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海外资料搜集考察团”一行23人，从重庆起飞，抵达美国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地，访问与重庆抗战历史相关的人士，搜集保存在海外的重要史料。在60多年前的“二战”风云之中，重庆与美国华盛顿、苏联莫斯科和英国伦敦，并列为四大“二战”名城，重庆是那些重要历史的当事者与见证者。
    60多年后的今天，钓鱼岛问题纷争又起。如此背景下，考察团团长周勇认为，此行既是贯彻市四次党代会“开发抗战文化”的具体举措，又是一个新闻行动，是重庆历史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
    记者全程跟踪，记录了考察团工作的诸多细节，专访了在西方精通中日两国事务、享誉世界的社会学家、今年刚刚出版《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教授，著名社会活动家、飞虎将军陈纳德之妻陈香梅女士，还访问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等。
　103年前，中国天津开滦煤矿，招募了一位特殊的工作人员。他短头发，黑胡子，穿西装，还请了位汉语家庭教师。84年前，这名曾经的“中国矿工”，当选美国第31届总统，他的名字叫赫伯特·克拉克·胡佛，他是历史上迄今唯一一位精通汉语的美国总统。
　担任总统之前，胡佛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建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如今名为胡佛研究所。9月26日，重庆抗战大后方考察访问团抵达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胡佛当初或许并没想到，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将再度传播，而胡佛研究所的新一段中国故事，则徐徐开启。
　代理馆长致辞欢迎考察团
　这段中国故事的主题与关键词都十分鲜明：中国抗战。
　9月26日早晨，加利福尼亚州的气温12℃，天气阴冷。校训为“自由之风劲吹”的斯坦福大学，被认为是全美排名前5的明星高校，21世纪科技精神的象征。它的校园面积数全美高校第二，校内干净整洁，大片绿色草坪上，行人鞋子很快被露水打湿。尽管这里的草坪允许行人行走，但在这里读书的年轻人很少走草坪，他们大多骑单车，在校园宽阔的马路上飞奔。
　在斯坦福大学，考察团最想做两件事：获取“两蒋日记”，搜集二战驻华将军史迪威的资料。考察团23人分为四组，第一组专攻斯坦福大学，他们是重庆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党史研究专家曾维伦，西南大学宣传部部长、教授潘洵，工商大学教授、史迪威研究专家徐重宁，三峡博物馆博士艾智科，市档案局处长张雪艳，重庆图书馆唐伯友。
　精兵强将，整装待发，可是，访问过程却几度遇挫。
    赴美之前，徐重宁已与史迪威孙子约翰·伊斯特布鲁克联系，遗憾的是，这名68岁的老人半个月前身体不适。而他的女儿南希·伊斯特布鲁克说要会见考察团，可是，直到上午10点，仍不见人影。随后，胡佛研究所亚洲部主任林孝庭告诉徐重宁，南希临时有事，会见推迟。徐重宁对记者说，她与南希多次见面，南希如今就在斯坦福大学工作。多年前，正是南希等人推动，将史迪威将军生平材料，捐献给了胡佛研究所。
　上午10点20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副馆长Linda Bernard女士，作为该馆的代理馆长，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大门口，对考察团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这个具有120多年历史的图书馆门口，除了惯常的开场白外，年约40岁、穿着红色裤子的Linda Bernard说，她知道考察团对史迪威将军的资料很感兴趣，现在史迪威的家人，正将他的资料，整理后挂在了斯坦福大学的网站上，但这个工程目前并没完成，胡佛研究所里面，还有史迪威1941年至1945年日记手稿等。考察团向Linda Bernard赠送了一幅重庆民居吊脚楼图，以及一幅三峡风光丝绸邮册。
　我们后来知道，在胡佛研究所，关于中国的史料非常多。而最受瞩目并为访问者追寻的是“两蒋日记”、“史迪威档案”、“宋子文档案”等。
　与Linda Bernard女士同时出现的，还有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历史系教授张少书。60多岁的张少书是美籍华裔，父亲是中国著名花鸟画家张书旂。二战期间，张书旂绘画的一幅《百鸽图》，曾作为中国政府的礼物，送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如今作品仍旧珍藏在美国罗斯福图书馆。今年4月，张少书携带《百鸽图》前往重庆展览。张少书只能说简单的汉语：“我们又见面了！”“你好！”“累不累？”他穿咖啡色西服上衣，绿色西服裤子，面对20多名来自万里之外的“老家人”，他讲话时甚至显得有点紧张。他说，地球是个村，距离小，合作多，希望我们双方能共同做些事情。
　到胡佛研究所抄两蒋日记
　交流随即开始。胡佛研究所亚洲部主任林孝庭，向我们介绍了该研究所的馆藏状况。在图书馆会议室，他首先展示了蒋介石日记的图片视频，“年代久远，纸质薄弱，所以把日记做成微缩胶卷，再复印出来给全世界的研究者使用。”
　据胡佛研究所有关人士透露，直到今年9月初，蒋家后人，仍旧委托律师向胡佛研究所发函：“不可妄动两蒋日记，不可公开，不可出版。”
　这段纷争的背景，当时曾有媒体详细披露。2005年1月，蒋孝勇遗孀蒋方智怡以蒋家代表身份，与胡佛研究所签署保管合约，交付其保管，后来还公开供人研究查阅。但是，蒋家第四代蒋友梅跨海发律师函，主张包括她本人在内的9人，都是法定继承人，要求婶婶蒋方智怡出面，协助与胡佛研究所重新签订合约。由于家庭内部纷争，使得两蒋日记，迄今仍旧没能公开出版，仅供一些研究机构或人士到现场抄阅。
　考察团此行，为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历史经验研究”，推进重庆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相关课题。并不例外，抄阅两蒋日记，仍旧是重要工作。
　随后，林孝庭特意为考察团第一组，介绍了有关中国的馆藏档案目录，其中包括孙中山、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张嘉璈、陈洁如、殷海光、黄郛、胡世泽、程天放、颜惠庆、黄仁霖、彭述之等人的档案、文献、照片、日记以及中国共产党早年资料。
　当天下午开始，第一组6名工作人员正式进入胡佛档案馆展开资料搜集工作。徐重宁搜集史迪威资料；艾智科搜集与抗战时期重庆或大后方有关的照片；曾维纶、潘洵、张雪艳、唐伯友负责蒋介石日记的抄录。
　“研究所里20多人，大部分都是抄两蒋日记的。”曾维伦说，蒋介石日记是该馆利用率最高的文献，重要性不言而喻。抗战时期，蒋介石是当时中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盟军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其言论尤为值得关注。但由于日记跨度时间长，内容庞大，我们此次抄阅时间仅定为1937-1940年，且主要围绕蒋介石对国共关系、中日关系、抗战局势几个主题进行摘抄。
　两天下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考察团精选整理了2.4万多字的蒋介石日记；获得了有关史迪威和重庆抗战的珍贵图片资料500余张；史迪威档案文献1000多页。
    专家说法>
    潘洵：《蒋介石日记》中有新发现
    此次海外抗战大后方史料搜集，工作十分紧张，资料搜集第一天即进行汇报与小结，以为第二天更加有效地利用时间，查阅并搜集档案资料，同时也为其他工作小组提供借鉴。
    收获小结会上，西南大学历史学教授潘洵概括了在斯坦福大学的收获：“了解了情况，建立了联系，开展了交流，取得了共识，赢得了支持，最重要的是发掘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新史料。”
    自胡佛研究所公开《蒋介石日记》以来，已有众多学者查阅并利用日记的内容，撰写出了相当多的文章。此行因为时间短暂，具有探路性，只抄录了部分年份的部分内容，但仍有一些重要的发现。据潘洵介绍，在日记中，蒋介石对共产党有着高频度的关注，对共产党的态度和方针也时有变化，这些资料对研究战时国共关系具有重要价值。关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也有新的发现，过去认为，迁都重庆之议由蒋介石提出，但何时提出，一直缺乏史料的支撑，而在1937年8月2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则明确提出“如迁都则应在重庆”，表明在10月29日国防最高会议上正式讨论迁都问题之前，蒋介石已有迁都重庆的思考。
    曾维伦：要关注蒋介石的写作态度
    抄录部分蒋介石日记之后，曾维伦显得有些兴奋。这位科班出身的教授说，日记中的新发现让他有了新体会。
    曾维伦说，日记中，蒋介石对日本人是否要攻打中国，呈持续的犹豫态度，开始认为不会，后来认为会，接着又认为不会。而当时的社会民众，以及蒋介石本人，都有坚持长期抗战的打算。
    但是，曾维伦认为，日记中记录了蒋介石面临的各种困境，蒋对其内外政策讲述了各种理由，不免都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所以，日记是个主观产物，“要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写作态度。”
    周勇：将派青年学者到斯坦福大学
    据记者了解，之前也有人到胡佛研究所搜集资料，但他们返回后，将双方约定不能公开的资料在网上发布，此举引发胡佛研究所严重不满。因为前面壁垒，考察团原以为会折戟而归，不想对方不计前嫌，仍旧大力支持，能有如此成果，殊为不易，必当珍惜。
    据周勇介绍，接下来，重庆将向胡佛研究所寄送我们最新研究成果；邀请对方专家来访并来渝参加“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学术研讨会；还要不定期派人赴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搜集史料，参加学术活动，培养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