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荷波，原名王灼华，化名满玉纲、彼得洛夫、汪一喜，原籍山西太原，1882年5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城内府里东廊顶。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中共早期的优秀领导人之一。王荷波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津浦铁路上的第一个中共党员。他还担任过南京市第一个党小组的组长，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

　　“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北方局，由王荷波、蔡和森、刘伯庄、彭述之、张昆弟等五人组成。王荷波任书记，蔡和森为秘书长，下辖顺直、山西、满洲、内蒙和山东等省、区各党部。1927年8月22日，在王荷波、蔡和森的领导下，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议。会上，王荷波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汇报，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研究确定了在北方开展农民武装暴动和土地革命的方针，以配合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

　　当时，玉田地区的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省委决定以玉田为中心组织冀东农民武装暴动。9月底，王荷波来到玉田后，在会议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在冀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首先打下玉田县城。王荷波在玉田住了一个多星期，帮助中心县委研究、制定了武装暴动计划。他走后，玉田农民暴动即于10月下旬爆发。14000多人参加的武装队伍很快攻克了玉田县城，解除了城内武装，并准备成立县革命政府。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玉田农民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起义终于暂告失败。

　　这时，奉系张作霖与晋系阎锡山展开火并，王荷波乘机回到北京继续领导北方局工作。他重新拟定了武装起义计划，秘密建立北平（今北京）市总工会。由于叛徒出卖，北京的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王荷波于10月18日在北京法政大学第一院被捕，此后，又有北京市委17名领导人相继被捕。

　　在狱中，王荷波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组织。临刑前，他唯一的嘱托是，请求党组织对他的子女加强革命教育，千万别走和他相反的道路。张作霖深恐政局不稳，迫不及待地签署了杀害王荷波的命令。1927年11月11日，军阀政府陆军军法裁判处的几辆刑车从南向北急驰而去。刑车刚到安定门外箭楼就猛然煞住，王荷波从车上下来后，立即被杀害，时年45岁。

　　周恩来指示寻找遗骨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王荷波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周恩来任军事总指挥，王荷波作为上海市总工会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这次起义。

　　由于王荷波比周恩来大十几岁，又长着大胡子，周恩来就尊敬地称他为“大哥”。王荷波牺牲后，周恩来无限悲痛。但当时在白色恐怖之下，不可能很好地收殓和安葬其遗体，这成为周恩来的一件憾事。北京解放不久，周恩来指示修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同时，指示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组织力量寻找王荷波的遗体。

　　吴晗对此事抓得很紧，从中南海回到市政府后，他立即着手落实布置寻找烈土遗骨的事情，把这件事转交市政府薛子正秘书长负责。北京市公安局和民政局成立了一个由曹恩棠等人组成的专门小组，负责查找烈土遗骨掩埋的地点。

　　伪档案中找到线索

　　由于王荷波等烈士殉难已有20多年了，已找不到当事人，小组成员只好?边在收编的伪警当中了解情况，一边查阅京师警察厅的档案。收缴的伪警察厅档案五花八门，堆了满满两大屋子。已经发黄脆裂的档案上积蓄了很多灰尘和蛛网，稍一翻动就腾起一股呛人的尘土。要在浩如烟海的档案堆里，一张一张地查找到烈士遇难的时间地点，可真是难上加难。小组的几个人关在屋里分头查找，眼睛都熬红了。

　　这一天，屋里的人们正聚精会神地查找档案，突然，一个人高喊道：“找到啦，找到啦！”大家围过来一看，档案中记载着王荷波等18位烈士在安定门外的箭楼东侧就义的情况。几个人高兴得一蹦老高，马上把情况报告给薛子正。

　　薛子正听了也很高兴，让大家先回去休息一天，第二天再组织力量挖掘烈士遗骨。几个人哪还顾得上休息，立即骑车赶到箭门外的乡农会，请农会明天派民工帮助挖掘烈土遗骨。小组同时又找到当地几个老人，了解了烈士遗骨掩埋的准确地点。老人们当然不知道烈士的名字，但埋葬这些人的事依稀还记得，他们答应第二天上午协助查找。

　箭楼东发掘遗骨

　　事情落实后，几个人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了家。第二天上午，小组成员来到安定门箭楼，农会干部带来的十几个民工早已拄着锨镐等在那里，一旁有几个老人蹲在墙根吸着烟袋锅子。

　　见乡农会这么支持，派来的都是精壮的小伙子，小组的人十分高兴。曹恩棠先领着老人们到箭楼东侧大体看了一下位置，就把民工叫过来，按照档案记载和老人们提供的位置让民工们动手挖起来。一个上午，民工们挖了20多平米的土地，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大家有些泄气，并对曹恩棠指认的地点产生了怀疑。吃过午饭，曹恩棠让民工向原地点四周扩展挖掘，民工们又挖了一个下午，还是没有收获。

　　晚上，小组成员重新核对了档案，研究了第三天的挖掘计划，直至深夜才休息。这天夜里刮起了西北风，地也上冻了，发掘条件变得更加恶劣。天亮时，曹恩棠等人来到箭楼，继续指挥民工向原址四周挖，隔几步1个人，并再三强调就是在这附近，绝对没有搞错。

　　中午吃饭时，人们很沮丧，稍事休息后，民工们接着挖。正挖着，突然一个民工被吓得叫出了声----他挖出了一个颅骨。于是大家都集中到这里来挖，几具尸骨相继出土。到天黑前，已挖出15具遗骨，还有3具遗骨没有着落。天黑后，由公安局保护好了现场，人们准备明天再来清理。

　　第四天上午，现场已清理完毕。薛子正秘书长来了，能找到的烈士亲属也都来了，开始辨认烈士遗骨。王荷波烈士的亲属首先认出了王荷波的遗骨，因为王荷波生前长得十分高大，骨架粗大，遗骨中有一具明显大于其他的，人们认定必是王荷波无疑。找到了王荷波的遗骨就等于找到了基准点，按伪警察在档案中记载的行刑时间排列顺序，其他烈士的遗骨很快得以辨认。

　　可是，失踪的3具遗骨还是个谜。档案中明明记载殉难者是18人，可怎么只有15具遗骨呢?后来，小组经询问3位烈士的亲属，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原来，在烈士们殉难后几天的一个夜里，三位烈士的亲属偷偷把遗体挖出来，掩埋在其他地方了。后来，因地貌改变太大，埋葬地点又未做标记，亲属们也不知道烈士遗骨到底埋在何处了。

　　八宝山安葬立碑

　　市民政局买了18个上好的黑坛子，用来装殓烈士们的遗骨。民工们拾起烈士的遗骨，一一放入坛内（只有找不到遗骨的三位烈土的坛子是空的），并用红布把坛口蒙上扎好，每块红布上都注明烈士的姓名。这样，周恩来交待的寻找王荷波等烈士遗骨的任务完成了。

　　遗骨用卡车运往革命公墓。周恩来曾说过，找到王荷波烈士的遗骨，他要亲自来革命公墓主持移葬典礼。吴晗副市长将找到烈士遗骨的情况和周恩来何时来参加移葬典礼的事一并向总理办公室作了报告、请示。当确定周恩来参加的时间后，吴晗马上叫秘书通知有关部门让公墓做好准备----这是公墓移葬的第一批烈士，周恩来也是第一次到公墓来，典礼一定要搞得隆重，准备工作一定要周全细致。

　　当时，八宝山公墓刚刚定点，一期工程尚未展开，还处于建设准备时期。接到市里的指示后，公墓筹备处马上分工着手做准备工作。他们派人到市里请了最好的扎棚匠在选好的基地上扎了?个大幕棚，搭了一座高台。幕棚上面扎着白花黑纱，四周摆满了花圈，安全保卫和环境卫生等工作也已落实。

　　12月11日，革命公墓显得格外庄严肃穆，数百名前来参加移葬典礼的党政军各界代表早已来到公墓。典礼的高台上，整齐地摆放着18个黑坛子，坛口的红布分外耀眼。

　　几辆汽车驶进公墓，从第一辆车上走下身着灰色大衣的周恩来，随后是彭真、李立三、刘仁、肖明等人。一行人走上大幕棚后，典礼正式开始，由周恩来主祭。他神情庄重，率数百群众向烈士遗骨深深地三鞠躬。李立三在仪式上介绍了各位烈士的生平和就义经过。由于墓区建设还未展开，尚待整体规划，烈士们的遗骨只是被临时安葬在墓区，墓碑也暂未制作。

　　1950年10月，任弼时逝世后，灵柩暂厝在革命公墓。考虑到届时中央领导要到公墓，可能顺便为王荷波等烈士扫墓，薛子正秘书长指示公墓要连夜建一临时坟台，以备领导同志扫墓时用。公墓筹建小组接到指示后，立即通过民政局与市公安局联系，派车到天安门交通中队把用于阻隔行人的带铁链的石墩借来十几个，把墓地围起来，又连夜到西四高陛石厂买来现成的锥形石碑，加班布置好。

　　任弼时灵柩暂厝后，中央领导果然到王荷波等烈士墓地瞻仰。此后，随着革命公墓建设的开展，公墓管理机关为王荷波等烈士修建了一座100余平方米的集体墓。其碑文如下：

　　王荷波等同志，曾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不幸于一九二七年十月间被军阀张作霖逮捕，于同年十一月初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于北京。原载：《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