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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频道消息 “拿出这么大的篇幅,如此严肃地谈文学,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它已经跳出了重庆文学本身的范畴,表现了城市在文化生态建设方面的努力。”12月25日,在连续阅读重庆日报推出的“重庆文学问题探源”系列报道后,人民文学奖获得者、本土诗人李元胜激动地说。
“这几个选题的策划很有意思,角度新颖,像给了我们一面镜子。”《红岩》副主编欧阳斌称,我们也应该回头看看自己。
重庆文学该如何前行?重庆文化名人借机支招。
沉入生活、发现生活
只有深度思考,才能发现有价值的文学素材
“重庆这几年文学上升趋势很快,但不少作者太急了。”重庆市作协主席陈川告诉记者,因为“沉不下心”,一些作者从构思、创作,到出版作品,速度十分惊人,“重庆一年至少要出200多本书,数量多,但有影响力的少。”
陈川认为,重庆作家很有才情,但文学基础不够。他建议重庆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在创作前大量阅读,并在生活中进行思考,“我们24小时都在生活中,只有进行了深度的阅读与思考,才能发现有价值的文学素材。”
谈到“静下心来写作”,著名文艺评论家蓝锡麟建议重庆的作家多关注两个人:一个是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山东作家莫言,一个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傅天琳。“为什么他们会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有独立、自由、执着的追求,不为外界所干扰。而在这方面,重庆作家的自觉性太差。”蓝锡麟说。
蓝锡麟认为,重庆作家应该从重大题材决定论、中心任务第一论、现实主义旗帜论中解放出来。“要自由一点,不要受主义、题材的左右。动笔之前不要想太多。”
欧阳斌也建议,创作者根据自己的心性写作,“放开手写,不要受框架、题材的束缚。”
为作家和文化企业解压 找回他们的创作时间与热情
“重庆有很多有潜力的作家,但他们太累了。”重庆作家、骏马奖获得者何炬学认为,重庆不少优秀的作家都是业余作家,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进行创作。因此,应设立专业作家制度,将有潜力的作家聚集起来“开小灶”,并辅以丰厚的奖励和专业的指导,让其进行专业创作。
“其实,近几年,我最担忧的事是,我们的年轻人已经不能从容地写作了。”李元胜称,目前,重庆不少有潜质的年轻创作者都因为生存的压力,在超负荷地走上坡路,没有时间来搞文学创作。“比如梅依然,曾获得《诗选刊》的‘年度先锋诗人’奖项,是一位很有前途的重庆女诗人。但她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常常忙得连上网的时间都没有。”
李元胜说,在江浙一带,甚至是成都的诗人,很多都在学校、文化馆等单位做着相对轻松的工作。而在北京,写篇书评至少500元起价。“我的一个朋友,每个月就靠写书评就是能轻松上万,其余的时间拿来写作。当然,这也缘于他们发达的出版业。”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奖励机制,出版公司等文化企业在推动文学创作上的力量也十分薄弱。“比如,重报集团图书公司此次出版了一本获得全国骏马奖的图书,没有得到任何奖励。而公司在前三年,花了近二十万元来做本土文学青年的书,但现在由于经营任务加重,可能很难再出这方面的书。”
李元胜认为,文化企业与个人都是城市文化当中的细胞,如果能有奖励机制,或适度为其解压,会有助于推动重庆文学的发展。
找到发现的眼睛 建设强大的编辑队伍,制定激励机制
“文学有三驾马车:写作者、评论者、文学编辑。”欧阳斌认为,如果说写作者是“一圈”的话,评论者和文学编辑可以说是“两翼”,而对这个“两翼”,尤其是文学编辑,我们一向不够重视。
欧阳斌说,优秀的文学编辑都有一双发现的眼睛,能够找到有潜力的作者,并对其进行追踪与激励,而这一点对于作者初期的成长十分重要。比如,莫怀戚、张者都是被《红岩》的优秀编辑发现,并在鼓励中逐渐成熟。
“同理,没有眼光的编辑也可能会堵住创作者的出路。”欧阳斌告诉记者,在一次聚会中,作家格非告诉他,自己曾为《红岩》投稿十几次,每次都被退回来,“搞得他有些泄气,转投外地其他杂志了。”
“我想,我们急需建设强有力的编辑队伍,并制定相关激励机制,像重视优秀作者一样重视他们。”欧阳斌说。
圈子不要太“和谐” 邀请批评家进入圈子,说真话、实话、尖锐的话
重庆也有一些诗歌、散文、小说的小圈子,聚会也不少,为什么没有形成气候?蓝锡麟的答案是:“创作和评论结合得不好,圈子太独立。几乎没有人说真话、说实话,说尖锐的话。”
“我在北京、上海等地经常看到的文学沙龙现场是:一群人为了一个文学话题争得面红耳赤,争论完后继续交杯换盏。而我们则是一片和气,我说你的好,你说我的好,没有批评的声音。”蓝锡麟说,重庆的批评家本来就少,且未融合进圈子,“文学现场太和谐了,这是非常要命的事情!”
对此,本土新锐评论家唐云十分赞同。他认为,重庆的批评风气尚未形成。“90年代,陕军东征,浩浩荡荡,包括《废都》在内的很多作品都是当地的批评家推出来的,重庆为什么不学学呢?”唐云建议,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要多加强评论家与创作者的互动,做到“一个敢说,一个敢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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