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和浙江省教育厅联手推出“新时期教育理念大讨论”后，我们收到了很多读者邮件，有老师，有
家长。其中一位署名“杭州一小学生家长”的读者，在信的一开头就说，“我错了。”
“我和妻子都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名牌大学的硕士，曾在海外旅居多年，以前一直很自信，虽然国内教育环境严酷，但我们的孩子一定不让他受影响。等到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我发现全错了。”
记者联系上这位小学生的家长赵先生，他要求不透露他的工作和姓名。
这位70后爸爸，是个上班族，工作节奏快，语速也快。只有谈到孩子教育问题时，他才稍微慢了点下来。
“我（上世纪）80年代上的小学，记得那时全国已经在讨论中小学生减负了，本来以为减了30年，应该减得差不多了吧。”
减负30年，这话没有夸张。从本报历年报道中，教育减负口号一路有迹可循。
不过，这些减负规定被赵先生评价为“一纸空文”。
“我孩子去年上小学一年级，老师给家长布置作业，比如拼音要读几遍，预习、复习到什么程度，练字有什么要求、课外阅读、听写有哪些……数学书面作业肯定是有的，都需要家长批改，另加隔三差五的试卷等等。”
对减负带有美好想象的赵先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我对孩子教育，一直认定，幼儿园应该好好玩，小学以前不学文化课。孩子上幼儿园时，班上大多数同学已经开始学小学语文数学了，我觉得那些家长有点拎不清。但上了小学后我发现，脑子不清的人是我。”
“现在小学一年级的课文和考试难度，相当于我们当年3年级的难度。”孩子带回来很多数学题，“大多曲折复杂，布满陷阱，存心不让小孩对数学感兴趣。”
不可否认，现实是，这样的题目班上很多孩子会做，因为在幼儿园时他们就认了许多字，“这不是鼓励幼儿园小学化吗？”
听记者提起1996年时教育部门就有规定，小学各年级不搞任何形式的会考、统考、统练。
“怎么可能？我孩子去年小学第一学期，就遇到西湖区统考，结果老师和家长们像迎接高考似地，卷子做了一大叠，直到考试结束。”
赵先生有海外旅居经历，不少朋友的孩子在美国读小学。他经常对两种教育做对比——
“他们二、三年级的功课，比我们一年级还简单，这并不妨碍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领先全球，科技执全球之牛耳。”
“我并不想展开讨论中美教育差异，只是通过比较觉得我们的教育方向错了。按理说，社会越进步，小学教育应该更人性化更科学。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难道是社会在退步？”这位爸爸困惑不已。
省教研院普教所所长林莉:
改变会来得很慢很慢
前面提到的赵先生，在给钱报的信中提出了几条建议：更换目前小学教材，教材难度至少减去一半；降低数学难度，取消平时所有单元测试；老师的考核不得与考试成绩挂钩；小学四年级前不得组织统考……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所长林莉说，这些建议事实上正在省教科院的教育科研孵化基地学校“点式”试行。“课程改革，基本取向是降低难度。”
省教科院在调研中曾了解到，有一所学校，尽管通过制度保障教师考核不跟成绩挂钩，学校不用参加全区的所有统考、测评，结果学校还是愿意参加统考。因为他们说，“一到四年级不用考，五六年级全区统考是必须参加的，那时候我要是考不过别人怎么办？不如现在每一步都跟上，更放心一点。”
林莉对强大的教育惯性无可奈何。“这种惯性，固然反映了老师们对自己有要求，有责任感；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老师对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学，什么是自己所教学科的独特价值，没有自己的理解，宁愿跟着教育惯性，跟着指挥棒走。”
与此同时，她到学校去看老师上课，也能发现不少对教育还有梦想的老师，在一点点做尝试。“从他们身上，总能让我看到一些希望，但前提还是要先遵守游戏规则，他们说不得不先把规范内的游戏玩好，有余力再去试自己的东西，先生存，再理想。改变会来得很慢很慢。” 林莉说。 （本报记者 王玲瑛）
学军小学老校长杨一青、杭高老校长葛锦发、杭二中老校长徐承楠
三位老校长，曾是杭州教育改革一线的风云人物，昨天接受记者采访——
减负年年喊，为啥就是减不动
在很多教育者眼里，“减负”是个老话题，但对每一年的新家长来说，都是最现实的、最迫切期望得到解决的大问题。“减负年年喊，为什么就是减不下来？”昨天，杭州三位30年以上教龄的老校长接受记者采访，回眸过去对比现在，他们的经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答案。
学军小学老校长杨一青
减负，五十年前就开始了
昨天下午，在杭州学军小学求智巷校区的“荣誉校长室”，记者见到了省功勋教师、省特级教师、学军小学老校长杨一青，他刚从昆明出差回来。
从1961年进入学军小学，杨一青在这个学校干了45年，做了20多年的校长，关于减负，他感触颇深。
“减负这个话题可不新哦，是老生常谈啦！”
中国开始减负的标志性事件，是1964年的“二月来信”。杨一青记得，那时候，毛泽东主席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关于减负有过批示。
1964年2月，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给上级写信，建议为中小学生“减负”。这封信最后被送至中央。
杨一青现在还能记起当时毛泽东对减负的一些经典语录：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突然袭击；要把学生的学习总量，砍掉三分之一；要保证学生的睡眠……
几十年来，杨一青亲历了浙江省多次大的减负行动。
印象比较深的，是1996年11月，省教委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作出具体规定：严格控制学生在校活动总量、课外作业总量、考试的科目与次数。
2000年“徐立杀母事件”发生后，浙江省专题研究学生减负工作，还搞起了师德培训，在社会各界开展减负大讨论。杨一青说，那段时间对学生的减负工作很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学生书包称重；派人到全省各地明察暗访，看双休日有没有补课现象；对违规补课的，登报，全省通报批评……
效果还是有的，不过无法持久，减负讨论过去了，措施没有坚持，学生的负担又上去了。
杨一青回忆，后来浙江省又多次下发了“减负令”，还让重高校长签减负责任状，办法都用尽了，学生负担还是没有多大改变。
现在的学生负担到底重不重？
杨一青说，这个界定有点难，同样三道数学题，有的学生10分钟就搞定，有的学生需要花1小时。
“孩子是有差异的，我们要搞适合孩子的教育，搞个性化教育。”杨一青说，义务教育阶段，一个班的学生那么多，个性化教育就会受影响。
学生的负担能不能减下来？杨一青认为，有些事情如果能持之以恒，作为一种常规，学生的负担是能减下来的。
“升学指挥棒”会增加老师、学生的负担，现在有中高考，所以学生的负担减不下来。杨一青建议，为什么不把高中的招生名额下放到初中呢？这也是减轻初中学生负担的一个好办法。
本报记者 梁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