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重庆直辖市挂牌成立15周年的纪念日。15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央部委和全国各省区市的大力支持下，历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巴渝儿女励精图治，不懈奋斗，重庆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重庆日报今日推出“庆直辖，看巴渝15年变迁”跨版特刊，通过采访三农、国企、民企、外资、科技和衣、食、住、行、游等方面的10位人物，反映直辖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并藉此纪念这个全市人民的节日。
    衣
    服装设计师梁明玉谈着装变化——时尚品牌荟山城，靓丽服饰成风景
    “直辖前的重庆，色彩比较单调。是直辖，让这座城市多彩起来。”
    在市服装设计师协会主席、著名服装设计师梁明玉的眼里，重庆用了15年时间，为自己剪裁出了一道靓丽风景，使其更加时尚和鲜亮。
    梁明玉清楚地记得，10多年前的解放碑第一次有了“班尼路”专卖店的情形。
    “就在金鹰女人街的楼下，‘班尼路’开设了一家很大的专卖店。”梁明玉回忆，这个来自香港、由刘德华任代言人的休闲品牌一经进驻，就吸引了全城年轻人的目光。
    今年32岁的陈明耀，当时还是重庆大学一名大一学生。20岁生日那天，他收到了同学送的一份“大礼”——班尼路牌上衣，原价298元，折后价100元。蓝色，采用防雨材料制作；衣领后有个拉链，拉开拉链就是一个帽子……时尚的设计，让陈明耀爱不释手。
    “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品牌的概念，”陈明耀现在还记得衣服上的那个漂亮的logo——小鲸鱼。
    10多年过去了，当年班尼路专卖店的旧址，已被古奇占据。在它的隔壁，是欧米茄专卖店；在它的对面，是奢华惊艳的LV专卖店。而班尼路已经渐渐退出当街门店的经营，转战各大商场的不起眼的角落。
    班尼路的“退隐”，是直辖15年重庆市民穿衣变迁的一个缩影。
    梁明玉回忆，过去重庆消费者往往是只重视追随流行，一窝蜂的，大家穿的几乎是同样风格的衣服。“比如女装，前几年大家一股脑去穿‘哥弟’、‘凯撒’……而今天，大家更强调服装的个性风格，注重多样配搭。”
    “除LV、古奇以及阿玛尼、BOSS等大牌外，h&m、Zara、优衣裤等休闲品牌也大举进驻重庆，市民有了更多选择。”梁明玉说。
    重庆衣饰的不断变化，也推动了本土服装产业的蓬勃发展。梁明玉说，直辖15年来，重庆纺织服装企业在产业规模、品牌打造、面料更新、市场培育等方面进步很大。市政府为此不遗余力，出台政策支持渝派服装，开辟园区集中建设。
    “时尚和服装最能直接体现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平，也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内在的精神和修养。”梁明玉说：“穿衣服这个事，最简单也最重要，山高水长，时尚无尽。”
    食
    烹饪大师刘波平谈饮食——我能感受到重庆厨师的骄傲
    在刘波平的手上，有一道滚油烫出的疤。为学烹饪，他没少吃苦。
    1990年，刘波平从河南来到重庆学厨。那时的重庆，大街小巷除了一些小规模的火锅店，中餐馆也不多，也没有风味小吃街，“吃在重庆还不那么丰富。”
    学成后，刘波平径直去了北京。
    但几个月后，他又毅然回到了重庆。
    “与北京相比，重庆的美食文化还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这也是重庆的机会，是我的机会。”刘波平回忆说。特别是直辖后，重庆餐饮行业得到长足发展。我市先后成功举办了第四届、第五届中国美食节和两届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吸引了3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行业组织的代表来渝参展、参赛和观摩。
    也是在这段日子里，刘波平从凉菜主管到厨师长、行政总厨；从技术指导、厨房管理，再到注重团队建设；从一个打工仔，成为加州花园饮食（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烹饪大师，刘波平的每一步成长，都见证着重庆餐饮业的发展。
    在重庆餐饮这个“江湖”里，有着无数个类似刘波平这样的故事。
    何永智，三张桌子起家，成为中国的“火锅皇后”；严琦，昔日的“田螺姑娘”，已成为拥有数万员工的大集团掌门人；李红，五年前还名不见经传，如今已成为中国少有的餐饮上市企业的老板……餐饮业，似乎是讲述“重庆财富故事”最适合的蓝本之一。
    如今，重庆美食品牌层出不穷，并已走出重庆，走向世界。据统计，重庆餐饮企业在北京、上海等30个省市的大中型城市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有餐饮连锁经营店3000多个。
    不仅如此，在城市形象的打造上，餐饮业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主城区已建成了南滨路、嘉州路、直港大道、科园路等10条市级美食街。渝北嘉州美食街集聚了餐饮企业131家，日营业收入100多万元；南滨路长达3公里的美食街，吸纳了众多高中档餐饮店，已成为重庆城市靓丽的风景线……
    “每当我在全国各大美食节上，展示新概念渝派川菜，都会引起轰动；每当我向国内外嘉宾、观众表演绸缎上切肉丝的绝技时，我能真切的感受到一个重庆厨师的骄傲。”刘波平说。
    住
    退休职工朱重南谈居住——公租房让我住得巴适安逸
    自打去年搬进新家后，朱重南再也不羡慕朋友的房子有多敞亮多漂亮，“我觉得，我家的房子也很不错！”
    现年59岁的朱重南，是南岸电线厂的退休职工。此前，一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间砖混结构的房子里。上世纪80年代，单位给职工分配福利房，他分的是一间建筑面积25平方米的房子。他一住，就是30多年。
    那栋矮矮的灰色住宅楼位于南岸区龙黄公路附近，是上南山的必经之地，“房子靠马路，一天下来家里全是灰，只好把窗户全都关上。”一直以来，朱重南都被居住问题所困扰，一方面想为女儿女婿提供更宽敞的“二人世界”，另一方面，年迈的母亲也需要安静的房子养老。
    2000年，新重庆满3岁。
    那年夏天，一位老朋友搬了家，邀请朱重南去耍。
    刚走到小区门口，朱重南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
    在这个叫做“中央美地”的小区里，放眼望去，低矮的花园洋房掩映在苍翠的树木中，再走深一点，还有精致的欧式风格别墅在人工湖边静静伫立。朱重南听朋友说，中央美地是重庆最早修别墅和花园洋房的小区之一，一平方米房价是他几个月的工资，“我做梦都想住这样的大房子。”
    朱重南这才发现，身边的商品房小区越来越多，“那几年，住在龙湖南苑的人感觉说话底气都要足些。”
    接下来的十多年里，重庆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房地产开发企业从1996年的738家迅速壮大到2011年的3365家。
    眼看周围的亲戚朋友都住进了商品房，朱重南心里更不是滋味。
    2008年4月，我市启动主城危旧房改造。
    2010年，市委、市政府决定修建公租房：政府当房东，给“夹心层”老百姓提供住房。
    从电视新闻里，听说了这个好消息的朱重南，赶在第一时间报了名，并且幸运地成为公租房首批成功配租的承租户，住进了大竹林康庄美地公租房小区。
    “租的是8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专门让我妈住大点的主卧室，南岸区的老房子就留给女儿。”虽说是租住，朱重南还是把这里看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在他看来，康庄美地物业不错，小区绿化又多，他还参加了艺术团，退休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游
    中旅集团董事长刘放谈旅游——出国游像“出门游”一样经济和便捷
    “15年前，出国旅游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还是一件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出国游犹如‘出门游’，便捷又实惠。”中旅集团董事长刘放开门见山。
    在他的记忆中，以前市民能够去一趟香港、澳门，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事，被称为“贵族式旅游”。
    由于政策所限，当时办理出国旅游手续十分繁琐，办一次得花两个月。“就是去香港，也要配额。如果配额超标了，再急也只能等下一批。”刘放说，不仅办证难度大，而且报价昂贵，普通市民根本无法承受。
    随着重庆直辖和老百姓“皮夹子”越来越鼓，这种情况渐渐发生了改变。
    最近几年，重庆机场相继新开重庆至普吉、吴哥、马尔代夫、多哈、赫尔辛基等国际（地区）客运航线，目前国际（地区）客运航线达到15条。
    为了方便市民到欧洲旅游，匈牙利驻重庆总领事馆同时办理芬兰和斯洛文尼亚两国的申请签证。市民只需在重庆，15天内就可以申办欧洲游的旅游签证，可畅游欧洲25国。
    2011年，重庆出境游达到242385人次，同比增加49.68%。这是重庆直辖以来，年度出境旅客流量最多的一年。
    随着出国旅游人数的增多，出境旅游产品也日益增多，一系列的打折优惠从没间断。
    “以往带4000块钱去一趟北京，还要看怎么省怎么花。现在，4000块钱就可以去一趟泰国或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了。”刘放说。
    “讨薪农妇”熊德明 从日子紧巴巴到年入30万
    三农
    “讨薪农妇”熊德明 从日子紧巴巴到年入30万
    直辖15年来，不少重庆农民在乡村与城市、土地与工厂之间兜兜转转，循环往复。与此相伴的，是他们腰间渐渐鼓囊起的荷包——1997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692元，2011年达到6480元。云阳农妇熊德明及其一家便是2300万巴渝农民的一个写照——
    熊德明，今年50岁，云阳县人和街道立新社区（原人和乡龙泉村10组）农民。
    1997年，熊德明一家三口守着0.6亩旱地、1.2亩水田过活——田里种水稻，旱地里种些玉米、红苕做猪饲料。家里养了5、6头猪，自己吃1头，剩下的拿去卖。“一头肥猪100多公斤，卖6块多一公斤。要用点钱，就是靠那几头猪。丈夫在附近的酒厂搞搬运，打零工也挣点钱。”熊德明说，“一个人要交100多元的提留款，娃儿在读初中也要钱，盖房子欠的账还要慢慢还，一年到头剩不下几个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为了挣钱，熊德明和丈夫李建民去湖北建筑工地打过工。2002年，看到云阳搬迁后的新县城人气渐旺，夫妻俩回到临近县城的老家，将家里的菜园子打整出来，担菜到县城卖。
    闲时，丈夫去新县城修登云梯；熊德明则拓宽了猪圈，养了10来头猪。
    2003年10月24日，熊德明在家门口见到了来到三峡库区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天性耿直的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丈夫在外面打工时有2000多元的工钱被拖欠了一年……”自从总理帮熊德明的丈夫追讨回工钱后，熊德明成了闻名全国的“讨薪英雄”，不少人拉她当“维权大使”。
    “但那种生活不适合我。”2005年，熊德明回老家做起“老本行”，建起养殖场，年出栏300多头“洋三元”肥猪，“一年还是能赚个几万元。”
    由于三峡库区滑坡治理，2009年，熊德明一家告别居住了几十年的龙泉十组，搬到几百米之外的立新社区，建起了总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的德明养殖专业合作社关爱猪场，年出栏商品猪800头。
    “新猪场比原来规模大了5倍，我还养了60头母猪，从去年8月份到现在，卖了八九百头仔猪。去年，我们一家有近30万元收入，不包括固定资产投资。”熊德明说，“我是一个农民，能够凭自己勤劳的双手挣钱。比起‘讨薪英雄’，我更愿意做一个养猪能手。”
    熊德明只是直辖后农民生存境况变好的一个缩影。如今，随着林权抵押贷款、农村土地流转、养老保险全覆盖等一系列惠农措施的实施，重庆农民的生活可谓一天一个样，天天都精彩。
    国企
    “老重钢人”潘向宇 一家国企15年里的涅槃
    从靠贷款发工资的老国企，到“举家”搬迁之后的重生——被誉为中国民族钢铁工业摇篮的重钢，见证了一个产业的兴衰和一座城市的崛起。特别是重庆设立直辖市后，以重钢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与直辖市一起成长。如今，重庆国有资产已由直辖之初的1700亿，上升至2011年的1.52万亿——
    潘向宇是重钢集团董事、党委副书记，在重钢工作已有30个年头的他，见证了这家企业的困顿与辉煌。
    潘向宇说，1982年，他进入重钢工作。1984年重钢利润首次破亿的情景，还令人记忆犹新。但到上世纪90年代，重钢发展开始陷入困顿。
    “资源匮乏、负担沉重、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等问题，让阵痛中的重钢举步维艰。”潘向宇说，直辖初重钢的年钢产量只有124万吨，“那时的重钢靠贷款发工资。”
    重钢正是在这样的境遇下，迎来了重庆直辖市的设立。“也在这一年，我们打响了‘精干主体，分离辅助’攻坚战，逐步开始发展房地产、电子信息、矿业开发、环境产业等非钢产业。”
    新重庆十分关注这个老国企，历任市领导都多次前往重钢调研，并找准了一直困扰重钢的“三块心病”：环保——虽然连续多年每年投入上亿元实施环保改造，但仍达不到现代都市对环境的苛刻要求；资源——铁矿石70%依赖进口，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过高；产能——长期年产量100万-200万吨，规模上不去。
    2006年，在市委、市政府支持下，重钢迈出了整合矿石资源、优化产品结构、提升竞争实力的环保搬迁之路。
    “当时有人认为重钢搬迁是天方夜谭”，潘向宇说，要挪动一家在主城73年、占地8000多亩、职工家属10万人的大企业，谈何容易？！
    但市委、市政府已深思熟虑，下定决心。
    2007年，环保搬迁工程正式启动，重钢开始告别主城，整体迁往长寿区。同时，重庆市痛下决心，3年关停了12家“小钢铁”，在重钢长寿新区实现集约化生产。
    2011年9月16日，长寿新区3号高炉正式点火烘炉，标志重钢长寿新区具备了年产65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宣告了长江上游精品钢材生产基地和中国最大的船用钢精品基地基本建成。2011年12月，重钢澳矿项目开工，“十二五”期间自有矿占比将超过60%。重钢的“三块心病”得以消除。
    重钢资产总额从直辖初的51亿元增加到现在的705亿元。“新重钢以发展的空间换取产业的勃兴。”潘向宇相信，历经涅槃后，一个全新的重钢，正以青春的姿态阔步走来。
    民企
    “田螺姑娘”严琦 从开路边店到“餐饮大亨”
    直辖以来，民营经济以比全市经济平均水平高8.5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发展。15年内，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增长了13倍。餐饮业，是重庆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
    1997年6月18日上午，严琦在成都羊西线的陶然风味庄餐厅大堂，通过电视直播观看重庆直辖挂牌仪式。激动之余，她有些彷徨：陶然居要不要回重庆？
    此前，这名曾经的银行会计，用“大排档”的经营模式，两年时间，在九龙坡白市驿把“五张桌子”盘大到了“上百张桌子”，人称“田螺姑娘”。但严琦梦想着做高端的品牌餐饮。
    和当时稍显落后的重庆比起来，成都的都市味儿更浓，更适合培育餐饮品牌。
    直辖前一年，严琦“背井离乡”奔赴成都。靠两道创新的江湖菜“炒田螺”和“芋儿鸡”，到2000年，通过加盟经营，陶然居品牌在四川所有地级市和全国20余个省市发芽。
    品牌初步建成，严琦的“回乡梦”却越做越浓。
    这因为两点：一是外地食客常常问她：重庆大街小巷到处是“棒棒”，很穷吗？二是几年来的规模扩张，人员培训和辅料供应，都已捉襟见肘，全国加盟店在菜品与服务的标准化上，开始出现混乱。
    不管是在情感上，还是业务的实际需求上，严琦感到自己需要在更为熟悉的重庆“修炼内功”、夯实基础，当务之急是建立培训基地与供应基地。
    直辖后的重庆，给了严琦最大的支持力度。2000年，严琦的两个基地在九龙坡含谷镇建成。2005年，在她起家的白市驿，占地500亩、集观光旅游、餐饮娱乐、餐饮后台等功能于一体的陶然居新农村生态园落成。“漂泊了多年再回重庆，心中踏实了，坦荡了，”她说。
    伴随着重庆餐饮市场越来越高端的消费需求，当年“懵懂”扩张的严琦，开始了新一轮的有序扩张。
    2007年以来，汇集中餐、娱乐、婚庆、火锅、休闲等20余种业态的重庆会馆、陶然古镇相继开张。
    2011年，陶然居与日本罗森便利店合作，荣昌5万头生猪基地开业。2011年，陶然居销售收入24.71亿元，带动就业10多万人，成为重庆餐饮业龙头企业。
    “回重庆，这步棋走对了。”严琦说。
    科技
    海归博士后夏庆友 家蚕基因研究让世界瞩目
    重庆综合科技进步指数，由1998年的全国第17位上升到2011年的第13位，有些科研项目还在国内外打响了名号。家蚕基因组研究，便是印证之一——
    2000年，博士后夏庆友从日本回到重庆，加入到他的恩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的科研团队，筹备启动中国人自己的家蚕基因组计划。
    由于重庆的科研基础和条件都较薄弱，2003年，原本打算与之合作的日本科学家突然选择单干，向仲怀院士和他的团队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和实力雄厚的日本科研团队展开竞争。
    当时，原西南农业大学蚕学实验室拿出了多年积累的1000万元全部“家底”用作项目启动金，后来又和中国科学院达成协议，双方各投入3000万元用于项目，轰轰烈烈的“战役”打响了。
    在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担任家蚕基因组测序工作组组长的夏庆友和同事们没日没夜地工作，“那时候，大家吃饭基本上都以盒饭为主，在这样的穷日子里日夜奋战了三个多月，很多人都病倒了。”
    辛苦换来了回报。2003年11月15日，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向世界宣布：我国科学家成功绘制了世界首张家蚕基因组框架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夏庆友仍激动不已：“从那一刻起，在世界科学舞台上，重庆扬眉吐气了！”
    2005年，研究团队的经费出现困难。“以前的经费用得差不多了，国拨经费又还没到位，资金链一下子接不上了。”夏庆友回忆，研究不能停，但又没得钱，在这关头，市领导亲自协调，很快就筹到了1500万元资金，支持实验室继续搞研究。
    2006年，家蚕基因芯片与表达图谱研制成功，一张只有几平方厘米的芯片上可以汇集家蚕一个细胞上的2.2万个基因；2008年，世界首张家蚕基因组精细图谱完成，基因的覆盖度达99.6%……这些成果，让重庆的科研团队征服了世界。
    “从当年的国内一流，到如今公认的世界第一，我们在全球树起了‘金字招牌’。”夏庆友说。
    外资
    外商劳伦特 家乐福搭上直辖发展快车
    从1983年我市引进第一家外资企业开始，“外资”一度成为“先进”的代名词，外资企业生产的商品则意味着时尚。直辖元年进入重庆的家乐福，用自身的发展经历，见证了外资企业在重庆的成长——
    1997年，家乐福告诉了重庆人真正的“超市”是什么样的。
    那一年晏朗还在上大学，“第一次逛家乐福的时候，真的很兴奋！”她在超市里推着小车逛来逛去，在一层楼里就可以买肉、菜、零食、杂货和衣服，甚至还可以买到电视和冰箱！
    感受着新奇和方便的同时，晏朗心中冒出了一个念头：我想在这里工作！
    2001年，晏朗成功应聘家乐福棉花街店的店长助理，负责客户服务。
    上班第一天，就有一位顾客来提意见。这位老人说：“超市里那么多年轻人在滑旱冰，你们管一下噻？”晏朗告诉老人，这些滑旱冰的年轻人是店里的查价员。
    如今，这方面的工作已经被机器所替代，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穿着滑轮快速穿梭的身影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和晏朗同时来到家乐福棉花街店的，还有法国人劳伦特。2001年刚到棉花街店工作时，超市里的热闹景象吓了他一跳。
    劳伦特说，他工作之余喜欢在超市附近的街上逛逛，生硬的中文并没有阻碍他与人交流：“当人们知道我的妻子也是一个重庆人时，他们会显得惊讶，然后会更热情，这让我感到自己很受欢迎。”
    10余年过去，劳伦特已是家乐福成都、重庆公司总经理。家乐福也继棉花街店后，又在江北、南岸等地陆续开设数家超市，员工人数从过去的几百人，增加至目前的4000多人。
    劳伦特表示，重庆有许多本地特色产品，如米花糖、桃片糕、牛肉干等，从10年前开始就进入了家乐福的全国采购序列。未来，家乐福还会助推重庆火锅底料等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