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却发现自己依然身处社会的边缘……
编者按
“一个农民进城了,他和这个城市唯一的关系就是脚上那双回力牌白球鞋。”多年前,媒体曾以这样的开头来讲述第一代民工潮涌进城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30年后,那双曾经只有农民工可能才会穿的廉价的回力牌白球鞋,不仅轮回成为潮人的时尚单品,还成为明星的足尖挚爱。然而,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却依然疏离。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种疏离不在于他们身上穿着什么牌子的衣服,脚上是用耐克还是回力来凸显自己的时尚追求。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对土地天然的淡漠,让年轻的心飞得更远。
幸运者,依赖从父辈那里继承的勤劳,在稍纵即逝的机会面前,勇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迷茫者,尽管默默地承受着城市生活的艰辛与局促,却在这样日复一日的生存挣扎中,丢失了彩色的梦。
怀揣丰满理想的年青一代,裹挟在时代急促向前的步伐中,陷入无尽的迷茫。他们生活在城市,心灵却在城市上空漂流无法落地扎根。
今日开始,本刊将推出《新生代农民工底层生活记录》系列报道,展示新生代农民工青春世界中的苦涩与无奈,坚韧与甘甜。
1984年,政府正式下发文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从而掀起了第一波民工潮。如今,大批出生于80后、90后的农村人口又开始沿着父辈的脚步,到繁华的都市寻找梦想。
伴随着对梦想的追求,成为城市人,能够扎根城市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最大理想。
安徽籍小伙子张生来北京快3年了,他一直跟着父亲做装修的刷墙工作,一个月有将近3000元的收入。在他眼中北京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活儿不多的时候,他喜欢和同伴们四处逛逛。父亲将来肯定是回安徽老家的,他却想留在北京。“我们这行做得好的,都在北京买房了。我现在就想把活儿做好,将来说不定能干上工头。”
“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怀着出来闯世界、要做出一番事业的梦想。”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副组长王舟波说,但是他们怎么才能留下来,并且能够发展下去,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据统计,截至2009年,中国近1亿出生于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仅1728元人民币。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之际,新生代农民工却难以分享由他们一手创造的物质文明。
相对于南方工厂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北京的挣钱机会似乎充满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这里的高楼华厦,这个城市近2000万人口所能带来的发财梦,让那些没有吃过太多苦的新生代农民工充满了幻想。
和自己很多老乡选择南下不同,李华决定到北京“闯一闯”。他选择进入房地产中介行业,因为听朋友说这一行很赚钱,而且说起来也“很时髦”。
在北京东四环附近的一家中介公司,正处于僵持期的楼市,令中介的日子并不那么好过。尽管如此,李华坚持说,“那些前辈,一旦成交,收入还是很诱人的。”然而,对新手李华来说,距离开单的日子似乎太过遥远,而和朋友租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室,每个月500元的房租却是眼下最棘手的问题。
来自全总的调查显示,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北京西客站,全国日客流量最大的铁路客运站。像张生、李华一样,很多怀揣梦想的外来务工者从这里开启他们的首都生活。每天,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进这个城市,又散落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西客站首发的公交车上,他们成群结队,背着硕大的行李袋,开始了在陌生城市的长途跋涉。那些关于城市的理想,在不同的人生中,从此展开相似灵魂却又不同细节的故事。
赵小海在被城管追来追去的8年之后,终于为自己的烧饼摊找到了固定的摊位。然而,繁华都市中最底层的人们,讨生活并非易事。为了方便拉运做生意的东西,赵小海花了2500元买了一辆电动三轮摩托车。但是,依照北京市的规定,这样的车辆是被拒绝上牌照的。尽管从赵小海的租住地到烧饼摊,他只需要经过一段不到50米的正规城市机动车道路,但这并没能让他逃过交警的执法检查。一个大雨的下午,赵小海刚拐上道路,城管和交警的联合执法中,他这辆没有牌照的三轮摩托车被查扣了。无奈之下,赵小海又花了2500元从正规市场购买了一辆新车,但是不久,这辆车也被查扣。
“我们在北京讨口饭很艰难啊!”赵小海感叹。
尽管闯荡北京并不容易,但采访中很多农民工却并未想过轻易离开。
赵小海代表了漂在北京的大部分外来务工者的生活。他们从事着不起眼的工作——卖菜、送快递、泥瓦电工、售货、餐厅服务、打游击的各种小食摊,甚至,还有黑摩的。然而,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城市,除了拥有比家乡更多的糊口机会之外,似乎也看不到更为踏实的未来。
来自全国总工会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
高昂的生活成本,复杂的户籍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保障的缺失,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制造了重重障碍。他们创造着城市的繁华,却无法融入这座城市;他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却发现自己,不过是身处社会边缘的匆匆过客。
城市生活充满了艰难、轻易而来的打击以及那些随时都存在的“看不起”。这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除了默默忍受,还有那些催生出来的顽强。繁华都市,再艰难的谋生,也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