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会产生哪些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性别比失衡的一代进入婚配年龄后，“多余的男子”将难以找到结婚对象，会成为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据预测，2020年左右，中国的光棍将达到3000万至3500万，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对他们个人、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无疑会有重要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称，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源是男女不平等，“性别比问题，说到底是性别不公平，是性别地位的不平等，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基于此而产生的。”“根据我们的研究结论，放宽生育政策是不能完全解决性别比问题的。为什么呢？主要是一个观念问题，许多父母就是想要儿子。”从总体上讲，现在的人不愿意多生了，但在不愿意多生的前提下，还想要儿子。并不是说不多生的同时，生男生女都一样。

　　中国光棍将达3000万到3500万

　　性别比是人口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却与许多男子的幸福息息相关。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叫婴儿性别比，正常情况下，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02个到107个男孩。由于男孩的死亡率高于女孩，到了婚育年龄，男女数量趋于均等。

　　然而，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根据统计，1982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是108.47；2004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达到121.20，成为历史最高纪录。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下降拐点，当年下降到119.45，2010年为117.94， 2011年为117.78，2012年为117.7。

　　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这意味着2012年我国每出生100名女孩，相应出生117名男孩，目前性别比仍在高位徘徊，高出警戒线10多个百分点。

　　有媒体称，我国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最严重的国家，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会出现大约3000万光棍。这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婚姻挤压”现象。“他就会去找下一个年龄组，一年一年往下压，五年以后同一个年龄组的女性都被上一个年龄组娶走了，城市里面的人开始到农村去寻找配偶，农村男青年又过剩，他又开始到山区找，山区的男青年再到更远的贫困山区找。”

　　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基本的出生比应该是100个女孩相对应102个到107个男孩，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比例，这是世界性的，是漫长岁月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在自然情况下，女婴的死亡率低于男婴；在青少年中，女性孩子的意外死亡率是比男孩子低的。男孩子比较调皮，比如很多溺水事故中溺亡的多是男孩子。到了婚龄阶段，两性比例基本上就平衡了，这也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我国现在男孩子比女孩子多得太多了，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将来他们的婚配就可能会有问题，有专家也专门做过这一方面的推测，中国的光棍将有3000万到3500万。”

　　杨菊华称，“如果不能正常地进入婚配，对他自己的生活肯定会有影响，对他的家庭也会有影响。再想一想，什么样的人不能正常进入婚配？肯定是弱势群体。”

　　这么多男青年不能正常进入婚配，不仅影响了自己，也不仅仅影响他的家庭，还会对社会造成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杨菊华称，美国的政治学教授ValerieM.Hudson和AndreaM.denBoer曾经合写过一本书，讲中国的光棍问题。从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这个角度来说，她们认为，这么多的光棍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隐患，可能现在还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大规模失衡是在1990年以后。1990年以前也已经失衡了，但1990年以后更加明显，所以它的后果不是当时就显现的，它的显现有一个过程，这就是许多人口问题的滞后性。

　　性别比问题的本质是性别不平等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有的人认为是“重男轻女”思想在作祟，有的人认为是医疗机构违规鉴定胎儿性别，有的人认为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有的人认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所致。

　　杨菊华说，男孩偏好、生育挤压、便捷技术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三个关键要素。其中，男孩偏好是本源性要素，生育挤压是催化性要素，便捷技术是可行性要素。没有男孩偏好，其他两类要素不会发挥作用；若无生育挤压，男孩偏好可通过多生子女获得，二者均为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必要条件。若无便捷的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即便有强烈的男孩偏好、生育挤压，出生性别比不会如此失衡，因为人们必须寻求代价更大的方法获得理想的子女性别结构；它将事后解决的问题提到事前了。可见，“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说到底是性别不公，是性别地位的不平等，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是基于此而产生的。”

　　为什么一个家庭一定要一个男孩？杨菊华研究发现，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比如传宗接代，这个观念在许多人心里还是有的，即使他不是真的让儿子来养老。很多人可能会说，“儿子是靠不住的”，但是他们心里有一个期待，有一个指望，而且至少他有一个安全感。他如果没有儿子，可能连这个安全感都没有了。

　　另外，中国的父权体制、父系继承制、从夫居制也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女孩婚后要到男方家去，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女孩结婚后就等于离开自己的亲生父母，成为婆家的人。”杨菊华称，“父系继承制在许多地方依然根深蒂固。这种情况下，父母为了维持他在村庄里的地位，为了维护家庭的地位，他们也需要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是儿子给他们提供的。”

　　现在，就业方面也有性别歧视，这也影响出生人口的性别比。同样都是大学毕业生，甚至女孩子的学业水平还优于男孩子，可找工作的时候，女生比男生要困难。

　　“出生人口性别比看起来是生命早期的一个个体的选择，是一个家庭的选择，它实际上与男女两种性别在生命历程中的不公平、不平等是有关系的。”杨菊华认为，“从整个生命历程分析，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结合分析，男生与女生在小学、初中、高中这些阶段还是平等的。现在整个社会发展了，家里的经济能力能够支持为数不多的孩子都上学，另外整个社会的公共教育资源越来越普及。家庭经济水平的改善，加上公共教育的发展，促使女孩子能够拥有与男孩子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

　　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低龄阶段，不论是受教育的机会，还是受教育的年限，两性的差异基本消失，进入大学的机会也日趋平等。但是，在高等教育的专业选择上，男性与女性的区别依旧凸显。比如，女孩子更倾向于选择人文社科专业，男孩子更倾向于选择经济、理工科类的职业，男孩子的发展前途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而从走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两性的差别就扩大了，在职场中，两性地位有许多的不平等。

　　杨菊华称，现在的性别不平等仍然处处可见，这对人们对生男生女的观念的改变，具有很重要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衡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如何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不争的事实。2009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下降拐点，当年下降到119.45，2010年为117.94，2011年为117.78，2012年为117.7。这表明，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在高位徘徊，高于警戒线10余个百分点。

　　2002年，当时的国家计生委提出通过“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禁止非医学需要的人工流产”来治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2003年，开始启动“关爱女孩行动”试点工作；2005年，成立了“全国关爱女孩行动领导小组”。

　　如何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许多学者开出不同的“药方”。有的人认为，应该放开二胎。有的人认为，放开二胎不但不会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反而会增加出生性别比失衡。有的人则认为，应该停止计划生育。

　　杨菊华曾做过一个“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课题。她也认为，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生育率的降低，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西方的生育率的降低是在没有严格的生育政策的限制的情况下发生的，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我们国家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期生育率的快速降低是通过计划生育政策来实现的，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而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观念其实是没有发生相应的改变的，偏好男孩的观念至少没有明显的减弱。也就是说，在人口数量快速降低的同时，许多传统的生育而观念还顽固地存留在许多人的思想中。

　　根据杨菊华的研究结论，放宽生育政策(即将现行的政策调整为二孩政策)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缓解出生性别比，但并是不能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为什么呢？主要是一个观念问题，一对夫妻执意要有儿子。现在的人不愿意多生了，但在不愿意多生的前提下，还想要儿子。并不是说不多生的同时，生男生女都一样。现在很多人的观念是，一儿一女是最好的，如果是两个儿子也行，如果生的是两个女儿则有点不能接受。

　　“改变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状，根本出路还是要改善女性各方面的地位。受教育是基础性的，只有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们才能有良好的职业，而良好的职业才能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而经济上的独立，才能不必依靠儿子来维持地位。”杨菊华称，“影响出生性别比的因素包括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家庭领域等各个方面，是一个全程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从个体角度来看，它通过对部分女胎生命权的剥夺，透视出女性在除了青少儿时期外，其他生命历程中的弱势；从社会角度来看，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公共保障、社会福利等各个方面的性别不公。”因此，解决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真正出路也必须是全程性和全局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