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一直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五年中分两轮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498项，国务院各部门取消和调整的审批项目总数达到2497项，占原有审批项目的69.3%。

    简而言之，就是迅速“缩权”。去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决定》中的表述，概括了减少行政审批的基本原则： “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

    “一律”一词，让舆论欣喜，认为国务院表态的力度“前所未有”，体现了改革的决心。与今年两会的热点议题——大部制改革一样，它们都是深化改革的举措，即改变政府职能，限定权力的边界。

    权力过大的弊端显而易见。以各种行政审批项目为例，很多都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产生的“怪胎”。当一个项目，在几十个政府部门、无数的文件和上百个公章间“流转”时，暗箱操作的黑洞和权力寻租的空间有多大，可想而知。

    限制权力，就是要管好政府四处乱伸的有形之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主动性，通俗的说法就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交给市场和社会。

    理论的表述很简单，但是，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并没有想象的那般容易，泾渭分明。不然，也不会曾经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在“收”与“放”之间，有着宽阔的区域，并非从一个极端轻巧地走到另一个极端。

    改革开放三十年，实际是一个逐渐“放权”的过程。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社会的活力、个人的自由，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差距，效率优先的模式，将一些人抛弃在“改革红利”之外。

    从政府管理一切——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权力无处不在——文化、经济、社会生活尽在掌控之中，到收缩权力，政府从台前退到幕后，改革的成果显而易见。那些大唱“粮票布票油票”赞歌的人，确实有失客观，而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都与政府的角色定位、权力的边界相关。

    “放”的过程中，政府一度从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抽身而退，逐渐实施市场化运作，结果表明，它们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市场并非完美无缺，其弊端依旧需要政府有形的手来去除。

    审批一个项目需要盖上百个公章，显然是政府在一些领域管得过多；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老，恰恰是政府在另一些领域放任自流，管得太少。两者之间的进退取舍，看似容易，实则艰难。

    政府越后退，社会越开放，民众越自主。但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管制与放任也不是水火不容。行政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权力彻底退出，而是要准确定位政府的职能角色。

    全能政府是一个极端，最小政府也是一个极端，两者之间，政府的角色应该偏向哪一边，权力在哪些领域应该放，哪些领域应该收，在哪一个点上才能达到平衡，既敏感脆弱，又影响巨大。它不是开放与保守的是非判断，也不是放任与管制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冯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