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人的印象中,医院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但在120年前,重庆第一家现代医院——“宽仁医院”出现时,却给重庆乃至整个中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当年的人们甚至不敢去这家医院看病。但随着医院的发展,众多名人纷纷上门求医,巴金、冰心、陈独秀、沈钧儒都曾在这里看病,刘伯承“不打麻药做手术”的著名事迹,就发生在宽仁医院。9月25日,记者来到临江门戴家巷,寻找这家西式医院的沧桑历史。
建院初期
只有两名医生 百姓不敢看病
1891年,重庆开埠,这年秋天,这座中国西南腹地的山城来了一名美国传教士,他的英文名叫詹姆斯-梅卡德里,但重庆人民更愿意叫他的中文名:马加里。
据重庆医科大学附二院宣教科科长潘光斌介绍,其实,马加里本来是想到重庆传教,但考察一番后他发现,这座不小的城市里竟没有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只有一些街头诊所。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目标,决定为重庆人建立一所现代医院。
经过多方奔走筹款,1892年10月,在临江门戴家巷一带,四栋中国式建筑落成,包括马加里本人在内,共有医生2人、病房4间、病床30余张,这就是重庆第一家、也是整个西南地区第一家现代医院。精通中文的马加里亲自选定了《尚书》中“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一句的意义,为医院命名“宽仁医院”。
潘光斌说,当时尽管医院建起来了,但在由于对西医的偏见,医院一直得不到百姓的认可,医院的落成典礼虽然邀请了重庆的官员,但没人敢参加,老百姓也不敢来这里就医,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军队送来一些伤员救治。
医院不收女性 护士羞见男病人
潘光斌告诉记者,建院之初,由于医生多为男性,为了“尊重”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因此医院一开始是几乎不收女病人的,为了方便女性看病,马加里于1902年又在临江门设立了宽仁女院,专门收治女病人,两院直到1938年才合并。
女病人的问题解决了,男病人的问题又来了——随着医院发展,院里逐渐有了一些女医生和女护士,虽然她们都接受过近代教育,但出于传统习惯,大多仍然不愿护理男病人,许多护理工作只能交由护工来做。
兼做“制药厂” 护工要懂英语
9月25日,记者找到了宽仁医院当年的护工、89岁的刘大宾老人,他告诉记者,自己1939年经人介绍进入了宽仁医院,由于当时中国没有现代制药业,医院还要兼任“制药厂”的工作,配制一些简单的药品,医院人手少,像刘大宾这样的护工也得帮忙配制碘酒、咳嗽药等药物,“不论是药品还是病历,都是英文写的,医生护士在交流时也夹杂了很多英语,所以我们这些工人也必须学习英语。”刘大宾说,进城前自己只读过几年旧私塾,但在医院里,不但学会了配药,还练出一口流利的英语,直到现在,还能辅导读高中的外孙。
据刘大宾回忆,医院对工人的学习很重视,“解放前鼓励工人学文化的,重庆我只知道有两处,一是民生公司,二就是宽仁医院”。
抗战时期
宋美龄赠救护车 防空洞做手术
1939年重庆大轰炸开始后,医院多次遭到日军的轰炸。重医附二院宣教科科长潘光斌告诉记者,为了躲避轰炸,临江门总院奉命疏散,在歌乐山的森林中建立了一座分院,还在陈家湾男子中学设立了一支手术队,用于伤员转移的救护车还是宋美龄捐赠的。
尽管大部分人员被疏散,但临江门的总院内仍留有一支急救队,当时年仅16岁的刘大宾就在这支急救队里,他告诉记者,“所有人都时刻准备着,听到防空警报,我们就抬起病人往防空洞跑”,为了方便疏散,当时医院附近的防空洞里都设有手术间,病人转移到防空洞里可以继续手术。
副院长收集跳蚤 揭露日寇暴行
据院志记载,抗战时期,日军在湖南常德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时任宽仁医院医生的微生物学家陈文贵,曾多次带队前往战区常德,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1945年日本投降后,已升任宽仁医院副院长兼医务主任的陈文贵,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当众出示这些证据,引起全球轰动。
刘大宾老人对陈文贵印象很深:“陈先生人很好,很温和善良,虽然是大人物,但瞧得起我们这些穷人,逢年过节还给我们发红包。”他说,自己初进医院时,陈文贵还亲自指定护士长教自己学英语。
解放后,陈文贵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朝鲜战争期间,他再度亲赴前线,收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荣获朝鲜授予的二级国旗自由勋章。
解放后
成教学医院 老建筑基本拆除
1950年7月,宽仁医院被川东行署正式接管,更名为川东医院,此时的川东医院已有300多张病床,医务人员100多人,是西南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医院。
“解放后,宽仁医院几经更名,直到1962年被划入重庆医学院,成为教学医院,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潘光斌说,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医院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可惜的是,上世纪80年代,医院建院初期的老建筑均成为危房,陆续被拆除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120年前的房子,就算没成危房,也已经不适合现代医疗使用了,很多设备都装不进去,房间里连下水管都没有”。潘光斌说,目前还留存的建筑,只有抗战时建在歌乐山上的分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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