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第十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京揭晓，我市苗族作家何炬学的短篇小说集《摩围寨》榜上有名，为重庆文学界再添一匹“骏马”；8月21日，第五届冰心散文奖颁奖大会在北海颁奖，本土作家邢秀玲、刘德奉、吴佳俊获得殊荣……
    近段时间，重庆文学界喜事不断，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重庆文化的进步和成绩。
    有专家认为，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10年比的是经济，100年比的是文化；当今世界，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发展竞争中赢得主动。而对于正在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市的重庆来说，我们的文化发展收获了哪些成果？还存在哪些不足？我们离“文化强市”的距离还有多远？
    从今天起，本报将推出“文化人谈重庆文化建设”栏目，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生活在这座城市，或是曾经路过这座城市的文化人亲身经历的那些故事；让我们从他们的故事中一起来思考，我们能为重庆的文化建设做些什么？
    “一座夔州杜甫草堂，建起来就真的这么难吗？”8月21日，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鲜于煌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加快重庆文化建设步伐，很有必要重新认识文化遗存的重要性和历史名人效应，让它在当代真正“活起来”，成为一张张全国瞩目的文化名片。
    鲜于煌说，与某些县城争夺西门庆的家乡、武大郎的故乡等恶俗闹剧相比，历史上，重庆地区是货真价实的名家辈出，文脉悠远沉厚。但是，历史名人们留下的众多遗存、文化精神，似乎与时代并没产生多大联系。
    打个比方，诗圣杜甫在夔州居住1年零10个月，共创作诗歌443首，占其所编杜诗1439首近1/3。
    “这完全是一个奇迹，要知道，杜甫当年在成都草堂4年的时间，也不过作了240多首诗。而在奉节，诗人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居然平均3天就要写下2首诗。”鲜于煌认为，这段足以令重庆人自豪的历史，如今却很少有人记得。
    鲜于煌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在参与本报主办的纪念杜甫诞辰1300周年活动中，他实地了解到成都杜甫草堂和夔州杜甫草堂的巨大现实差距，深感震惊——“成都杜甫草堂每年的接待人次在100万以上，而历史上与之齐名的夔州杜甫草堂，竟然形体也没有，只剩下一块残碑。”
    近年来，也屡有当地学者呼吁重建夔州杜公祠，可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满怀热情呈递上方案，却如同石沉大海。
    在鲜于煌看来，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要想有文化个性必须打造坚挺的文化品牌，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品牌比建高档社区更实惠。“众所周知，罗马古城拥有永恒的旅游吸引力，但罗马的GDP是多少谁知道？这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全球各地的人们到了那里就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历史与文明。所以，文化名城和历史名人都是有号召力的朝圣之地，这种价值才是永恒。”
    不仅仅是夔州杜甫草堂，重庆还拥有大量抗战遗址建筑，它们背后声名显赫、又颇具传奇性的主人，也意味着这些资源巨大的可塑性。
    “如果当地政府受限于财力，不能进行大手笔保护性开发，那么是否可以构建一条民间资金进入渠道。实际上，开发文化遗存，服务大众，也属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部分。”鲜于煌认为，近年来，随着重庆整体经济实力提升，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将目光瞄准文化遗存、历史名人。但管理部门却难以在民间资金进入与遗存保护利用上构建一个理想平台，“而这一步如果始终迈不出去，便是咫尺天涯，令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