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社区干部冯克雄有些郁闷。
    2003年，冯克雄所在的沙坪坝区天星桥街道小正街社区在全市首创了储存志愿服务时间的“时间银行”，一时间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可9年下来，到社区“存时间”的志愿者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啥就调动不起来年轻人的积极性呢？
    年轻人受工作所限
    社区为老服务陷入“老人照顾老人”怪圈
    冯克雄是小正街社区“时间银行”的发起者，并兼任“行长”。作为沙坪坝区中心地带的老社区，2003年，老龄化就在小正街凸显，辖区内共居住60岁以上老人300余人，他们大部分处于空巢状态，一部分患有各类慢性病。
    为了发动年轻志愿者照料空巢老人，冯克雄在社区建起了“时间银行”，不存钱，不存物，只记录“储户”对左邻右舍的帮扶时间。当“储户”年老或急需帮助时，即可获得其他“储户”同等时间的爱心援助。
    一头银发的王美兰今年78岁，是“时间银行”年纪最大的储户。王老太太拿出一本鲜红的“存折”指给记者看，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了5页，是她几十次志愿服务的对象、内容和时间。
    王美兰说，她从2003年就开始照顾附近85岁的孤老王冰茹。2010年，王冰茹以92岁的高龄谢世，王美兰自己也成了耄耋老人。这两年，她还是没闲着——邻居苏婆婆老两口虽比她年轻，但一个患糖尿病，一个有脑梗阻，自己再像以前对王冰茹那样贴身照顾显然力不从心了，她就帮他们买买菜、送送报纸。
    随着年岁越来越大，王美兰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和项目越来越少，“我心里明白，有一天当我干不动了，就得开始‘取时间’了。可眼看着经常出来服务的，都是一群白发苍苍、拖儿带孙的老邻居，心头又有些发慌。”
    记者从冯克雄那里得到证实：“时间银行”成立9年来，对外发出“爱心存折”600多张，但是真正参与服务的人只有100多位，均为60岁以上老人，平均年龄70岁左右。另有许多人开了户，但没来“储蓄”。冯克雄坦言，这其中大部分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组织到社区报到的年轻人。
    社区为老服务为何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记者电话采访到持有“爱心存折”、在天星桥街道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70后”张恒。
    “到社区志愿服务是好事，可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张恒是单位的中层干部，8小时工作之外常常加班，周末闲下来既要照顾双方父母，又要关心小孩学业，“真要到社区服务，也只能是走走过场。”
    冯克雄很担心：得不到年轻人的积极响应，“时间银行”终将青黄不接，最后关门歇业。
    社区公益岗位
    能发动部分志愿者，却投入不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志愿者队伍后继乏人的现象是不少社区的“心病”。
    在我市首创群众互助互救载体——“黄丝带”的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劳动一村社区，近50位志愿者平均年龄60岁。
    社区书记徐晓燕介绍，劳动一村是一个典型的老龄化社区，每4个居民中就有一位老人，其中不少是空巢老人。如何及时解决空巢老人和困难老人生活中的急事、难事？2005年，社区干部集思广益想出一招，向需要特别照顾的空巢老人发放长1米、宽10厘米、印有社区24小时求助电话的黄丝带。老人一旦有需要，只需将黄丝带挂在窗外、阳台上等醒目位置，志愿者、社区巡逻队员、邻居看见后，将及时通知社区干部或志愿者上门服务。
    打那以后，“黄丝带”受到空巢老人欢迎，可社区却不敢多发，只能重点照顾四十几位高龄、多病空巢老人，原因就是志愿者资源匮乏。
    2008年，九龙坡区民政局在社区开发公益岗位，徐晓燕赶紧将社区“黄丝带”的情况上报，顺利申请到了5个为老服务名额，每人每月给100元公益岗位补贴。
    42岁的低保户罗斌就这样成为了“黄丝带”志愿者中最年轻的一员，定点照顾80岁的空巢老人钱永碧。每个季度定期从社区领取300元补贴。
    “每天从钱婆婆家经过，务必抬头看看黄丝带飘起来没有。有时钱婆婆身体不舒服，我就帮她买菜、做饭，隔几天做一次清洁。”罗斌说，自己没有技能，找不到工作，从事社区公益岗位，既可以打发时间、发挥作用，还能补贴家用。
    “如果政府能加大对社区公益岗位的投入，社区为老服务将逐渐摆脱捉襟见肘的困境。”徐晓燕说，以劳动一村社区为例，社区里有劳动能力的低保对象不少，暂时找不到工作的失业人员也多，这部分人都有可能通过公益岗位，成为“黄丝带”志愿者。
    社区托老所
    开“分店”呼声高，运行一家却不易
    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在2009年建起了我市首个社区托老所。
    九宫庙街道办公室主任刘圣红全程参与了托老所筹备及建设工作。让她始料未及的是，有16张床位的托老所一经开放就被消息灵通的老人“挤爆”了。3年来，排队人数已达250多人。
    社区托老所离家近、收费不高，一旦住满，很难有空余床位。2010年，在老人们强烈要求下，托老所开放了“白托”服务，老人在这里只吃三餐，不住宿，每月按650元收费。如果有老人哪天不想做饭的，也可以来搭个伙，一餐两荤两素收费12元。
    “即便是只搭个伙，也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家住九宫庙新工社区的张玉兰老两口都已年过八旬，两位老人身体没有大毛病，但是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张婆婆说，以前她和“老头”一般弄两个小菜吃两天，哪天有一个人不舒服了，干脆就吃面或罐头。
    两位老人从早上七八点到晚上八九点都待在托老所里，9点过回家睡觉，生活过得挺有规律。
    托老所如此受欢迎，怎么不开一家“分店”？刘圣红坦言：有过想法，但很难。
    “首先是选址问题，一家托老所至少得有500平方米的面积，还要在老人聚居的社区中心地带，地盘难找。第二就是资金问题。”
    刘圣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托老所是九宫庙街道从重钢租下一废弃水塔办公室，出资50多万元改扩建而成的。每月水电气、饭菜等生活开支9000元左右，加上4个护理员工资4000多元，与收入刚好持平，这还不算每年四五万元的电器、家具设施更换费用，这些都由街道兜底。要再开“分店”，如果没有上级政府扶持，压力很大。
    记者手记
    社区养老，政府支持不可少
    据民政部门对老人养老意愿的调查，九成左右的老人仍然希望在家养老，而传统的儿女照料老人的模式现在已经难以应对。如何既能满足老人的愿望，又能突破家庭养老功能正逐渐弱化的困局？这就需要社区承担一些养老工作或托老服务。
    但记者对目前几种社区养老模式的深入采访发现，由于我市社区养老起步不久，在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许多问题。几位从事养老工作多年的社区干部为此非常忧虑：在社区养老进程中，街道和社区常常是在“单打独斗”，得到的政府支持偏少。
    社区干部建议，要解决目前社区养老面临的难题，最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政策扶持。比如建立扶持机制，给予每个街道、社区一定的专项工作经费；从机关干部、党员队伍开始，让志愿服务与工作考核挂钩，让年轻人真正动起来；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给予适当资助；开发公益岗位，让更多低保对象、“4050”人员参与社区养老。
    只有大力营造全社会敬老养老助老风气，社区养老的道路才能更宽广，真正在机构养老和居家养老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