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现状，一直广受诟病。
    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是80%，而我国仅为25%，且真正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不足5%。
    在重庆市，2010年全市企业独立完成的项目数占全部项目总数的八成，与国内高校、独立研究机构合作的项目只占很少一部分。权威人士指出，这充分说明重庆市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
    科技成果要转化，难在哪里？
    科研人员为何不关心成果转化？
    4月12日，在高交会北碚展区，西南大学智能传动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薛荣生教授耐心地为观众“解说”由他主持研发的“自动变速电动摩托车”。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亮相高交会了。这次，他的“摩托车智能化自动变速发动机”技术转让给了重庆一家科技企业，获得2400万元转让费。
    让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成功实现转化，对于薛教授来说，已不是头一回。
    有什么秘诀吗？
    他认为，一项成果从研发到完全投入生产，需要科研人员投入20%的精力搞研究，80%的精力搞转化。
    然而，现在很多科研人员都不会用这么多的精力去做转化，甚至是不愿意做。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尖锐地指出了这一问题：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科研人员的重要责任，但科研人员普遍积极性不高。
    究其原因，与体制机制不无关系。
    “现行的高校、院所评价体系是以科研为核心，要评职称，求晋升，更看重的是科研人员手头的论文、课题、专利等。”重庆市一所高校专利转化办公室负责人坦言，在这一环节，科研人员是不愁“产出”的。
    因此，在“轻技术重学术，轻实际应用重理论研究”的导向下，科研人员将心思放在提高科研论文水平和申请课题上，而并不关心成果推广这一环节。
    另外，在政策导向上，我国创新奖励政策也不利于技术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
    在科技领域，我国设立了国家级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等，一些省市也设立相应的省市级奖项，对激励科技创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等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尚未设立权威性、引导性都非常突出的产业技术创新大奖。
    实际上，一项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经历研发、中试、产业化的过程，不少成果市场化所耗费的精力非常巨大。记者走访重庆市多所高校时，不少科研人员都表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科研成果要实现转化是很难的。”
    缺乏技术“红娘”，产学研难“联姻”
    还是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公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代表、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理论上，从基础科研的实验室阶段，到成果转化的中试阶段，再到形成生产力的产业化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投入比应该为1：10：100，而事实上，在我国，实验室阶段和中试阶段的投入比仅为1：0.7，中试阶段的投入明显偏低。
    为什么成果转化投入遭到“冷遇”？
    “在基础科研的实验室阶段，国家会有较多投入，如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但后期的成果转化投入却较少。而企业投放资金都非常谨慎，往往要看到成熟的科技成果才会下手，他们的投资重点是在产业化应用阶段。”市科委副主任、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潘复生表示。
    他认为，即便是一些应用型成果，科研人员拿出来的也仅仅是实验室里不成熟的成果，难以批量生产。企业往往怕担风险而不愿“接盘”，这就导致很多成果束之高阁，造成了科技资源严重不足和巨大浪费并存的现象。
    “要让成果进行转化，必须建立强大的‘中间层’，对这些不成熟的成果进行加工，然后再为科研人员和企业‘牵线搭桥’。”但是，令潘复生担忧的是，我们缺乏这样一个“中间层”。
    没有技术“红娘”，产学研最终难以“联姻”。
    2010年市知识产权局调查发现，重庆市高校在专利获权后，6年内终止专利权的比重高达96.8%，科研院所这一比重也达到77.3%。
    “这说明，高校、科研院所大部分的成果还没实现转化就已经夭折。”市知识产权局局长袁杰坦言。
    科技经济“两张皮”未真正解决
    产学研结合，国外有很多成功经验。
    比利时弗拉芒地方政府为推动产学研结合，就以当地几所大学的微电子系为基础，投资建立了比利时IMEC微电子研究中心。
    与很多关起门搞实验的科研院所不同，IMEC与当地工业界就双方均感兴趣的领域进行合作研发，相对成熟的研发成果就直接转到工业公司，针对相应市场或产品进行优化和大规模生产。
    如今，IMEC拥有了极其广泛的技术转移和合作伙伴，包括英特尔、IBM、摩托罗拉、三星等著名的微电子公司和机构。
    国内为什么鲜有IMEC这样的成功范例？
    有关专家指出，那是因为当前我国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创新存在阻碍。
    “由于宏观科技决策机制和组织结构不合理，有限的科技资源难以实现优化配置，资源利用和投入产出效率不高。”市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重庆而言，各部门在科技决策上协调不够，造成许多领域重复投入、分散投入，难以形成一致和分工合作，削弱了协同集成能力，因此往往不能集中资金和研究力量实施重点突破。
    此外，他还谈到，由于重庆的对外开放程度还不够高，在利用创新资源时，重庆市更多的是局限于地方化、低层次的合作，进行“小圈子循环”，也难以推进和实现跨国、跨区域的科技资源与企业的强强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