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医院里扎堆出生的“龙宝宝”，无法化解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肖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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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城模式
二胎试点的非典型试验
27年前，山西翼城。
人口学专家、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进行了一场鲜为人知的二胎试验。此后期间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翼城的人口总量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性别比优于全国平均值。
近日，南方日报记者前往山西翼城采访了解到，当地村民已普遍不愿意多生，男女平等的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
梁中堂认为，翼城模式是体制内计划生育政策的一次成功试验。它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其证明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中国城乡之间的生育意愿和行为正在逐步趋同，更证明了宽松的政策或许更有利于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据广东省计生委主任骆文智透露，广东目前的人口增速趋缓，但人口基数大，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目前还有10多年的人口红利期，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严重。
人口学专家梁中堂——
◎翼城在这试点的27年间，在每一个时点上的人口统计数据都低于全国、山西省和当地临汾市的平均水平
◎翼城模式是体制内的一次大胆实践。在认可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对一胎化政策的某种程度上的纠正和补充。它的成功，证明了即使是在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也能够控制好人口
◎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个孤本案例，本身并不具可复制性
◎大多数年轻一代不愿意再生二胎，城市的人不愿意生，农村人也不愿意生，由此会引出人口老化的社会新问题
人口“特区”
梁中堂是这场试验的“始作俑者”，国家于1985年特批翼城县作为试点，来验证他的二胎晚育理论
每天清晨，卫彩云都会早早起来，先照顾好刚满月的女儿，然后给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做早餐。在翼城县，村民生二胎的现象很普遍，不违反当地的计生政策。
卫彩云今年32岁，对她来说，儿女双全是她帮助这个家庭完成的最大心愿。“当时不太想生了，但是转念一想，觉得只有一个娃娃，多孤单啊。”
和卫彩云不同的是，同村的张海伟坚持只生一个。“一个就够了，生多了养不了。”张海伟的女儿今年4岁，他准备放弃二胎的指标。
27岁的张海伟本身也是独生子女。尽管他的母亲张秋兰在20年前还有生二胎的机会，但她认为，“一个孩子就行了，再生的话负担太重。”
1991年，张秋兰到龙华镇计生服务所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自愿放弃了二胎指标。“当时想着，一个娃就不错，而且每个月可以领到100元（夫妻两人各50元）的独生子女生活补助。”
翼城县在山西南部，毗邻河南、陕西。它因为27年前的一场试验而闻名。在全国普遍实行“一胎化”政策的背景下，翼城县的农民家庭允许生育二胎，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晚婚、晚育和生育间隔。
有专家学者将这一试验概括为“翼城模式”。
梁中堂，人口学家，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他是这场试验的“始作俑者”。在梁中堂的坚持下，国家于1985年特批翼城县作为试点，来验证他的二胎晚育理论，这也成为中国人口政策下的一个“特区”。
1984年，时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的梁中堂，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呈写了一篇《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报告。梁中堂认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在2000年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
当时在中国人口情报中心的马瀛通和国家计生委政策研究处工作的张晓彤都很看重梁中堂的报告，他们按照梁中堂提的办法，重新测算后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实行，并且认为“在2000年以后，城乡都可以采用此法”，并建议通过立法来进行保障。
1985年春，梁中堂提出，为了解除人们对放宽政策的顾虑，建议中央批准他在北方地区选择一个县进行试点试验。翼城县“晚婚晚育加生育间隔”的试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徐花萍是龙华镇王庄乡的计生服务员，她在这里已经从事了7年的计生服务工作。当地村民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徐花萍在当地的口碑很好，计划生育工作在这里推行得“异常顺利”。
“主要还是因为政策好啊，村民都很欢迎。”徐花萍感慨说，“我干了7年计生工作，到现在还没遇见到过一起因为违反政策超生而被罚的案例。”
2011年，王庄乡郑庄村一共有19个娃娃出生。“有10个是一胎，9个是二胎。”徐花萍说，大家对这个二胎政策已经习以为常，“男娃儿女娃儿都一样”。
王庄乡计生服务站站长张建党告诉记者，翼城县的政策相对宽松，农民们对生育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可以先生一个，修整几年，再决定要不要生二胎。”
事实上，年轻一代更多人都选择了只生一胎。“大家都觉得不管男女，生一个就够了。”
卫彩云说，因为自己也是独生子女，父母都已年迈多病，家中没有劳动力。“幸好招了一个能干的上门女婿，为了不让这种情况再重演，所以咬咬牙，生了两个娃娃。”
卫彩云的丈夫郝小东在县城打工，卫彩云一家六口人一年收入只有两万多块钱。卫彩云觉得，养活两个孩子，“日子过得还是有点紧”。
试点成效
翼城县用27年进行农村二胎试验的事实证明，当地的人口增长没有失控，性别比进一步得到了优化
8月的翼城，油葵已经成熟，放眼望去，整个田间已经一片金黄。
在王庄乡北丁村，南方日报记者见到了退休在家养老的冯才山。见到记者来采访，老冯戴上了老花眼镜，嘱咐老伴到院子里摘一些自家种的圣女果。
从1990年开始，冯才山在翼城县计生委当了12年的主任，他是“翼城模式”的践行者。同时也见证了翼城县在这种特殊人口政策试点下取得的成功。
今年67岁的老冯思维敏捷，提到当年的事情如数家珍。在老冯的家里，没有什么起眼的家具，只有满满的两柜子书，是老冯最大的精神财富。
记者浏览了一下书架，发现上面摆满了人口、社会、经济、哲学等书籍。最为醒目的，莫过于《翼城县志》、《中国计划生育全书》和《中国国情大辞典》。
在推行二胎政策试点之前，老冯还是龙华镇的党委书记，当年一提起“计划生育”四个字他就头疼。
“不管你怎么下功夫，劲也没少费，钱也没少罚，孩子也没少生。原来县计生站的站长陈学业，当时是分管北捍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人们开玩笑说，要是有小孩哭闹，大人吓唬说‘别哭！陈学业要来了！’孩子立马就不哭了。”
据老冯回忆，当时梁中堂给他们开会，告诉他们说可以生两个孩子了。“听了都觉得是不是听错了，国策不是生一个么，怎么还可以生两个，那大家是不是就要生三个、四个，不可收拾了？大家都觉得这个梁中堂胆子不小。”
老冯向记者展示了一份《翼城县人口发展测算表》，这是梁中堂在1985年7月，试点申请下来后做的表。即使是试点，翼城也面临着计划生育的目标考核。
老冯说，当时定下的目标是到2000年时，全县人口控制在30万。根据当年的测算表显示，预计到2000年，整个翼城县总人口为300331。而实际上，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翼城全县人口为303258，误差在3000人以内。
1985年，翼城县人大出台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县委县政府下发了《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实施细则》，次年，“两晚一间隔”计划生育政策在翼城县农村地区全面实施。
从1986年到2000年，期间经历了第四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跟第三次普查相比，全国人口增长了25.5%，山西省增长了28.4%，翼城县仅增长了19.7%。当时整个翼城的出生性别比为106.1，大大低于当时全国的117.8。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刘爽教授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仅为8.76‰，远低于当年全国12.09‰的人口出生率；同样的，翼城县2006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也比当时全国平均水平降低了约1/4。
梁中堂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翼城在这试点的27年间，在每一个时点上的统计数据都低于全国、山西省和当地临汾市的平均水平。
翼城县用27年进行农村二胎试验的事实证明，当地的人口增长没有失控，性别比也进一步得到了优化。
“和一胎政策比，两胎比较宽松，梁教授确实了解老百姓，把政策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结合起来，后来工作好做多了，多数人愿意接受这个政策：以前是推着走，人们也乐意生两个孩子，现如今大家都不太愿意生二胎了，一是思想转变了，另一个也是为了生活幸福，这个政策对我们确实有作用，把生育权还给群众，他们也满意。”冯才山说。
非典型样本
翼城模式有自身的局限性，全国范围内城市“双独”二胎逐步放开，现在翼城模式已经不适宜推广
在梁中堂看来，翼城模式的成功，是一个孤本案例，本身并不具可复制性。
从1987年开始，甘肃酒泉、广东南海、辽宁长海、山东长岛、黑龙江黑河等全国11个县市和地区也进入二胎政策的试点。
由于各种原因，其他的试点都没有坚持下来。“当时上面给我们翼城的要求是不宣传，不报道，不推广。甚至就在临汾地区，这个试点政策也不能推行。”冯才山回忆说，“现在毕竟过去了这么久，而且我们可以拿出令人信服的数据。别人也不好再说我们。”
被尘封了20多年的翼城往事，如今在新的时期背景下再度被人们所关注，甚至不断地被媒体所聚焦。
梁中堂认为，翼城能够出现现在的结果，并非全部都是“翼城模式”的功劳。“1988年，我曾针对翼城农村地区做了一次人口抽样调查，发现事实上早婚和多胎还占有一定比例。”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梁中堂认为，生育是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由其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活条件决定的。生还是不生，多生或者少生，都是在选择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这实际关系到当事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感受，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这恰恰证明了，人口出生率有其客观规律性，人们不是盲目生育，他们也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条件不允许了，自然就不会再生。”
梁中堂评价“翼城模式”是“体制内的一次大胆实践”。“在认可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翼城模式’是对一胎化政策的某种程度上的纠正和补充。它的成功，证明了即使是在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也能够控制好人口。”
当然，梁中堂也承认，“翼城模式”也有着其自身的局限性。“毕竟还是体制内的产物，2000年以后，全国范围内城市‘双独’二胎在逐步放开，现在‘翼城模式’已经不适宜推广。”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原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表示，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了几十年，已到了亟需调整的时候，社会是向前发展的。
郑梓桢说，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方，城市人口比例较大，百姓的生育观念早已发生改变。大多有生育能力的年轻人，他们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长大，早已不再推崇“多子多福”的价值观，日益增长的育儿成本也让他们望而却步。“完全不用担心政策放开后出生婴儿激增。”郑梓桢说。
如今令梁中堂感到担忧的，不是超生的问题，而是大多数年轻一代不愿意再生二胎。“这个现象不光是在翼城，在全国也都如此。城市的人不愿意生，农村人也不愿意生。”由此会引出新的社会问题——人口老化。
张海伟和母亲张秋兰，两人曾经就是否要再生二胎的问题争吵过多次。
张秋兰今年50岁，她在电视上看到过关于“失独”家庭的故事，觉得“一个娃还是不够保险”。
张海伟每天早出晚归，挣钱养家，在他看来，多一个孩子就是多一张嘴，家里的5亩地供养5口人已经很紧张了，“一个娃娃，从小养到上大学，得花多少钱？”
在1979年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梁中堂曾经预判了“一胎化”的走势。其中包括：人口老化过程由于出生率连续剧烈降低，将十分严重；无子女照顾的老年人太多，社会问题严重；经济年龄结构特殊，社会负担加重；人口年龄构成显著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将带来直接的影响；人口政策的反复变化，将对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人口老化”和“4-2-1”结构（4个老人、1对夫妻、1个孩子）的概念，也都是梁中堂最早提出的。33年前的预判，在今天看来，大多已经得到了验证。“只要你沿着实事求是的路子，客观地做了研究，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梁中堂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