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渝中区巴县衙门老鼓楼衙署遗址为南宋、明、清、民国4个朝代的衙署！8月30日，记者在市考古所获悉，作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文物点，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8月31日，国内考古学界的专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专家将来渝对该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进行会诊。
    一块旧墙砖引发一个考古发现
    2009年底，渝中区危旧房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几位正在巴县衙门老鼓楼拆迁工地施工的工人突然从黄土里挖出了几块暗灰色墙砖，砖上刻有一行繁体字。
    “这会不会是文物哟？”一位年长的工人疑惑地说。
    从地里挖出旧砖块的消息很快传到渝中区文管所，该所工作人员核查后发现，墙砖上有“淳祐乙巳”铭文字样，而“淳祐乙巳”正是属于南宋末年余玠主持抗蒙战争时期。
    见到渝中区文管所送来鉴定的墙砖后，市考古所副所长袁东山眼前一亮：这是不是之前苦苦寻找的南宋重庆城呢？
    2010年3月下旬，我市文博、建筑专家到老鼓楼实地考察，因为遗址上部被大量建筑垃圾覆盖，无法做出准确判断。
    2010年4月26日，市文物局委托市考古所正式对该建筑遗迹及其周边进行调查。次日，专家初步推断此处为宋代建筑遗址。袁东山回忆说，当时他非常兴奋，急调正在合川钓鱼城开展考古工作的有丰富宋代城市考古经验的考古队前来，开始对老鼓楼进行小规模试掘。
    结果令人惊喜，之前发现的“城墙”遗迹，与南宋抗蒙战争相关。袁东山立即起草报告，申请抢救性发掘。
    2010年4月29日，经市文物局批准，市文物考古所开始了对老鼓楼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一个巨大的考古发现由此慢慢拉开了帷幕。
    遗址为南宋、明、清、民国4个朝代衙署
    “截至今年5月，3年多时间里我们对绝大部分的老鼓楼衙署遗址进行了发掘。”袁东山介绍，目前已经发掘12360平方米。
    在遗址内，出土珍贵文物3200余件， 以及数万件标本。其中包括，“縣”字木模印、宋代的钱币“淳祐通宝（当百）”、明代的青花花卉香炉，以及一堆礌石（古代作战时从高处往下推以打击敌人的大块石头）等。
    最让人惊喜的是，考古队发现了一处建筑遗迹——一处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
    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建筑遗迹略呈方形，经专家测量，东西宽24.7米、南北残长24.3米。夯土高台建筑内部，用夹杂有小型鹅卵石的黄灰沙土夯筑而成，四周砌筑有护坡墙体，护坡墙体基础用大型长条石块砌成，护坡墙体以青砖砌筑，砖墙残高7.65米。四面护坡墙由下至上越来越窄，墙体呈79度倾斜。
    经专家考证，这处建筑遗迹应为南宋时期重庆府衙署的谯楼。
    更让专家们吃惊的是，这座砖砌高台建筑所在地域，竟然是南宋、明、清、民国4个朝代衙署的所在。
    在遗址现场，可以清晰看到各个朝代建筑的层次关系。经过专家考证发现，清代衙署围墙建筑直接叠压于明代围墙之上，明代衙署的范围应与清代大致吻合，唯中轴线较清代偏西。
    遗址是南宋抗蒙名将余玠帅府
    “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重庆城市考古的一大空白，是重庆城市发展史的珍贵见证。”袁东山介绍，经过专家考证，老鼓楼衙署遗址在南宋时为南宋四川制置司衙署所在，即为当时抗蒙名将余玠帅府，也是南宋时期川渝地区山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
    老鼓楼衙署遗址为何是余玠帅府？袁东山介绍，宋代等级森严，宫廷、衙署、民居等每一类建筑如何建都有严格规定，而高台建筑正是衙署建筑的标志，当时其他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修建。
    文献记载，余玠来重庆后便以重庆府衙署为帅府，背依金碧山、面朝长江（金碧山即今天解放碑所在的山梁）。宋蒙战争爆发后，淳祐二年（1242年）余玠任兵部侍郎、四川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遗址高台建筑用砖上的铭文“淳祐乙巳（1245年）”，这与余玠建高台时间吻合。
    “南宋四川制置司衙署，与重庆市境内的钓鱼城、白帝城，四川省境内的神臂城、云顶山城等共同组成南宋长江上游的山城防御体系，不仅成功粉碎了蒙军‘顺江而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意图，还导致了蒙哥汗败亡钓鱼城下，世界历史的发展由此得以改变。因此，老鼓楼衙署遗址不仅是重庆和中国的重要文物资源，还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文化遗产。”袁东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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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呼吁
    修建考古遗址公园
    渝中区政府非常重视老鼓楼遗址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目前已经邀请有关专家着手编制相关规划。
    有关专家表示，老鼓楼衙署遗址是“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文物点，该遗址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更是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支撑。其对保存城市记忆、延续城市文脉、打造城市名片、提升重庆文化品位，具有重要意义。
    为此，他们呼吁在这里建一个考古遗址公园，将老鼓楼遗址打造为重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新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