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老大哥嘛！”

　　1960年9月，邓小平受党中央毛主席委派，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在克里姆林宫苏共的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挑衅道：“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很明显，这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共不听苏共指挥。

　　邓小平心若明镜，直率诚恳而不慌不忙地回敬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人家施压，你们是老大哥嘛！”

　　邓小平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说得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宴会上，赫鲁晓夫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索性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中国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煞有介事地将淡淡的眉头皱成肉疙瘩。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赫鲁晓夫皱着眉头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邓小平严肃地说：“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赫鲁晓夫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而其狡辩却是稀奇的。接下来，他冷不防将话题转到高岗身上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他，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赫鲁晓夫在一些重大场合说话往往缺少深思熟虑，有时甚至不计后果。他就在宴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发泄情绪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显出少有的严厉，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庄严，针锋相对地说：“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在这种场合你把这些拿出来，不合适吧？”邓小平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遇到这种水平的对手，当然没有必要再与他多纠缠。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便纷纷起来打圆场，赶忙敬酒，借此阻止赫鲁晓夫乱说话。赫鲁晓夫感觉自己说话失控，也尴尬地借碰杯转了话题。
　“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

　　在莫斯科召开的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上，中苏两党代表团的成员经常针锋相对，激烈争论，气氛是相当紧张的。但在紧张激烈的交锋中，邓小平始终是泰然自若，举重若轻。他只要一走出会议室，便谈笑风生。代表团成员在大使馆里吃饭，也常常是笑语不断，轻松活泼。

　　有一天，在激烈的争论之后，中共代表团成员回到大使馆的饭厅吃饭，大家一时话不多。这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张毅，笑着问：“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

　　“什么，兔子吃鸡？兔——子？”张毅以为听错了。

　　“对，兔子吃鸡。”

　　“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来还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欲忍住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掌故？”

　　“当然有掌故，此事发生在30年代。”邓小平含笑望望大家。

　　“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

　　有人问：“是在延安吗？”

　　“是在延安。但不是在延安的兔子，是有一次在延安做报告，谈到托洛茨基什么什么的，他那个无锡话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是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张毅现在一样，边出会场边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兔子还会吃鸡呀……”

　　大家恍然大悟，饭厅里顿时笑成一片，会议争论时留下的紧张气氛被这一片开心的笑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立刻也好了起来。

　　因此，在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中共代表团的成员都感到，尽管会上的争论紧张激烈，但会后，尤其是大家在一起用餐时，邓小平非常善于调节紧张的气氛，往往他的一个笑话，一句玩笑，就会使大家从紧张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这是那里的话呢！”

　　1974年4月4日至16日，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关于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理论。

　　发言后，邓小平在休息室碰见了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这位高出邓小平半截的大个子，手臂自然横过去摸着邓小平的头，讨好地说：“小平同志，你刚才的发言好极了，只可惜个子太矮了！”

　　邓小平没有丝毫愠色，只是也把手臂横着扫过去，正好摸到了葛罗米柯的屁股上，不冷不热地回击一句：“这是那里的话呢！”巧妙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葛罗米柯显得非常尴尬。

　　“我很有资格获得东山再起奥林匹克金奖”

　　1979年1月，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应邀穿洋过海飞往美国访问。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正式访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迫切地想亲眼看一看当今世界现代化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意欲“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邓小平受到卡特总统及美国人民的隆重欢迎和礼遇。

　　在卡特总统所设的国宴上，邓小平谈笑风生，应对自如。

　　当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曲折离奇的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诙谐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在一次闲谈中，邓小平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没有”，卡特回答说，“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的烟草。”

　　邓小平听后显得十分开心，随即掏出一支“熊猫”牌香烟抽了起来。

　　当卡特和邓小平举行第三次会谈并言及移民问题时，邓小平非常机智、幽默地对卡特说：“如果你要我输送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

　　卡特也开玩笑说：“既然向我提供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们也将给中国提供1万名记者。”

　　邓小平闻言，放声大笑起来，并且立即给予了拒绝。

　　访美期间，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一位美国记者曾经向邓小平提问：“中美两国间继续这种愉快的蜜月时期会有什么主要危险呢？”

　　邓小平反应敏捷，表现得非常自信。他毫不犹豫地诙谐作答：“我看不到危险。蜜月将继续存在。”

　　对于邓小平这种开朗坦率的性格，卡特非常喜欢。他赞扬邓小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说了就算数，不用担心彼此间产生误会。

　　邓小平的这种战略家的风度和政治魅力，坦诚幽默的风格，确实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盛顿一位新闻评论员说，邓小平说话坚强有力和富于幽默感，他使你不能不有所反应。

　　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复杂敏感，有时一件小事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大局。邓小平率团访美期间，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也热情设家宴招待了邓小平。

　　宴会开始后，觥筹交错，笑语声声。酣畅耳热之际，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其它所有国家。”

　　对这样一番涉及民族自尊又具有挑衅性的不得体的议论，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邓小平这个回答可以说妙不可言，一语双关，既符合宴会的氛围，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尊严，自然无人能够反对。更重要的是化紧张为缓和，避免了因小失大。而在座的人却领略到了邓小平这位伟人的智慧和幽默！

　“他有气管炎，还是坐牢的专家”

　　1981年大年初一上午8时，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陈香梅（里根总统委任她为总统特使出访北京）和史蒂芬议员在陈香梅的舅舅廖承志夫妇的陪同下，第一次会晤了邓小平。

　　中午时分，邓小平邀陈香梅与廖承志夫妇共进午餐。邓小平一进来，就微笑着亲切地说：“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

　　陈香梅听到邓小平称她舅舅为“肥仔”，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因为他们都是几十年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才如此亲切随便地称呼。

　　邓小平抽烟果真名不虚传，他一根接一根地猛吸着。不一会儿工夫烟蒂便把烟灰缸填得满满的。

　　廖承志见了，经不住诱惑，摇头一笑，便伸手向邓小平要烟抽。邓小平笑着对陈香梅说：“你的舅父有气管炎，你可晓得？”

　　陈香梅好生疑惑：我舅父不是好好的嘛，哪来的“气管炎”？

　　正当陈香梅发愣之际，邓小平用手指着她舅母经普椿说：“妻管严，一天只分配3根烟，不准多抽。他又来向我来烟了。你看，他的烟瘾和我差不多。不过，我没有人管，每天3包。”

　　邓小平与廖承志一边开玩笑，一边拉家常话。邓小平突然转过身来，风趣地对陈香梅说：“你来京之前，我就对你舅舅说过，他这个海外关系实在要得，怪不得他们要把他送进牛棚。哈哈……他是坐牢的专家，英国的牢，日本的牢，国民党的牢，共产党的牢，他都进去坐过了。了不起，了不起呀！”

　　廖承志坦然笑了，幽默地说：“你坐牢的经验不如我，因为我会画漫画，你不会。”

　　邓小平不服气：“你的桥牌技术可差劲哩，得努力学习。”

　　经普椿在一旁笑着对陈香梅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喜欢抬杠。”

　　这次与邓小平舒畅、惬意共进午餐的经历，令陈香梅终身难忘。

　　“这样我们又有两个共同点，自行车和助听器”

　　1986年3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会见了丹麦首相施吕特一行。

　　会谈中，施吕特提及在哥本哈根时曾对新华社记者说过，丹麦希望成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冠军。

　　邓小平为此风趣地对施吕特说：“你已经当上了冠军，只不过我还没有制作一个奖杯，只要我们这样合作下去，总有一天我会送你一个奖杯。”

　　在场的人员被邓小平这番话逗得笑声四起。

　　会见接近尾声时，邓小平约请施吕特几年后再来看看中国的变化。施吕特说：“下次我要骑自行车来。”

　　邓小平紧接着说：“我们两国自行车都很多！”

　　施吕特点点头，丹麦人喜欢骑自行车锻炼身体。

　　邓小平谈兴甚浓，思维敏捷。他侧过身子对施吕特说：“四年前一位丹麦朋友告诉我，丹麦产的助听器质量最好。”

　　施吕特说：“助听器是丹麦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质量很好。”

　　邓小平指一下自己的左耳说：“我的耳朵有些背，前几年就是用的丹麦的助听器。这样，我们又有两个共同点，自行车和助听器。”

　　听着邓小平幽默、有趣的话，会见大厅里又一次响起了一片笑声。

　　“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

　　1988年1月，邓小平以84岁的高龄会见了48岁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

　　给这次外事活动担任翻译的是蒙古族姑娘傅莹。这是她首次在这种高层次的场合亮相，未免有些紧张，缺乏经验。

　　会见初始，她把邓小平的84岁错译成了48岁。

　　在场的副外长周南听出了这一明显错误的翻译，出于负责，他当即把这一情形告诉了邓小平。

　　邓小平听了，不但没有批评傅莹，反而幽默地开怀大笑，以宽厚、机智的心态，愉快地说道：“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

　　布伦特兰夫人也笑得合不拢嘴。整个谈话的气氛变得非常亲切、和谐。

　　虽然傅莹有点难为情，但她很快就被这轻松、友好的空气感染了。随后，她比较放松地译完了这场会谈。

　“那我们就认亲了”

　　1988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

　　上午10时，当科拉松·阿基诺来到福建厅时，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上前来，热情地握着她的手说：“欢迎你，我很高兴见到你。”接着，邓小平问：“你的女儿呢？”

　　当她的两个女儿从随行人员队伍中走到邓小平跟前时，邓小平微笑着问：“你们可不可以叫我邓爷爷啊？”

　　两个女儿都点了点头。邓小平高兴地说：“那我们就认亲了。”

　　会晤开始后不久，邓小平问：“我能抽烟吗？”

　　科拉松·阿基诺微笑着说：“我不能对您说不能抽，因为我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但是，在我们菲律宾，内阁开会时是不能抽烟的。”话音刚落，厅内爆发出一阵笑声。

　　邓小平接着不紧不慢地说：“这次人大（指1988年3月2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我违反了一个规则。我习惯地拿出一支香烟，一位代表给我递了一张条子，提出了批评，我马上接受，没有办法。”说完，他爽朗地笑了。

　　在场的人员情不自禁地跟着也笑了起来。

　　党的领导人和普通代表平等相处，平易近人，自觉遵守公共场合的秩序，以此，邓小平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发生在人大会上的这件趣事也被传为佳话。

　　就这样，邓小平与科拉松·阿基诺在友好、愉快、幽默的气氛中进行了50分钟的亲切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