详细调研后,对半年来高山生态扶贫搬迁的直观印象。
    亮点很多,安置点不仅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了集约用地,减少了投资成本,并且推动了城镇化发展,改变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
    在云阳县凤鸣镇锦屏村采访时,搬迁户陈建军对记者说:在山上常常乱倒脏水、乱丢垃圾,因为“反正没人管”;搬到山下后,这方面大家“自觉多了”,“环境整洁了,大家也不好意思乱来。”
    困难也有显现,例如,贫困户搬迁难,村民的“菜园子地”不够等等。
    不少地方自身也在探索如何解决。例如,针对困难群众自筹搬迁资金能力弱的现状,有的采用了先建一层楼,等有钱了再建一层的办法,让群众先住下来;开县则通过把迁出村宅基地复垦的资金部分转交给迁入村,以帮助搬迁户换取地的办法,并辅以土地流转、规模经营,有效解决了安置点土地不足的问题。
    而在市级层面上,今年6月4日,针对这些问题,市高山生态扶贫搬迁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梳理出7个方面19个问题,明确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总体归纳起来便是,用规划指引搬迁,提高扶贫搬迁精确度。”相关人士说,这里面又细分为几点,包括贫困户的动态调整与搬迁工作要结合起来,提高搬迁群众中贫困户的占比;为贫困户“量身定做”一些小户型住房,避免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并引导贫困户量入为出搞搬迁,不要搞盲目攀比。
    “下一步,搬迁工作还将与市里的五大功能区划分相结合,不排除跨行政村、跨区域安置,这样也能更从容地选址,更有效地解决搬迁中的土地问题。”该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