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曾五度进入中南海，担任中央高级领导人健康保健总管的王敏清是其中的一位。现将王敏清在为中央高级领导做保健工作时的一些见闻，摘录如下――

给周恩来的揭发信转落到康生本人手中

王敏清的父亲王世英因为很清楚康生、江青历史污点，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王敏清对为革命舍生忘死的父亲也遭到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他刨根问底询问，可父亲就是不讲。直到父亲感到可能永远失去揭示真相的时机之际，才把康生的劣迹和他同康生几度交锋的真情告诉给王敏清。

与父亲禀性相近的王敏清，随即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长信，揭露康生的问题。不料，这封信竟辗转落到了康生的手中。结果父亲未能幸免于难，他自己也被打成了攻击康生及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

他的父亲王世英则于一九六八年春，被康生、江青陷害而惨死。

粉碎“四人帮”后，大批受陷害的好干部陆续平反，但由于康生尚未被还以本来面目，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突破重重阻力，党中央才为王世英昭雪平反，邓小平主持了追悼大会。

这年九月，蒙冤十三年的王敏清也得到平反。但坚强的王敏清在自己没获平反、康生问题未被揭发之际，就在二月冒着政治风险，写下了七千余言的长文《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揭露康生的累累罪行。

文章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刊发在《人民日报》上，虽然康生的名字被变通为“那个理论权威”，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矛头所向，反应很好。而且文中直言“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中央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在报上正式公布康生反党罪行和开除其党籍的消息，整整提前了一年。

抢救班禅

一九八五年五月，中央保健局正式恢复时，身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兼任局长。

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到北京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他像往常一样，在八点五十分走进听取汇报的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王敏清局长。电话告诉王敏清：班禅今晨四点多发生心肌梗塞，当地立即组织了抢救，现在班禅的呼吸已经停止，抢救仍在进行中。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王敏清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很快，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都打回了电话，内容都是要尽快组织抢救组。

温家宝在电话里说得更具体一些：“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抢救。”

当他们准备得差不多时，中央办公厅派来接他们去飞机场的车也到了。他们直奔北京南苑机场。王敏清下车时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次赴藏抢救班禅工作的总领导温家宝身穿军大衣，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鱼贯登机，同行的还有班禅的亲属等十余人。在这些人中，王敏清是年纪最大的。

王敏清上了飞机才得知，他们乘坐的大飞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必须在拉萨换乘直升飞机。当飞机快到重庆时，飞行员报告说接到拉萨机场的消息，拉萨气候不好，机场不能降落。他向温家宝请示，是否在重庆降落。温家宝听后，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

下午五点二十分，飞机在拉萨迫降时，果然是狂风呼啸。机场上有两架直升飞机已经发动起来了，王敏清和抢救组人员急忙登上了第一架直升飞机，温家宝也上了这架飞机。

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岸峭壁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在狂风中匍匐在地的野草清晰在目。由于气候恶劣，飞机颠簸得厉害，飞机里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坐着小马扎，机上的人被颠过来倒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呕吐不止，连一名机组人员也吐了。

六点二十分，飞机降落在日喀则的班禅行宫附近。王敏清提着手包，跳下飞机便朝抢救现场奔去。

王敏清还清晰地记得，他们进入抢救现场是六点三十分，当时屋子里已有五十多人。有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工作。有的在操纵人工呼吸机，有的在轮流做心脏按摩，班禅的病榻边竖着输液的吊瓶。

在听了抢救情况的简单说明后，为了及时了解班禅的真实病情，王敏清果断地下令：一切抢救工作暂停五至六秒。因为当时无法判断呼吸和心跳，究竟是班禅自动的，还是人工呼吸机和按摩在起作用。

经过短暂的观察。王敏清和在场的专家们确认，此刻班禅的呼吸已完全停止，全靠人工呼吸；但他的心室有极微弱的、不规则的蠕动。这就是说仍可能有转机的一线希望。他遂下令恢复抢救，决定实施心脏直接穿刺心内起搏。第一次穿刺，做得非常准确、到位。但班禅的心脏没有被带动起搏。

他们决定换第二台起搏机。进行第二次穿刺。操作依然准确、到位，可班禅的心脏依然没有被带动起搏。起搏机都是事前经过检查的，显然，可以排除是机器有故障。

抢救在继续着，一切该做的都做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心脏的蠕动也越来越弱了。晚八点十六分，心电图呈现水平线状态。这说明班禅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

从班禅病发实施抢救，至此已近十六个小时，他的呼吸始终没有恢复。最可能奏效的心脏两次直接穿刺心内起搏，依然无能为力，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已黯然。王敏清向温家宝报告：班禅的心脏于八点十六分停止跳动。

此后，王敏清吩咐抢救停止，收拾抢救现场。没有人对抢救组所采取的措施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王敏清指挥有丝毫不当之处。

快到晚十点时，当地安排医疗组去吃晚饭。王敏清这才记起从早晨离家到现在，他还没吃饭呢！可他此刻只感到撑持不住的困倦，吃饭时嘴里究竟嚼了些什么，根本不知道。

饭后，温家宝对他说：“我已经向北京汇报，中央认为抢救组尽了最大的努力，决定新华社发报道，你们的名字要见报。”王敏清说：“这是很高的荣誉，可我当时听了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当时的意识大概都停止了，唯一的欲望就是躺倒睡觉！当时不仅是劳累，更主要的是缺氧。”
 

抢救胡耀邦

一九八九年，实在是个不寻常的多事之年，而且几件事都出乎意料。班禅副委员长辞世没过多久，又一位精力充沛身体一直很好的中央领导人骤发病变，他就是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而王敏清则又一次成为现场抢救的组织指挥者。

题为《胡耀邦最后的瞬间》文章，记述了胡耀邦那次发病和抢救的过程，那篇文章与王敏清的叙述有很大差异，很有必要对当时真实的情况加以辨析澄清。那篇文章写道：

在政治局开会时，胡耀邦站起来说：“我胸闷，难受。”

这时，胡耀邦双眼紧闭，已经不能说话。大家万分着急，慌乱中有人问了一句：“谁带了保险盒？”恰好江泽民随身带了，就给胡耀邦口服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后来，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

据当时担任保健局局长的王敏清回忆，四月八日中午大约十二点十五分左右。他正在卫生部保健局办公室吃中饭，突然接到电话，说胡耀邦在怀仁堂开会时病倒，要他立即赶到现场。按正常情况，如果中央保健局局长在北京，当胡耀邦出现危机病状，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中央保健局局长，由保健局局长亲自部署抢救，不可能在抢救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得到通报。

他放下电话，立即丢下碗筷，叫来中央保健局的车就直奔中南海。当时中央保健局有一部最高级的轿车，装有车载电话，就是供这种紧急情况时使用的。王敏清在车上给北京医院打电话，要他们派医生紧急赶往中南海怀仁堂。北京医院方面告诉王敏清，救护车和医生已经从医院出发。

当王敏清下车走进怀仁堂时，北京医院内科主任、原来也曾在中南海里当过保健大夫的钱贻简，已经在他到达之前赶到这里。胡耀帮此刻在怀仁堂后面的一个小厅，他躺在担架床上，一面输着液，一面做心电图等检查。

当时情况紧急，胡耀邦面色苍白，闭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钱贻简见到王敏清过来，指着心电图的显示悄声对王敏清说，胡耀邦的心脏有问题。按照通常的惯例，当患者患的是相当严重的病症或绝症时，例如心肌梗塞、癌症等，不能把病情直接告诉病人，只能悄悄地告知患者的家属。因为考虑到他和王敏清说话胡耀邦可能听到，所以他才指着心电图含混地说胡耀邦“心脏有问题”。

谁知胡耀邦听到了钱贻简的话，马上睁开眼睛说：“不对，我不是心脏病，我的胃部疼痛，是胃病。”显然，胡耀邦此刻处于清醒状态，他说这话时，流露出对医生判断的不信服，情绪也有些躁动。

此刻王敏清通过观看心电图，已经注意到分明地显示心肌梗塞的线象。他用很严肃、很郑重的口吻对胡耀邦说：“您确实是心脏病，是心肌梗塞，而且很重，需要住院治疗。”

王敏清说他和胡耀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父亲和胡耀邦在延安时期就相识，自己在担任中央保健局局长后以及自己父亲的平反问题上与胡耀邦有多次接触，相互间已经很熟悉。他知道胡耀邦的脾气跟自己父亲差不多，耿直爽快、忘我奉公。同时也了解胡耀邦一向自以为身体不错，平时不太注意休息，也不太在意医生的劝告，经常违背医嘱连续紧张工作。

正是鉴于对胡耀邦性格习性的了解，王敏清感到倘若不把问题的严重性向他挑明，就不可能引起他的重视，遵照医嘱配合治疗。因此，王敏清一变通常不向患者透露病情严重信息的做法，一反常态地向胡耀邦挑明了实情。

胡耀邦坚信自己是胃病，连医生的话都怀疑，自以为是胃病，他怎么可能像《最后》一文中写的那样，吃下江泽民随身带的硝酸甘油片、嗅亚硝酸异戊脂？而且在中央领导人开会的场合，这些领导人在不待医生出现、诊断就自己掏药给患者吃的情景，是不可能发生的，吃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样描写实在是一种主观臆想。《最后》一文还写道：“医生认为这一措施对舒张血管、争取时间起了很好的作用。”王敏清说他在现场组织抢救，根本就没人提到曾经给胡耀邦吃了硝酸甘油片，嗅了亚硝酸异戊脂一事，那位做出“起了很好的作用”结论的医生不知究竟是哪一位，又究竟据何得出如是结论？
 

听王敏清出语很重，又见他神态严峻，胡耀邦大概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遂安静了下来，轻声问道：“住哪个医院？”

王敏清说道：“要住院就住北京医院。”胡耀邦听罢，又闭上眼睛，未再做声，显然是认可了。王敏清又对他说：“您现在需要安静，待到血压好转后，再送您去医院。”就这样一边诊治，一边观察，直到下午四点左右，血压好转，病情稍显稳定，才将胡耀邦抬上车，送往北京医院。

对《最后》一文中有关“经同家属商量，将胡耀邦送入北京医院”的文字，王敏清说：“急病抢救现场，完全由医生根据病情做决断，哪有跟家属商量的？医疗救治的事医生和家属商量，这医生是干什么吃的？而且当时胡耀邦的家属根本不在现场，他的孩子们更不在北京，跟哪位家属商量？”

另外，王敏清说：“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在抢救现场的医生，只有北京医院的、中南海保健处的和我这个中央保健局的，再没有别的单位的。我可以负责地说，‘北京阜外医院、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专家们也很快被接来了’的说法是根本就没有的事。对此，除了我之外，当时在场的钱贻简大夫也可以作证。”

王敏清跟着胡耀邦乘的救护车，一起到了北京医院。他亲自把胡耀邦送进了病房，并和医院方面共同做了安顿医护的部署。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后，他又在胡耀邦的病房逗留到临近晚上七点，才离开医院。

在此后的四月九日、十日，王敏清都到北京医院去看望胡耀邦，了解病情。他说通常的情况下，病人在医院安顿好了，是不需要中央保健局局长一而再地到病房去看的，但他和胡耀邦的关系非同一般，况且胡耀邦的孩子当时不在北京，所以他一定要亲到病房看望。

心肌梗塞抢救过来后，连续三天病情稳定，按说短期内就没什么危险了。三天后，王敏清因有公务，离开了北京前往广东、海南出差。然而就在四月十六日晚，正在海南的王敏清，从广播中收听到胡耀邦于十五日不幸逝世的噩耗。王敏清感到非常的震惊和突然。他离京时，胡耀邦的病情似乎已经稳定，不存在什么危险了，怎么突然就去世了呢？

王敏清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立刻购买了机票，赶回了北京。到京后，他随即去了北京医院了解胡耀邦逝世的情况，医生们告诉他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胡耀邦没能绝对卧床静养。这和他的性情习惯有关，他不容易静下来。心肌梗塞患者，下床走动，大便用力，甚至在床上翻身用力，都可能发生意外。所以，医生们要求他大、小便不要下床。但胡耀邦总想下床，特别是他对在床上由别人帮助解手极度不习惯，非要上卫生间大、小便，结果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在那些日子里，王敏清的心情十分沉重：对自己熟悉和敬重的父执胡耀邦，本应替代他不在北京的孩子们更多地在他身边守候，可自己偏偏因事外出了。王敏清后悔得无以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