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之后，一方面做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姿态，竭力制造对领袖的个人迷信，获得领袖的信任；另一方面处心积虑地打击排挤军队中功劳大、威望高的老同志，拉山头、排异己，培植自己的派系势力。他深知，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是狭窄的，容不得两人并驾齐驱。

　　1958年，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题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其中林彪起了恶劣作用。会议用鸣放的方式，对主持军队训练和院校工作的刘伯承元帅、肖克上将、李达上将、粟裕大将等进行了点名批评，并上纲为“与党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高度。

　　林彪在毛泽东点名批评刘伯承、肖克时，借机把批评的矛头引向朱德和叶剑英。由于各种因素，会后，刘伯承被免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叶剑英被解除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的工作，粟裕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肖克、李达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职务，调离部队。邓小平在1980年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庐山会议的延伸，以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为主题。林彪在会议上点名批朱德，朱德被迫在会上作了长篇检讨。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等受牵连被揭发批判。

　　排在林彪前的两名元帅朱德、彭德怀或被打倒，或被迫检讨，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受到严厉批评，林彪在这两次斗争中，都以“正确路线”的化身出现，在军内的资望无人可及。

　　林彪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不能俯首帖耳听命于他的人，采取了一概排斥、严厉打击的态度。

　　林彪上台伊始，就把鼓吹个人崇拜放在首位。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因不同意他的某些说法做法，遭致林彪的嫉恨。林彪要推行“突出政治”的“左”倾路线，必然要把总政改造为听命于他的工具。林彪指责总政关于部队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系统学习科学文化的工作规划“方向偏”，脱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实际，无理地批评谭政。

　　在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他那著名的“四个第一”。会议“批谭纠偏”，揭发批判谭政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所谓“错误”。谭政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受到降级处分，以后又被赶出军队。“文革”后期，坐了九年监狱的谭政回到家里，当有人问及为什么坐牢，老将军苦笑着答道：“不知道。”

　　1960年底，谭政被降为总政副主任，经毛泽东批准，罗荣桓元帅扶病重新出任总政主任。罗荣桓对林彪提倡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实用主义方针”多次提出异议，反对庸俗化、教条化的学习。林彪对此耿耿于怀，多次表示对罗荣桓不满。罗去世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罗的遗孀林月琴遭到他们一伙的迫害。叶群还在1967年2月总政的一次会上出面，点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

　　林彪在军队长期有个小圈圈，就是他所说的“双一”人物，即和他关系最深的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出来的老部下们。主持军委工作后，他着意培植自己的山头势力，在一些要害部门安置他所信赖的人。

　　1959年林彪一上台，就提名任命邱会作当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党委第一书记。1962年，林彪以加强海军领导力量的理由，派李作鹏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排挤打击海军司令员肖劲光。1964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刚逝世，林彪就先发制人，抢先提名吴法宪出任空军司令员，惟恐贺龙等其他军委副主席提名他人接手空军的班子。

　　经过几年的经营，到1965年，林彪不仅在政治上大出了风头，得到了毛泽东和党内、军内许多人的信任，而且在组织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班底，军队的各要害部门，海、陆、空各军种都安置了他认为可靠的人。为了把军队的实际权力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林彪又把罗瑞卿大将作为他要清除的现实障碍。

　　罗瑞卿是林彪的老部下。红军时代，罗瑞卿曾先后担任过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抗战时期，林彪任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时，罗瑞卿担任教育长、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任公安部长，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安全工作出力甚勤，关系交厚。1959年庐山会议“反彭黄”之后，接任军委工作的林彪向中央提名，要罗瑞卿回军队，任总参谋长。

　　罗瑞卿精力过人，工作有魄力、有能力。林彪也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林彪的身体承担不了军队繁重的日常工作，需要罗瑞卿这样能干的人担起大部分担子来，但他同时又要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当时罗瑞卿身兼六个要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办主任)，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工作上又有自己勤于任事的风格，这就招致猜疑心极强、权力欲极大的林彪的嫉恨，视之为眼中钉，当作实现个人政治野心的最大威胁。

　　起初一两年，林彪说他与罗瑞卿合作得还比较好。后来，林彪发现罗瑞卿不大听他的话了，逐渐对罗不满，猜忌日甚一日，以至发展到非除之而后快的地步。

　　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不久，林彪就对他交代说：“我身体不好，你有事可以多向毛主席和军委其他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林彪长期以有病为借口，不理事，不担责任，暗中揣测毛泽东的心理和动向。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这样一个现实：林彪身体差，不能多理事，又经常不在北京，所以，罗瑞卿有时就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有时也直接去请示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这也是毛泽东对罗瑞卿交代过的：“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些军队的事。”

　　罗瑞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几年，这种长期相处中点滴积累起来的密切关系，为工于心计的林彪所不能及。林彪认为罗瑞卿越过他办事，“晾”了他。尽管罗瑞卿曾多次给林彪汇报与解释，但还是不能避免林彪的猜忌和不满。有一次，他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这个“我们”当然不包括罗瑞卿，话中酸溜溜的味道，明显针对曾任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而发，也有他担心失势于毛泽东的试探。

　　林彪对罗瑞卿的猜忌和不满，在1964年全军大比武的练兵运动中发展得更加严重了。罗瑞卿主持的全军大比武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观摩了几个军区的比武汇报表演，给予高度评价，推动了全军的练兵热潮。大比武是贺龙、叶剑英领导与支持的，客观上对林彪的空头政治是个否定。林彪感到被冷落了。他在一张卡片上记下了对罗瑞卿的恼火，“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

　　林彪对付大比武的武器是“突出政治”。1964年底，林彪接连发表两次讲话，批评大比武冲击了政治。1964年12月29日，林彪紧急召见总政领导人，提出“‘四个第一’不落实的问题”，并说这是“带有全军性的问题”。他强调指出，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中央军委把林彪的讲话整理成《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文件下发全军，大比武停止。

　　罗瑞卿并非反对突出政治，只是作为实际工作者，他反对的是落实不到实际工作中去的空头政治。他接受不了林彪对大比武的指责，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针对林彪“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他说，“这里是指必要的，不能乱冲一气。”针对林彪“压一压军事训练”，他说，“不要一下偏到这边，一下又偏到那边”。针对林彪的“突出政治”，他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有这种政治！”林彪对罗瑞卿的这些话大为不满，给他扣上反林和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

　　林彪对罗瑞卿猜忌的还有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毛泽东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要求领导干部“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罗瑞卿在就军队贯彻执行干部新老交替工作向林彪汇报时，讲到有些老干部应当主动“让贤”。林彪认定是要他让贤、让权，对罗恨之入骨，决意要把罗瑞卿搞掉。

　　1965年，林彪显得格外焦躁。他批评罗瑞卿通气不够，并就通气作了五条规定。罗瑞卿按规定去汇报工作时，林彪常常以有病为由，推托不见。若罗有时直接去了，林彪又说对他搞突然袭击。若罗一段时间不去，林彪则说是封锁他。罗如果在请示完毛泽东或其他军委副主席再给林汇报，林彪就不满地说：“既然请示过了，何必再问我？”若真拿一些问题请示他，林彪又说：“这点小事也来找我，不是存心折磨我这个病人吗？”这是对罗瑞卿施加压力，想使罗就范。

　　林彪还经常说些莫明其妙的话。一次他曾对罗瑞卿说：“你们可以放心呀，我林彪就是犯了错误，也不会连累你们，连我的妻子儿女也不会连累。”这似乎表露出林彪对自己权力地位的担心与由此产生的紧张不安。

　　林彪对罗瑞卿压服无效，越发感到罗瑞卿对他的权力地位构成了威胁，遂采取了恶毒的诬告手段来打倒罗瑞卿。叶群在中间起了火上浇油的极恶劣作用。

　　1965年5月，林彪手里就有了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等写的“揭发”罗瑞卿的材料。11月27日，林彪给李作鹏打电话，要李作鹏写一个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要求在四个问题上写明罗瑞卿的态度。李作鹏立即召集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和张秀川合作写了七千多字的材料，诬蔑罗瑞卿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林彪、叶群提出了个“死无对证”的问题诬陷罗瑞卿。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前，在罗瑞卿指使下，转告叶群的四点意见：

　　第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出也要出，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们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他们管好了，军队什么都有了，主要是落实的问题，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们去管。

　　林彪、叶群还指示吴法宪写材料作证。并让吴法宪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要她按叶群授意的内容，以刘病重时在场人的身份写了假证。当然，如果这四个问题属实，罗瑞卿就是公然伸手向党要权，逼迫林彪让位，性质严重。问题的关键是死无对证。

　　在1965年11月底，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笼不过三周，林彪得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了问题，调离北京，就立即发难，要整掉罗瑞卿。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汇报，让叶群先送材料并作初步口头报告。叶群到杭州见毛泽东，带去李作鹏、雷英夫等人写的诬告材料，神神秘秘地汇报了六七个小时。

　　毛泽东对“突出政治”情有独钟，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他认为“罗的思想和我们有距离”，“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个人独断，罗是个野心家”。12月2日，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的、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很明显，这是指罗瑞卿。毛泽东对罗瑞卿应该是了解的，他同意林彪搞掉罗瑞卿，无疑是和他这时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考相联系的。

　　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背靠背地批判罗瑞卿。会上，叶群三次发言，长达11个小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等对批罗感到突然，对揭发的材料未置可信。邓小平说“死无对证”。会议开到三天后，才把在大西南视察工作的罗瑞卿匆匆召来，接受揭发批判。蒙在鼓里的罗瑞卿被突如其来的打击震惊了。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他百口难辩。会后，罗瑞卿被解除了军队职务。杨成武成了代总参谋长。

　　12月底至1966年1月召开的军队政治工作会议，继续批判罗瑞卿。

　　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中央工作小组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罗瑞卿在会议上辩白自己的冤枉，反遭到更猛烈的围攻。为抗议对他的诬陷诽谤，罗瑞卿跳楼自杀致残。

　　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作出《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列举罗瑞卿的“罪状”：

　　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泽东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被说成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被解除了党、政、军的一切领导职务。

　　罗瑞卿倒了，林彪得逞了。他开创了党内斗争搞突然袭击的先例，又一次成为党内斗争的“大赢家”，又一次证明他是毛主席真正的“好学生”，“高举”的桂冠当然非他莫属。林彪傲然地睥视着四方——通向权力顶峰的道路已经被他开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