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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重庆代表团全团会议对外开放。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薄熙来，全国人大代表、市长黄奇帆与境内外86家媒体的150多名记者，就重庆改革开放、改善民生、缩差共富、民主法治建设等话题，坦诚对话，深入交流。
上午9点，代表团开始审议。黄奇帆、杨庆育、陈万志、韩德云、杨天怡、王越、陈忠林等代表发言，结合重庆实际，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10点20分，主持会议的陈存根代表说：“海内外记者朋友非常关心重庆，希望与重庆代表交流，下面就把时间留给记者朋友，欢迎大家提问。”话音刚落，现场记者便踊跃举手，争“抢”话筒。
听说今天的会有四、五百位记者报名采访，可重庆厅只能容纳150多位记者，很抱歉！
看到大家踊跃提问，薄熙来说，看到这么多记者朋友参加重庆团的开放活动，很高兴，感谢大家对重庆的关心！一个地方要发展，总是希望有更多朋友的关注和帮助。这么多记者朋友关心重庆，不仅可以把重庆的信息客观地传递给社会大众，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有价值的信息。过去，新闻界的目光更多集中在东部沿海，重庆作为一个西部的山城，直辖以来发展加快，新闻素材也多了起来。听说今天的会有四、五百位记者报名采访，可重庆厅只能容纳150多位记者，很抱歉！不能满足众多记者朋友的要求，但感谢大家对重庆的关心！
简单地说，民主就是要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法治就是要按规矩办事
中央电视台记者鲁健“眼疾手快”，第一个“抢”到话筒。他说，去年重庆市委专门召开全会，出台了“民主法治15条”，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其中在政务公开方面有哪些新举措？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市委召开多次全会，先是出台了“民生10条”，接着提出“共富12条”，去年又搞了一个“民主法治15条”。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道路。民主法治的内容很具体，简单地说，民主就是要充分尊重大家的意见，法治就是要按规矩办事。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所遵循，有所约束，不能随心所欲，更不能肆意妄为。
黄奇帆接过话头说，近年来，重庆出台一系列措施，促进政务公开：一是政府决策程序公开。政府常务会、市长办公会和各种专题会做了哪些决策，确定了什么事项，都向社会公开。二是政府主动向人大、政协通报情况，接受他们的监督。三是政府接受舆论监督。重庆每个月都有新闻发布会，各委办局还有新闻发言人，及时发布各类信息。四是公开项目审批程序。5年来，全市精简审批项目700多项，并对外公示审批程序，让企业、单位和个人一目了然。五是落实行政问责制，问责分七类，都作了制度安排。总之，政府依法行政的要害就是推动政府工作法制化。
5年前的今天，锦涛总书记就是在这里提出了“314”总体部署，为重庆的发展定向导航
人民日报记者关心重庆为贯彻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采取了哪些措施？取得了什么进展？
黄奇帆说，锦涛总书记为重庆作出了“314”总体部署，要求我们加快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重要的增长极、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同时还对农业、工业、城市建设和环境保护提出了要求。
5年来，重庆在这几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从经济中心的角度，去年，我市GDP进入了“万亿俱乐部”，是全国7个GDP过万亿的城市中唯一的内陆城市。经济中心必须是交通枢纽。现在，重庆有8条铁路通向全国，还开通了“渝新欧”欧亚大陆桥，成为联系欧洲与中国的“桥头堡”，从开放的“腹地”变成“前沿”。经济中心还有一个金融中心的概念。现在，我们的银行、证券、保险在中西部地区是最好的，金融聚集辐射能力不断增强。经过5年努力，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已初见雏形。
从增长极来说，最近5年，重庆GDP和工业产值都翻了一番多，GDP增长率始终处在全国的前列，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贸易额等多项经济指标增幅居全国第一，体现了增长极的活跃。
此外，在推进城乡统筹改革中，我们为农村做了5件突破性的事：一是在中西部率先实现了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全覆盖；二是推行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三是通过农村的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四是推动农村“三权”抵押融资贷款；五是努力推动农村流通组织，带动“两翼”增收。总体而言，对“314”总体部署，我们系统落实，全面推进，使之成为重庆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动力。
薄熙来说，5年前的今天，锦涛总书记就是在这里提出了“314”总体部署，为重庆的发展定向导航。刚才奇帆同志对“314”的概念和效用做了系统介绍，很客观。重庆这些年之所以能健康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件“法宝”：一是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
二是国务院为重庆量身定制的“3号文件”。从地图上看，重庆虽说是直辖市，其实是个“小省”，还带着14个国家级贫困县和4个市级贫困县。在这种情况下，“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3号文件”，从战略定位和政策措施上，给了重庆一系列重要支持，为重庆增添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从2007年起，重庆人均GDP一年上一个台阶，由2008年的2000美元，2009年的3000美元，2010年的4000美元，到去年突破5000美元，年均增加1000美元。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提高，呈现了城乡同步协调发展的局面。重庆人民不会忘记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
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重庆市委、市府的施政纲领里占有重要位置
重庆是我国第一个把基尼系数纳入政府工作考核指标的城市。新华社记者抓住机会“一探究竟”：这基于什么考虑？与重庆提出的“缩差共富”有什么联系？
薄熙来说，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在重庆市委、市府的施政纲领里占有重要位置。现在，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不低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怎么样？作为人民政府，这是我们关心的重中之重。
薄熙来说，关于共同富裕，共产党的领袖们有过很多经典论述：马克思讲，“新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公平分配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实现形式，都不能偏离共同富裕这一“总趋向”。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同志反复告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都一再强调，一定要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追求，也是几代领导人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从重庆的实际来看，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还有“一圈”和“两翼”之间的区域差距是比较突出的。差距过大不仅影响社会公平，也影响相当一批人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共同富裕，大多数人的生活有改善，对前途有信心，维稳成本也会随之降低。重庆这些年进行了一些探索，把共同富裕作为重要目标，按照几代领导人的教诲，认认真真地落实，取得了一定成果。
黄奇帆说，一个社会有没有做到共同富裕，着重看三件事：一是能不能广泛就业，二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三是社会保障是否健全。这三件事如果基本到位，那么整个社会就比较稳定。用基尼系数衡量贫富差距的状态，是世界通用的办法。重庆既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自然要有具体的量化考核，所以我们也引入了基尼系数。通过去年一年的努力，重庆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我们对走以民生为导向的共富之路，信心更足了。
改善民生，不仅是一大善举，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重庆的发展让香港紫荆杂志社记者印象深刻。她说，众所周知，这些年通过“五个重庆”、“唱红打黑”，重庆搞得风生水起，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也不断提高，很想了解一下重庆未来发展的愿景。
薄熙来说，正如你所说，这些年我们提出了“五个重庆”的建设，而且每个都和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后来又出台了“民生10条”、“共富12条”，这些不仅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也是发展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我们的体会是，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要同步推进，二者可以兼得。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就是科学发展。讲到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有些同志有个思维“逻辑”，认为总得先把“蛋糕”做大，才谈得上分“蛋糕”；总得把经济发展起来，才有条件考虑分配。这看似有理，但我不是这样理解。只有“蛋糕”分得好，大家才有积极性，“蛋糕”才有条件做大。目前，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已经绷得很紧了，今后的发展能否持续，推动消费、启动内需至关重要。如何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民生、促进共富是关键。但如果出现两极分化，穷人想消费却缺钱；富人虽然有钱，但人数不多，消费总量有限；这就会遏制社会消费，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把做“蛋糕”和分“蛋糕”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改善民生来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推动发展，有了一些体会。全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15%以上，财政年均增长30%以上。这说明，舍得给老百姓花钱、办事，百姓的幸福指数随之提高，经济也能快速发展，政府也就越有钱。所以，推进共同富裕，扩大中等收入群众的数量，是一个地方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不仅是一大善举，也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
在重庆的共富发展战略中，城乡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特别重大的事情
中国改革报记者问，下一步重庆在城乡统筹、缩差共富方面将出台哪些新的政策？重庆老百姓从中会得到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黄奇帆说，在重庆的共富发展战略中，城乡统筹，解决好“三农”问题，提高农民的收入，是特别重大的事情。在这方面，我们除了过去几年已经做的事以外，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在“十二五”时期还要重点做好五件事：一是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重庆农民现在一年6000多元的收入，97%是务农收入和财政补贴，财产性收入不到3%，希望2020年以后，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0%。；二是增加农民的金融融通能力，大力开展农村“三权”抵押融资，2010全市农民贷款才30多亿，去年已经发展到180亿，相信今年重庆农户贷款会增加到300亿，2015年争取到1000亿；三是解决好农民的不动产问题，我们希望在五年内进一步改善农村危旧房，过去五年差不多解决了几十万套，今后五年再搞一批，形成2000多个农民新村，使农户的住房得到改善；四是进一步提高农村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现在我们农村的养老、医疗保险已实现全覆盖，但是一个比较低水平的覆盖，现在整个重庆老百姓的养老经费、医疗经费的支出，在1万亿GDP中不到1000亿。一个合理的社会，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量应该在15%甚至20%左右。五是要持续、稳定地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如果把这五块事做好，相信重庆的农村应该会有好的发展。
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这一老一少都一定要照顾好
针对有记者提出的“留守儿童”状况问题，薄熙来说，重庆有大量壮劳力到沿海打工，年轻人走了，村里留下不少老人，我们称为“空巢老人”，孩子则叫“留守儿童”。这一老一少都一定要照顾好，绝对不能小视。历任市委、市政府都很关心这个问题，作为重点工作，做了不少事。这些年，我们又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推行留守儿童“蛋奶工程”，由政府财政掏钱，保证130万“留守儿童”每人每天喝上牛奶，吃上鸡蛋，还有“营养午餐”。对“空巢老人”，我们也有相应的照顾措施。这些工作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责任。重庆的未来寄希望于这些孩子，让他们每天都能吃上一顿好饭，再加上精神上的关爱，让他们健康成长，将来就能更好地建设家园。
重庆的政法队伍，百姓是基本满意和拥护的，我也充满信心！绝不能因为个别人、个别事的发生，就否了大家的功绩。
不少媒体对重庆的“打黑除恶”很感兴趣。薄熙来说，“打黑”是必要的，而且要坚持，有黑必打！一定要为广大人民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清明的社会环境！我到重庆工作后，接到过不少群众举报，控诉黑恶势力的种种恶行。“打黑”是要碰硬的，是要得罪人的。是装聋作哑，回避矛盾，还是认真对待、敢于碰硬、为人民负责？我们选择的是后者。
薄熙来说，重庆的“打黑除恶”，有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由政法委协调，公、检、法、司加上纪委，多家共同努力。“打黑”之初，我们就提出“七不政策”，即“范围上不缩小、也绝不扩大”，“定性上不压低、也绝不拔高”，要做到“不枉、不纵、不漏”。就是说，一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案。涉及到重大案件，我们还要按照严格的程序，上报最高检察院和法院，重要干部的问题都上报中纪委。“打黑除恶”是为了让全市人民共享太平，为了重庆能有一个清明的发展环境。尽管任何事情都难以做到100%正确，但我们一定要向着100%的目标来努力，要求各级政法部门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把每一个案子都办细办实，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薄熙来说，市政府还下了本钱，在主城建了500个交巡警平台，不仅保障了安全，还能及时方便地服务百姓。重庆也被评为全国治安综合治理最好的城市之一，群众满意度逐年提高。如果大家去重庆实地看一看，走在大街上随便拉个市民问一问，你“赞不赞成‘打黑除恶’”啊？你对重庆的社会治安满意吗？相信多数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也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重庆的政法队伍是好的，对广大公安干警，包括检察、法院、司法的广大干部，百姓是基本满意和拥护的，我也充满信心！绝不能因为个别人、个别事的发生，就否了大家的功绩。
虽然有种种风险和阻力，但我们仍要“打黑”，要向人民负责。
有记者问到薄书记对打黑是否有压力。薄熙来说，对于“打黑除恶”的复杂性，我们一开始就有思想准备。“打黑”势必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外界也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已经进入黑恶集团的那些人，社会联系还蛮广泛的，有些人还会造舆论。虽然有种种风险和阻力，但我们仍要“打黑”，要向人民负责。我听说有人正给重庆“泼脏水”，包括给我本人，造谣说我儿子开了什么“红色法拉利”，完全是无稽之谈！我的夫人开来，师从于我国著名法学家王铁崖大教授，20年前就是个很成功的律师了，但她担心有人造谣生事，早早就关掉了正办得红红火火的律师事务所。这么多年来，就是看看书，搞些艺术，做做家务，默默地陪伴着我。对她做出的牺牲，我十分感动，也很歉疚。
报刊、电视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
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说，从去年3月起，重庆卫视进行了改版，禁止插播商业广告。一年时间过去了，效果如何？听说对收视率有一些影响，能够长期坚持吗？
薄熙来说，重庆卫视改版，取消媚俗的娱乐节目，黄金时段不播电视剧，停播商业广告等措施，短期内对收视率会有一些影响。去年，重庆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但卫视的收视率只排在全国中等水平。但我认为这样做没有错，要坚定信心走下去。为什么？因为报刊也好，电视也好，除了提供信息，它们还是广大群众的教科书，每天都在影响着市民的精神世界，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精气神！这种作用潜移默化，给人的印象日积月累，有些还终生难忘。现在不少人有个习惯，有空就打开电视，边干事边看电视。我们的电视不只是满足大家的娱乐和商业需求，还要给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思想和知识，要自觉地传承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播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和开创能力。要传承、要传播，就得有版面、有时段，重庆卫视的改版，就是把传播先进文化摆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相信随着节目质量的不断提高，重庆卫视会得到越来越多观众的喜爱。现在就有些朋友告诉我，他们已形成锁定重庆卫视的习惯。
薄熙来说，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其中一个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些年，重庆除了卫视改版，还开展了“唱读讲传”活动，即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经过几年努力，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百姓踊跃参与，令人振奋。重庆不少中小学生已经能把大段的诗文，比如岳飞的《满江红》、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从头到尾背下来，一气呵成，不卡一点壳儿。前不久，重庆组织了一次“唱读讲传进香江”活动，也得到了香港广大市民的欢迎。“唱读讲传”已经成为重庆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
这些政策是持续发酵，不是给一笔钱用完算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会持续发挥作用
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说，3年前，国务院为重庆出台了“3号文件”，最近几年重庆经济增速很快，这与“3号文件”有没有关系？这种高速增长的速度，能否持续下去？
黄奇帆说，国务院给我们的“3号文件”，有12条干货，含金量极高。我们当时算了一下，这些含金量极高的政策，如果用十年时间实现的话，差不多有六七千亿元。现在可以向大家宣布，这12条政策已全部不折不扣地操作到位。国务院发了文以后，国家发改委五六十个部门都跟重庆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15%所得税，现在已经在实施；三峡库区1240亿后扶资金，重庆涉及1000亿；保税区和两江新区也已经到位；还成立了七个交易所。这些都对重庆经济高速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奠基作用。两江新区不叫特区，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区还特，给我们带来巨大动力。两个保税区带动了1亿台笔记本电脑、3000万台打印机、5000万台监视器的生产。如果说没有国务院的这些政策，我们许多亮丽的指标是出不来的。这些政策是持续发酵，不是给一笔钱用完算数，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会持续发挥作用。
“走出去”天高地广，大有可为，可以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招好棋
这些年，重庆“走出去”异军突起，引起广泛关注。中国日报记者问，重庆作为山城，在“走出去”方面，相较于其他城市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短板？
薄熙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引进来”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走出去”却比较少。我在商务部工作期间，国务院就有要求，积极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刚过万亿美元，一些经济界的朋友就强烈表示，“走出去”对中国既有条件，更有必要。国务院十分重视，还曾出台了具体政策。现在，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了，这么大的外汇储备，如何更合理地使用，自然要高度重视。“走出去”可以成为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招好棋。
薄熙来说，重庆连续两年对外投资50多亿美元，对市政府这方面的工作，市委高度评价。我们在巴西买地种大豆，收获后一船一船拉回国内，有效地满足了内需；还在澳大利亚的铁矿、圭亚那的铝矾土矿方面签了合同，为重庆的企业发展提供了资源，都取得了成功。一些地方比较重视“引进来”，总认为把钱拿到家，把项目摆在家门口，心里才踏实。其实，“走出去”天高地广，大有可为。这些年，重庆也注意“引进来”，当年实际利用外资由2007年的10亿美元，上升到去年的106亿美元。我们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实现“有进有出”的双向开放，使对外开放的路子越走越宽。
老话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未来30年，相信西部会有更大作为。
去年成渝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四川日报记者十分关心成渝合作，希望了解重庆将如何推进成渝合作，又将如何面对两地之间的竞争？
薄熙来说，我们在中学地理课上就知道，巴蜀古来是一家，成渝两地血脉相连，有着天然的亲情和历史的联系。最近几年，四川发展很成功，很多经验值得重庆学习。重庆也愿意和成都及四川各市更好地合作。实际上，今后成渝之间合作的领域和项目会越来越多。老话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东部沿海地区一路高歌猛进，取得很大成绩；未来30年，相信西部会有更大作为。而在西部，川渝两省市人口众多，又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和人才条件，互利合作，加快发展是大势所趋，也完全符合国家的发展战略。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做好了，有利于城乡统筹，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发展，有利于城市经济启动内需，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重庆正在推动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农民日报记者的关注焦点。他的问题很具“挑战性”：重庆提出到2020年实现1000万农民工转户。有人置疑，重庆作为西部城市能否承载？如何维护转户农民的利益？
黄奇帆说，关于户籍制度改革问题，过去一年多，重庆实现322万农村居民转户，把过去十年的历史欠帐还了一下。过去十年，我们形成850万农民工，其中400万在沿海，450万在重庆。他们已经在城里工作三五年，也愿意在城里落户，如果不给他们城市居民同等待遇，比如他们小孩在城里出生，到15岁读书要付择校费，考大学要回农村，是不合理的一种规定，将影响农民工的生活待遇。把他们就地落户，是我们在还欠账。过去一年多，我们把历史积沉的问题基本解决，今后是常规的、持续的、制度化的安排，估计每年有50万左右，到2015年估计还会转200万，“十二五”期间能转500万，“十三五”期间还会有两三百万。这样，到2020年，重庆的城市人口将增加到2000多万。
黄奇帆说，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是农民到市民简单的身份转化，而是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这些人在城里找到了工作，城市需要他们才转的。所以，我们转1000万农民工，不用担心有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这些转户农民原先就有工作岗位，还在城里工作了三五年，应该落户，也需要落户。农民工转户的确有成本问题。一般来说，在重庆，一个农民工转户至少需要十几万元，沿海可能还要更高。我们一年多转了320多万人，就需要4000亿的投入，好像是个天文数字。但是做事不能囫囵吞枣，不能只算大账，搞官僚主义。这个事情一分为三，政府、企业、社会各需要承担一块儿。而且，承担的数字不是一年到位，是15年到20年。比如养老保险是缴交15年的过程，如果一分为15年，或者20年的时候，实际上企业承担的一千几百亿，就变成一年100亿。而这个成本，不管从道德上、法制上，都该让企业承担，所以重庆政府执行这个制度的时候，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基本没有意见，很好地在实施。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做好了，有利于城乡统筹，有利于农民工群体发展，有利于城市经济启动内需，也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
房产税是一种直接税，是调控房地产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后如果房产税普遍推开，我国间接税和直接税两个税种会此消彼长，发生结构转换，最后实现总量平衡
去年，重庆和上海在全国率先试点征收房产税，如今一年多过去了，试点效果究竟如何？房产税的税基、税率今后会不会调整？新华社记者就这个社会关注的热点提问。
黄奇帆说，说到房产税，大家首先要确定这个税种的性质，它是一种直接税、资本税，是一种对财富拥有者持续征收的税，如果财富增值一倍，税收也会增加一倍，而且它对财富的闲置也会是种约束，所以对房地产调控一定是有作用的。当然房地产调控不是靠一个措施能解决的，房地产还是商品、金融品、不动产，需要综合利用供求、地价、金融等多种经济杠杆来调控。
黄奇帆说，房产税这个税种起步小，但年年都要征收，日积月累，一二十年后会形成很大的规模。美国50个州的州税，1/3是物业税收来的，而目前我国地方税1/3来自房地产方面的间接税，包括交易税、契税、营业税、所得税、增值税等。今后，如果房产税征收普遍推开，我国间接税和直接税两个税种会此消彼长，发生结构转换，最后实现总量平衡。
黄奇帆说，去年，重庆开始征收房产税，征收对象有3000多幢别墅、7000多套高级公寓，占重庆商品房总量的10%左右。我们在10月份集中征收，征收对象 97%交了税，收了差不多1个亿，说明大家对房产税总体上是能够接受的。至于重庆现在征收的房产税税率税基会不会调整，要在试点取得经验后进行总结。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这件事。
重庆正努力提高广大市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这是发展的后劲，因为有文化的市民是更高的生产力
3个小时很快过去了，不少没“抢”到话筒的记者，还纷纷举手要求提问，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结束前，薄熙来说，任何一个地方的发展，都是积少成多，不断打基础、上台阶的过程。重庆能有今天的发展势头，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得益于德邻、海清、国强、叙定、镇东、汪洋、鸿举等直辖以来历任书记、市长的努力，也得益于这些年来几大班子全力以赴、精益求精的工作，还有老同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通过多年的改革开放，重庆正走上优质高效发展之路，社会日趋稳定，就像国强书记讲过的，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要心齐气顺，风正劲足，越干越有信心，人民群众也得到更多实惠。重庆的实践证明，西部也可以实现大开放、大发展，而且有些指标还可能在全国领先。
薄熙来说，近来不少朋友一提重庆，往往就是“唱红打黑”。为了重庆风正劲足，这两件事没错，还要坚持。同时，重庆也在全力推进改革开放，并已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建设、发展微型企业等多个方面。我们坚持走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同步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重庆正努力提高广大市民的思想文化素质，这是发展的后劲，因为有文化的市民是更高的生产力。希望媒体的朋友们继续关注重庆，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到重庆去。不管对重庆有什么想法、看法，都希望大家提出来，以促进我们的思考，激发我们的思想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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