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稳定难点到和谐示范社区
    巴南花溪街道红光社区：
    2月17日早上9点，巴南区花溪街道红光社区党委书记黄泽芳走进群众接访室，摊开黄色封皮的《民情日志》，开始当天的“书记接访”工作。
    处理了几起低保申请咨询后，红光新村居民陈方荣哭着走了进来。
    “陈大姐，你咋个了？”黄泽芳连忙扶着她坐下。
    59岁的陈方荣哭着说：“屋头水管漏了……没法用水……男人还在医院住起，等我送饭，老的也没饭吃……”
    陈方荣老公重病，母亲年迈体弱。黄泽芳边安慰对方，边拨通社区党委副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熊刚的电话，叮嘱他赶紧找个水电师傅去看看。
    黄泽芳刚做完记录，熊刚回电话了：“陈家水管是室内部分锈蚀，不属于公共管道，师傅说必须全部刨开才找得到漏水点，材料加人工要几百块，而且要户主出钱。”
    黄泽芳看看焦眉愁眼的陈方荣，转身对着话筒说：“我们‘两委’先垫到嘛，争取今天修好。”
    放下电话，黄泽芳继续安慰陈方荣：“大姐，你莫急，午饭我们先从外面端几份。最迟明天水管就能换好，不耽误你照顾病人。”
    当天，熊刚带着师傅忙到晚上8点过，终于把水管换妥，居委会为此垫资200多元。
    陈方荣紧皱的眉头终于展开，握着黄、熊二人的手千恩万谢：“群众接待室硬是像我们的靠山一样，有困难就想到找你们干部。”
    历史遗留矛盾
    而2007年前，红光社区“两委”班子非但不是居民的靠山，反而常被居民骂“揩油”、“贪污”，彼此关系也曾降到冰点。
    多年担任红光社区党委班子成员的黄泽芳了解其中纠葛：“红光社区是全区第一批集中征地的农转城地区，有8个合作社4200多号人。拆迁安置后，不少村民觉得补偿不够，吃了亏，加上少数人煽风点火，村民就认为‘两委’班子在其中得了好处，常常上访。”
    那个时期，社区“两委”无法正常工作。居委会班子成员几乎不参与村级事务管理，顶多给居民证明盖个章。社区环境差、居民怨气大，对各级来走访调查的干部也没有好脸色。
    熊刚清楚记得，有一次，花溪街道一名副镇长到社区来调查情况，结果被居民围住，连骑的摩托车都被“扣押”了好几天，调查最终不了了之。
    在红光社区生活了十多年的邓康文老太，并不讳言自己当时是吵闹的一员：“听说拆迁好处都让干部拿走了，大家肯定把气撒到他们身上噻。”
    2007年村社“两委”换届中，鉴于红光社区情况特殊，花溪镇派驻一名副镇长兼任社区党委书记，黄泽芳任副书记，并组织开展“两委”班子换届选举。
    当时的党委委员、如今担任社区党委副书记的张高凤，把这次选举形容为“拨乱反正”：“参加选举的党员都觉得，红光社区不能再这样乱下去，必须重新把党组织完善起来，把老百姓的信任找回来。”
    可是做起来谈何容易——张高凤去逐户做工作时，被邓康文指着骂“贪污犯”。黄泽芳主持召开居民大会，硬是被两个老太扯坏了衣服。甚至有居民不准子女投黄泽芳、张高凤等人的票。
    经过各方反复协调和努力，黄泽芳、张高凤、熊刚、杨超等新一批“两委”班子成员终于艰难出炉，但得票率却不足60%。
    “三项制度”化解坚冰
    2008年初，红光社区新一届“两委”班子开始思考，怎样才能让老百姓重新认可和支持基层组织？如何重建基层组织的凝聚力？
    恰在这一年，市委组织部全面启动“三项制度”，要求全市1万多个村社全面建立起“党组织书记每周一次接待群众、党组织班子成员每年两次进家入户走访每户群众、群众意见定期办理答复”（简称“书记接待、成员走访、办理答复”）制度。
    红光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豁然开朗——与其让百姓满腹怨气来集访，不如主动走出去分忧解难。于是，借着当年办理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的机会，8名干部兵分几路走家入户，开始了落实“三项制度”的第一步。
    一开始他们仍遭遇不少冷眼，但黄泽芳等人并不气馁，仍然一家家走访，了解每户人家的需求，讲解拆迁相关政策和党委政府的保障措施……
    “那两个月，我们没有休息一个周末，终于办完了2300多人的养老保险申办手续。”黄泽芳说，每个干部都熬得精疲力尽，张高凤甚至累出了疱疹。
    但走访的效果慢慢显现出来——居民们见到干部不再冷言冷语了，有时还会打个招呼，问问保险办理进度。
    偶尔还有因拆迁补偿来反映的居民，黄泽芳就把自家的拆迁单据全部拿出来，来人并未发现不公平之处，默不作声地走了。
    “信息透明、交流畅通，很多之前的误会自然就开始冰释。”杨超这样认为。
    “群众心里都是雪亮的，知道谁在真心替他们办事。”居民郑胜志说，最开始那几个煽风点火的人也渐渐没了市场。
    历史坚冰随着“三项制度”的推进不断融化——社区建起“群众接待室”，每天都有干部坐班接访；干部人手一册民情日志，不坐班就在居民楼里走访记录；群众反映的问题，7天内办理反馈，社区解决不了，即时上报乡镇处理……
    “群众反映的事看似不大，但都和他们利益息息相关。”黄泽芳翻开去年8月的记录，不少都是反映社区环境卫生，诸如“8栋楼后面垃圾太多”、“中庭小花园老有人乱丢纸屑”等等。
    熊刚说，红光社区的农转城小区都没有物业，但上千平方米公共区域需要保洁：“‘两委’班子讨论决定，聘请清洁工做保洁。”
    社区为此请了17名清洁工，每月光工资就要支付六七千元。这笔钱不属于组织建设经费，由“两委”成员设法筹集。张高凤说：“一方面办公经费尽量省，另外找辖区企业、单位化点缘。”
    “两委”班子的辛劳和努力，也得到了社区党员的认可。不少党员站了出来，自觉加入卫生保洁、文明劝导和政策宣传行列。
    黄泽芳等为此十分感动：“整个社区130多名党员，都支持‘两委’班子工作，我们基层组织又一天天强大起来了。”
    “两委”班子得票率超85%
    2008年至今，红光社区的“三项制度”不断深化完善，去年走访率100%，居民反映问题办结率达99%。
    通过走访摸底，“两委”班子对社区居民情况了然于胸，有多少家困难户，多少个残疾人，老党员、退伍军人和空巢老人人数，全部一清二楚。
    社区“两委”专门为这些困难群众和特殊群体建档，每逢节假日都定期慰问，周末也会随时走访。
    针对社区环境卫生这个老大难，黄泽芳等人先后到巴南区、花溪街道争取项目支持，筹措资金1000多万元，用于市政环卫、园林绿化、路灯路牌、健身娱乐、文化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如今，社区建起了一个老年活动中心、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卫生服务站，还有休闲广场、文化长廊和健身器材。社区随处可见花木扶疏，长廊两侧是古色古香的路牌，写有《道德经》、《论语》等经典名句。去年还被授予全市建设和谐社区“示范社区”称号。
    2010年底，本轮村社“两委”班子集中换届工作启动。这一次，黄泽芳、张高凤、熊刚等班子成员，不再被居民说风凉话，新成员曾云梅、刘朝容、彭碧蓉等人，也没有遭遇居民的吵闹和怀疑。
    选举结果很快公示出来：新一届“两委”班子成员全部顺利当选，居委会班子成员得票率高于85%，社区党委班子成员得票率高于95%。
    公示表张贴出来，邓康文老太笑嘻嘻地对黄泽芳和张高凤说：“我选了你们两个的。”她女儿周光芳故意顶了一句：“这次你不抢我的票了哈？”邓老太窘迫地咳嗽几声：“以前不晓得嘛……这几年看到干部硬是巴心巴肠为我们办事，我肯定要认她们了噻。”
    事实上，邓老太已经用实际行动表示了她对“两委”班子的支持——这名74岁的老人加入了义务劝导队，天天“火眼金睛”地阻止乱丢乱甩行为：“干部替我们着想，我们也要帮干部做点事，一起把自己的家园管好。”
    7年补贴被冒领 “三项制度”解民难
    68岁的杜位海，是江津区石门镇金龙村4社村民。2月8日这天，他一早来到村委会，领取了2011年的退耕还林补偿款。
    钱不多，只有59元，杜位海却十分满意，握着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本财的手摇了又摇：“多亏组织给我们帮忙，不然这笔钱不晓得要被冒领好久哦。”
    谁是补偿款的主人
    事情要追溯到2003年，这一年，区退耕还林办对照航测图确认退耕还林面积时，误将金龙村3社、4社58户村民的40多亩零星花椒地计入了3个承包花椒基地的业主地块，杜位海家的1亩多地也在其中。于是40多亩地补助款就返还到了业主手里，而村民们还惘然不知。
    一直到2010年2月底，杜位海才偶然从涪陵一个战友口中听说，国家早就实施了退耕还林补助政策：“我回去查了，我们家从来没得到一分钱！”
    急性子的老杜问周围邻居，家家都说没得到补助。再仔细一打听，才知道钱被承包基地的业主领走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杜位海带着部分村民找到业主，要求返还7年来的补偿款。业主们却一口咬定“都是国家测定的补助面积”，村民没有申报退耕还林，不应该拿补助。
    双方越谈越僵，杜位海等村民又确实拿不出申报材料，只得气冲冲地回家。
    老杜越想越不是味，第二天就拉着4社社长李权现直奔村“群众接待室”，向接待的村党委书记刘正兰反映情况，要组织出面给个说法。
    奔走4个多月为民解难
    得知这件事涉及58户、181名村民7年来的补助款，刘正兰立刻召开村“两委”会，研究如何处理这桩棘手事件。
    单凭村一级显然无法解决问题，会后“两委”成员分头行动。刘正兰立即向镇党委、政府汇报情况；杨本财牵头，带领综治专干和村民小组长深入3社、4社村民家中实地调查，安抚群众情绪；村文书张权勇则赶到镇农业中心核实业主的退耕还林面积。
    石门镇党委政府对此事非常重视，要求村“两委”出面协调业主和村民两方，妥善处理。
    然而，协调工作起初并不顺利。刘正兰说，金龙村是由过去5个村撤并合成的大村，村域划分、承包地规划都有所变化，查核历史记录十分困难。3个业主借此“不承认、不理会、不清退”，再次把群众怒火点燃，个别村民开始去区里上访。
    村“两委”成员想方设法寻找证据，前前后后花了4个多月时间，不仅到区农业中心调取了业主历年来领取补助的所有凭据，还请来区退耕还林办有关工作人员，带着当年图纸，逐一核对所有退耕还林地块，落实了争议地块面积。
    从源头上化解基层矛盾
    所有证据都收集齐全，当年8月下旬，村“两委”和镇农业中心、司法所一起出面，再次组织双方座谈。
    镇村干部向3个业主摊牌：如果再不主动清退补助款，将启动司法程序解决问题，并请示上级冻结业主的退耕还林补助。
    在确凿证据和法律震慑下，3个业主最终承认了冒领事实，愿意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拿出3.3万元的补助款，交由村“两委”统一退还给村民。
    就这样，一场很可能酿成群体事件的基层矛盾，在村一级组织的努力下，从源头上被消除了。
    两天后，刘正兰把500多元补助款送到杜位海家里，并拿出“三项制度”《办理答复单》，请对方签意见。
    “老杜，这次解决问题花的时间比较长，你们莫介意哟。”刘正兰恳切地说。
    杜位海摸摸后脑勺，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刘书记，那次我反映情况时说话有点‘冲’，你也莫往心里去。”他边说边拿起笔，在意见栏里写下“非常满意”几个字。
    大石坝街道瓦厂嘴社区低保户谭冬春：“三项制度”让我们住上新房
    受益者说
    57岁的党员谭冬春，是原江北餐旅业有限公司的下岗职工。妻子来自农村，没有工作。他下岗后，一家人只能靠600多元低保金维持生活。
    去年初，谭冬春家所在的片区实施旧城改造，按照政策，居民只要缴纳一部分费用，就能享受还建房安置。谭冬春听说这个消息先喜后忧：喜的是终于能离开破旧老房，住进新居；忧的是这笔钱怎么凑。
    “我和老婆是再婚，各带了一个子女，女儿也结婚生了小孩，全家6个大人一个小孩，小房子住不下啊。”谭冬春算来算去，起码得缴3万元，才能住上80平米的房子。
    “3万！对我们家简直是天文数字。”谭冬春说，他“双解”时领了几万元补贴，都给老婆治疗肺结核了。凭每月低保金，即使不吃不喝得攒几年。
    妻子见他一筹莫展，提醒他说：“上次社区干部来家访，说现在在搞‘三项制度’，有困难可以随时反映。”
    怀着一线希望，谭冬春找到当时的社区党委书记胡星静，反映了自己的困境。
    社区党委仔细了解谭家情况，迅速上报街道党工委，建议将谭一家作为特困对象进行帮扶。
    大石坝街道马上与拆迁公司及相关部门进行协调，争取支持。
    经过几方努力，谭冬春享受到特困帮扶政策，免去了3万元补偿款。去年国庆节前，一家人欢天喜地地搬进了位于山水丽都100栋的新房。
    新居离原来住的瓦厂嘴社区有3站路，但谭冬春至今没有拉下一次党组织生活。他告诉记者：“‘三项制度’真正让我感受到基层组织的温暖，我这个普通党员也要为组织建设多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