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没能抵御住金钱的诱惑”
由于权力集中、缺乏监督，曾经的“致富带头人”渐渐蜕变成了贪污腐败分子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身穿灰蓝色囚服的黄梅生，上衣胸前带着编号，他身材微胖，头发有些花白。
在安徽省潜川监狱内，《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见到了安徽合肥市长丰县双墩镇花园社区原居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黄梅生。和记者握手时，他有些迟疑，轻轻一握便立即抽回，忙不迭地说“俺手脏，手脏。”
黄梅生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向本刊记者讲述他如何从一个“致富带头人”沦为“贪腐分子”的历程：村主任、书记“一肩挑”权力大，别人不敢监督；花园社区征地拆迁、工程建设多，权力寻租机会多；再加上自己抵御不了金钱诱惑，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案发后获刑7年。
本刊记者了解到，在有的地方，“小村官、大腐败”现象屡有出现，村干部贪腐案发案数、涉案金额呈递增态势。
村里的事，全他说了算
“书记、主任一肩挑的权力太大了。”黄梅生说，从1977年开始，他做了20年电工。1999年5月，陆祠村进行村委会主任换届选举，他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下半年，他又兼任了陆祠村党支部书记，书记、主任“一肩挑”。2002年，陆祠村与花园村等合并，改成花园社区，黄梅生再次高票当选为花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同时兼任花园社区支部书记。
村里的事，全是他说了算，该他管、不该他管的，他全管。比如，村里党支部印章、财务章等，全在他手里。按照财务规定，财务章应由村会计保管，但黄梅生在村里说一不二，他说自己要连财务章也保管了，没人会反对，也没人敢反对。
黄梅生说，受贿时也意识到是违法的，但认为是单线交易，只要自己和行贿者不说出去，其他人不会知道。另外，行贿者大都通过亲戚、朋友等关系找到他，不好意思拒绝对方。“抱着侥幸心理，守法意识淡薄，不知不觉收钱的次数就多了，最后收取了110多万元。”
黄梅生也感到了风险，希望能通过辞职，来摆脱这种欲罢不能的危险局面。“从2005年开始，我每年都多次向镇里写辞职报告，不想再干下去了，风险太大了。但因我工作效率高，辞职请求一直没通过。而且，在村里干了多年，声誉高，村民们信任我，2006年花园社区换届选举时，我特意去了外地，希望选上他人，但仍再次高票当选村主任。”
土地资源滋生腐败温床
近年来花园社区土地征用、房屋拆迁量大，工程量多，权力寻租机会增加，是黄梅生频繁受贿的外在原因。
2005年以来，合肥到六安的高速公路修建，以及合肥市三环路修建，都需要征用花园社区大片土地。不少人知道，要想承接到工程，必须要和黄梅生搞好关系。
“我把工程交给别人做，他们大都给一些辛苦费或中介费，3万、5万，多的十多万。也不是每一个开发商都送礼，10个开发商里有三四个会送礼答谢。也不是任何人送钱我都收，只有通过非常熟悉的亲戚朋友找我，我才会收。”他说。
长丰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黄梅生在双墩镇花园居委会任书记兼主任时期，利用职权，在协助政府从事军港新村项目、外环花园项目建设、花园居委会新办公楼等工程建设及拆迁过程中，收受贿赂118万多元。
类似黄梅生这样的城郊村干部贪腐案例并非个案。合肥市纪委近年来整治村集体资产清理行动中，多名村干部落马。比如，庐阳区藕塘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刘怀寅，收受贿赂920多万元人民币和3万多美元，侵占村集体资产105万元；庐阳区原五里社居委书记邵修贵、主任郑文斌等人，分别涉嫌贪污受贿83.1万元、33.7万元，挪用公款86万元、75万元；包河区平塘王村原党支部书记刘家贵涉嫌受贿80多万元，等等。这些违法违纪案件基本上都发生在城郊结合部，大都与工程项目、征地拆迁有关。
从“致富带头人”沦为“贪腐分子”
不管是黄梅生，还是被人称为“小官巨贪”的刘怀寅，他们在案发前，大都是当地知名度很高的“致富带头人”，为村集体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长期担任村主任或村支部书记，权力集中、缺乏监督，渐渐沦为贪腐分子。
黄梅生说，他当选村主任时，村里经济条件还很差，想修路却没钱，他就和村民们一起去铁路两旁拉铁路部门筑路完工后丢弃的废料；没有机械，就靠双手搬，没有大型运输车辆，就用手扶拖拉机。最终村民们齐心协力把路修好了，办成了村里多年来一直想办没办成的大事；当地人多地少，劳动力过剩，他张罗成立了劳务公司，四处奔走，为村民们外出找工作牵线搭桥。
“村干部虽不算是政府官员，但从早忙到晚，尤其村里有重大工程项目时，经常忙了一天，累得吃不下饭。”他告诉记者，每星期只能休息一天，这一天还必须关机，否则电话不断。“在长丰县，花园社区算得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龙头之一，常有外地村干部来参观学习。”
黄梅生说，他家里开有饭店，即使不受贿，经济条件在村里也算较好的，但最终还是没能抵御住金钱的诱惑。
“奋斗了一辈子，最后却进了监狱，愧对家人，愧对社会，没法抬头做人。如果有后悔药的话，我愿意用生命来换。”黄梅生说着，眼泪又再次流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