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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频道消息 歪着头想了半天,文学评论家、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嘴里吐出一个名字——何其芳。
随后,他无奈地摇了摇头,感叹道:“除了何其芳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重彩,有着3000年历史的重庆,目前还没有出现第二个文学大家。”
江浙有鲁迅、茅盾、朱自清、艾青,陕西出了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重庆却为何数不出叫得响的文学大家?
有人说,重庆是一座尚武不尙文的城市,缺乏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个性豪爽耿直但却不喜文墨。
难道,在这座城市从古至今流淌着的血液里,真的缺少了文化的基因?
“我们能出巴蔓子、梁红玉,却出不了一个苏东坡”
如果要追溯重庆的文化基因,恐怕得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
本土文学评论家蓝锡麟对记者说,在古代,长江上游文化圈,由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文化圈构成;长江中游文化圈,由以长沙、武汉为中心的荆楚文化圈构成。
“很不幸,重庆处在两个文化圈的交叉过渡地带,换言之,也就是边缘地带。”
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重庆人一直就在与自然做斗争,为生存而奋斗。
重庆市著名诗人李元胜认为,相比与我们相邻的“天府之国”——成都,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重庆先人没法像经济富裕的成都人一样闲散,有闲暇的时间舞文弄墨。
先秦时期开始,成都平原就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中心,一方的富庶、安宁为文学艺术提供了生长的温床,在源远流长的文化滋养下,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大文豪诞生了。
“当成都打出文化的第一声‘饱嗝’的时候,重庆却还在为能吃上一顿饱饭而奋争。”李元胜说。
在王本朝看来,从古至今,重庆的文化积淀就很匮乏。“我们能出巴蔓子、梁红玉等武将,却出不了一个苏东坡。”
“这也很正常。”王本朝表示,自然条件的恶劣,动荡的生存环境,当一个地区的人还在为温饱做斗争的时候,哪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赋?于是,就有了“巴出武将,蜀出文人”的说法。
文学之风要代代相传,才有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可能。
四川眉山出了“三苏”,若干年后,在出生于乐山的郭沫若身上,我们又看到了苏轼那种豪放文风的再现,王本朝直言:“这就是文学的传承。可以说,没有苏轼,就没有郭沫若。”
而重庆,历史上没有出现著名文人,尚文之风欠缺。
王本朝说,如果把当下的文学发展比喻成一个“拼爹”的时代,那么,我们的这个“爹”,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财富。
“他们来过,但只是过客”
重庆也曾两次迎来文学发展的机遇。
“唐宋时期,多少文人墨客路经重庆,留下了壮丽动人的诗篇。”蓝锡麟称,三峡地区因为这些文人的到来,终于得以以一种文化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诗圣”杜甫曾在夔州(今奉节)居住1年零10个月,共创作诗歌443首,占杜诗总和的近1/3。
“这完全是一个奇迹,在奉节,诗人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居然平均3天就要写下2首诗。”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鲜于煌认为,这是一段足以令重庆人自豪的历史。
而“诗仙”李白出川时,也曾游历重庆主城、万州等地,后在流放途中更是在白帝城留下了著名的《早发白帝城》。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文人墨客们在这里留下了旅痕,却没有让文学的种子在这里生根。“他们来过,但只是过客。”鲜于煌说。
典型的例子是:夔州杜甫草堂,如今只剩下一块残碑;如今的忠县白宫祠冷冷清清,而杭州的白堤却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王本朝认为,这与当地人的性格不无关系,关心温饱胜过其他,急功近利,文学换不来稻谷,于是就无心进行文学创作。没有文学的土壤,没有文学的传承,即使有了良好的机遇,也难以形成良好的文学气候。
第一次文学发展的机遇被我们错过了,历史又为重庆送来了第二次机遇。
抗战时期,重庆是当时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批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纷至沓来。
重庆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城市性格引发了作家叙事的欲望,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佳作在此诞生,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郭沫若的若干戏剧作品,都让重庆的天空,闪耀着灿烂的文学光芒。
然而,8年抗战结束,文人们纷纷离开。大风刮过,却“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这个城市容不下几张安静的书桌”
先天不足,无“爹”可“拼”,就注定没法长大?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出生于万州的著名诗人何其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王本朝认为,何其芳的成就得益于眼界的开阔,“在北京大学,何其芳系统地学习了西方诗歌,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很大。”
先天不足,是可以靠后天来弥补的。但问题是,我们有弥补的强烈愿望吗?
在蓝锡麟看来,长期以来,因为历史、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原因,重庆人除了养成勤劳、耿直、热血的品质之外,同时也形成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性格。这种性格严重妨碍了学习和思考,对于需要安静甚至寂寞的文学创作,是很不相宜的。
“我很少看到现在的重庆作家致力于加强自己的文学素养。”王本朝说,今天的重庆作家不缺才情,缺的是底蕴,仅靠才情写作,走不远,也飞不高。他苦笑着对记者说:“很有意思的现象是,重庆作家们聚在一起甚至很少讨论文学的话题。”
冯骥才对天津地方文化的精通,张贤亮对俄罗斯文学的狂热,刘震云对世界文学的了解,都为他们增加了文学的底蕴,“有了文化的底蕴,眼界自然就开阔了,文学作品就大气、深厚。”王本朝说。
蓝锡麟认为,重庆文学界还缺乏应有的气度,精神上的自信、自足带来自我封闭,缺乏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更缺乏对文学的上下求索。“重庆作家们没有建立起一个充实、高远的文化家园。”
尚武不尚文的风气也延续至今,虽然较以前有所改善,但总体的改变并不大,一位媒体人士甚至直言:“这个城市好像容不下几张安静的书桌。”
如果说是客观因素限制了文学的发展,那么主观因素才是造成在当下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里,重庆无法产生文学大家的主要原因。
同样生于斯,长于斯,重庆当代美术的发展却令人刮目相看,不仅是当之无愧的西南第一,在全国也是处于第一方阵。
历史上没有出现吴道子,没有出现赵孟�,当代却出了一个罗中立。
蓝锡麟表示,重庆文学应该像重庆美术学习,拒绝浮躁,拒绝好大喜功,拒做“井底之蛙”,“试想,当年罗中立画《父亲》时,如果是冲着评奖而画的,恐怕就不是今日的《父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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