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０后省部级官员将影响未来中国
“60后”省部级官员渐成中国政坛上的一道亮丽风景。据不完全统计，现任“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共有161位，其中省委常委118位。年轻、高学历、有实践经验、人文社科背景等是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
在未来五年，乃至十年，他们的思想、特质将影响中国的地方治理，他们的执政风格将影响一批年轻干部。五至十年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将有望进入更高领导层。他们将影响未来中国的走向与命运。
据初步统计，现任“六○后”省部级正职领导七人。为深入了解他们的成长路径和施政风格，本版汇辑七人履历。
履历综述
努尔·白克力：
文人治疆
1961年8月出生于新疆，维吾尔族。出生时恰逢自然灾害，生活维艰。17岁时考入新疆大学政治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0年，先后出任新疆大学团委书记、校党委宣传部部长。1993年赴喀什任行署专员助理。36岁时正式履任乌鲁木齐市长之职，是当时最年轻的省会（首府）城市的市长。47岁时当选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现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苏树林：
“商”而优则仕
1962年3月出生于黑龙江。14岁不幸丧父，母亲携兄妹7人艰难度日。17岁进入大庆石油学院石油地质专业学习，毕业后去大庆油田工作。后入哈尔滨工程大学深造。38岁时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大庆油田公司董事长。6年后转任辽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11年，49岁的苏树林出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
孙政才：
与“农”结缘
1963年9月出生于山东。出身农民家庭，大学就读山东莱阳农学院（现青岛农业大学），继而考入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毕业后留校。33年与“农”字相携而行。33岁时出任了北京市顺义县副县长。他将严谨的科研态度带到政坛，6年后当选为北京市委秘书长。43岁时与农业再聚首，升任农业部部长，是当时最年轻的部长。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强：
法律背景深厚
1960年4月出生于湖北。16岁时到黄梅县插队，其间，他不弃书卷。18岁时考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政法系，时常掌灯夜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至司法部，工作10年，从普通科员做起，后任法制司司长。38岁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庆伟：
曾经的航天少帅
1961年11月出生于吉林。8岁时举家迁至江西星火化工厂。17岁时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任职于航空工业部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3年后，再回母校进修硕士。40岁时升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2007年，46岁的张庆伟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主任。现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
胡春华：
西部砥砺二十年
1963年4月出生于湖北。少时生活艰苦，13里路徒步求学，以致草鞋磨烂，脚生厚茧。16岁时成为五峰县考入北京大学的第一人。毕业后，驻藏近20年，从团委干事做起，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43岁时调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后任河北省省长。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陆昊：
大器早成
1967年6月出生于陕西。中学时以优异成绩脱颖而出。18岁入党，成为当时唯一的中学生共产党员。同年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7岁掌舵北京市制呢厂，并使之迅速扭亏为盈，并因此当选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35岁担任北京市副市长，被称为“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者”。2008年，41岁的陆昊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广昭 陈振凯）
社科背景特点显著
与“40后”、“50后”相比，年轻务实、高知化、懂经济、富有个人魅力、社会关注度高，成为“60后”省部级高官最明显的标签。他们出生在“文革”时期，在改革开放年代长大，大部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期间进入正规高等院校学习，具有完备整齐的教育经历。据统计，在已知学历的159名“60后”省部级高官中，100%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而本科及其以上学历则占99.37%。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接近九成。其中，获得博士学位者72人，占比45.28%；获得硕士学位者68人，占比42.77%。7位“60后”省部级正职官员全部具有研究生学位。这表明，他们的知识化程度高，学习知识的愿望十分强烈。
统计发现，在158位获得学位的省部级官员中，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有97人，占比61.39%；理工科学位获得者61人，占比38.61%。这说明，“工程师治国”的时代渐渐过去，具有人文社科背景的领导干部群体崛起，这符合现代国家治理的趋势。
在97位人文社会科学学位获得者中，管理学学位获得者最多，为39人，占比40.21%；其次是经济学学位获得者29人，占比29.89%，而法学学位（包括法律、政治学等专业）获得者有19人，占比19.59%。经济、管理、法律知识与中国国情和发展所需相适应，因此拥有相关专业背景的官员脱颖而出。
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不仅如此，他们大部分人经历更加丰富，有深厚的基层工作经验。同时，社会对“60后”省部级高官有高度的期待。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引起格外的关注，更直接的原因是人们对于目前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有些问题存有困惑，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现给他们一种希望、期待。
统计还发现，在成长路径多样化的背景下，交叉任职是“60后”省部级干部相对较多的成长路径。近几年，国企高层转任地方大员或部委主管有增加的趋势。有企业任职背景的官员通常最重要的特点是其眼光更加宽广。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从中石化“掌门人”转任福建省省长的现年50岁的苏树林。根据2006年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实行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之间的干部交流，选调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领导人才到党政机关任职。
分析认为，企业高管在政府担任高官有明显优势。国企高管“入仕”之后，可以把企业管理的一些做法引入党政机构，可以改变其他官员的一些观念，尤其是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部门需要专业性的官员。
以人为本理念凸显
在执政风格上，“60后”省部级高官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包容性强，重视法制，凸显以人为本的柔性治理色彩。
在政治学意义上，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学识背景都是决定执政风格的因素。
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青年时期适逢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更加活跃，更加开放；他们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他们学习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强，具有国际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也是新型治理风格的基础。
首先，他们会更加注重民生，更加亲民务实。这些“60后”高官，基本上都有着相对较长的基层工作经验，了解老百姓关心的事情，清楚他们的利益诉求。当今信息化时代，相对于“40后”、“50后”高官，他们在整个社会舆论监督越来越透明化、公开化的氛围中，会更注重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而亲民是其基本内涵，务实是其重要风格。
在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在乎民意，依赖民心的背景下，注重民生、塑造亲民形象将是“60后”省部级高官赢得威望的重要途径。这不仅事关党的执政本质，也关乎这些干部的前途命运。
其次，他们更加推崇制度以及柔性治理。邓小平同志说制度更重要，即用法制、制度的方法去规范人的行为，领导隐性化是大的趋势。隐性化，就是不知不觉地通过制度影响人。“60后”高官有更强的法制意识，而法制是国家良政善治的根本保障；他们也偏向于柔性化治理，即多沟通、多协商、多民主，尊重群众，依靠群众。他们更清楚一味的“强制”“命令”往往不仅不解决问题，还会激化矛盾。
成长经历锻造风格
现年50岁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强，是位法律专业出身的“60后”省委书记，他为湖南改革赋予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建设法治湖南，是其执政的一个目标。2008年4月，湖南正式推出《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其依法执政的一次重要创新试验；2011年7月，湖南省委正式颁布《法治湖南建设纲要》，法治自此被赋予了制度化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王利民认为，“法治湖南一个很核心的内容就是将权力规制到法律的范围之内。‘法治湖南’是从领导人接受先进的法治理念开始的，理念影响了他的态度和行为。”
同样，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3年出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胡春华侧重柔性治理，处理社会矛盾时，注意调解和协商。当内蒙古的发展转型面临社会矛盾时，他以开明进步的柔化形象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曾说，“如果大部分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如何缩减贫富差距、如何满足社会期望、如何调和不同诉求……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也将考验他们的施政能力。
分析认为，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的成长经历将为他们寻找难题的对策提供直观经验。
专家指出，他们所带来的新气象、新风格，不仅将对中国的地方治理带来大的影响，也将深刻地影响到一大批年轻干部的思想和观念，并为他们树立榜样。
执政思路影响中国
作为地方领导核心，这批“60后”省部级干部在未来五年中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无疑将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职责。未来十年，这批“60后”将成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执政骨干，甚至有些人会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深水区，会牵涉到更多深层次的利益矛盾，转型期利益冲突势必会增多。而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深刻洞悉了改革开放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所以，无论中国出现任何困难和挫折，这些人都不会把走回头路作为自己的执政思路，只会从如何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角度来思考出路。
这批“60后”省部级高官的执政思路和执政能力，将深刻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将直接关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维护和巩固。相信，他们将不辱使命，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抬升到下一个高峰。（记者 潘旭涛）
“六○后”挑战很大
在当下及未来不短时间的中国语境下，“60后”便官居省部，是值得荣耀的事。权力可使人敬畏，却未必能赢得拥戴。权力可调动资源，却未必做正确的事。
要赢得拥戴，做正确的事，就要抓住关键阶段，明晰“环境结构”。过去几个月，整个中国都在花大力气梳理“不平凡的黄金十年”，固然是为过往总结成绩，更是力图为未来导出路径。
之于“60后”省部高官，未来五到十年极为关键。进，可入更加核心的权力圈层，肩负更大使命。守，则平安过渡。退，也顺理成章。一切，事在人为，公在人心。
新的五到十年，中国所处“环境”会更复杂，中国会很难，面临挑战会很大。世情、国情、党情在变，外部内部环境在变。
未来五到十年，仍将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期、战略机遇期，这个基本判断不会变。有学者分析，当前，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趋于严峻，但也有亮点，有必须加紧防堵的一面，也有可以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一面。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并未终结，而内涵发生变化。如何既能解决新矛盾，又不错失战略机遇期，难度不小。
“内部环境”中，对于官员来说，新的大挑战来自“舆论环境”之变。微博等新兴媒体崛起，让官员“无处藏身”，让民众互通互联“瞬间完成”。新的五到十年，“表哥”事件会越来越多。而再遇到“PX事件”、“唐慧事件”、“什邡事件”，或者“xx事件”，“60后”省部高官或其下属，将如何处理，实为考验。
此外，中国共产党极为清醒，而今正面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还面临四种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每一项危险和考验，都无疑是“复杂的、严峻的”，甚至是“长期的”。在自己分管的地域和领域，直面风险，接受考验，“60后”省部高官无法回避。
政治的最高境界是秩序，如何在复杂中、在巨变中、在发展中建立并维持良性秩序，是对政治家的考验。在考验中，一些“60后”省部高官将脱颖而出。
世无艰难，何来人杰？新的“难”、新的挑战，也是“60后”省部高官的试金石。（正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