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月派，一定要排除社会上流行的那种对它肤浅的理解，以为新月派是很清新的、很文化的、很绅士的，都不是。新月派是老谋深算的一个文化流派，是有着巨大文化野心、文化梦想的流派。闻一多先生提出一个口号叫“理性、节制、情感”，这和他们所受英美哲学的熏陶有关。
一
新月派非常复杂，它首先是有自己政治梦想的一个团体，新月派要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西方文明。新月派的主要成员都是留学英美归来的，他们要用英美的民主制度改造中国。他们没能混进政坛，在政坛的外面徘徊着，跟政坛有一些勾结，但是他们自己又不具备政治势力，所以最后还是用文学来发言。
他们写小说，写诗歌，办杂志，有机会就往政坛钻一下，但是未必能成功。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五四”的时候大家从各个方面来改造中国，有无产阶级想法，有资产阶级想法，他们的动机都是好的，都是想让中国更民主、更自由、更开放，老百姓过得更好，只不过大家的思想角度不一样而已。
新月派于1923年成立了一个新月社，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他们认为要把中国变成英美式的西方民主国家，他们认为这个理想能够实现，而且已经开始了。他们认为中国就像一个刚刚升起来的月亮一样，所以叫新月，这个新月不是文化上的月亮，是带有政治比喻的，中国是刚刚升起来的民主的月牙。在诗歌上，他们觉得郭沫若式的诗已经过去了，他们要建立一种有规范的诗，要为新诗树立规范。
闻一多就直接批评过郭沫若，他说郭沫若的诗是写出来的，不是作出来的。我们经常说写作，没人去区分，闻一多区分了。他说的是事实，郭沫若的诗就是写出来的，趴在地上写出来的。写和作有什么区别呢？写是自然的，但闻一多认为诗得作，要制作，要加工。闻一多认为诗是艺术品，必须制造。
他认为诗要作，既然要作，就要有选择，有淘汰。郭沫若是泛神论的思想，只要是自然的就是好的。闻一多则认为自然的不都是美。我们不好评价他俩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我们只能是记住每个人的主张，尊重每个人的特点，并且尽量地去理解他。郭沫若灵感来的时候抑制不住，马上需要把它原封不动地写下来，保持灵感最原初的记录。而闻一多与此相反，他灵感来的时候绝不写诗，灵感来了，稳如泰山坐着。什么时候写诗？等灵感过去再写，冷静下来。
对新月派我们一定要排除社会上流行的那种对它肤浅的理解，以为新月派是很清新的、很文化的、很绅士的，都不是。新月派是老谋深算的一个文化流派，是有着巨大文化野心、文化梦想的流派。闻一多先生提出一个口号叫“理性、节制、情感”，这和他们所受英美哲学的熏陶有关。
过去，学术界一般都是这样概括闻一多：诗人、学者、战士，先是诗人，然后成为一个民主战士。我认为诗人、学者、战士不是简单的三个阶段，而是在每一个阶段都同时具有这三个身份，他既是诗人，又是学者，又是战士。
中年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早期的这些新文化作家，朱自清也好，闻一多也好，后来都到大学里任教。闻一多先生在学术上留下了一些能够永垂不朽的著作，比如他对古代神话的研究，对《楚辞》的研究等等。后来到了抗战后期，受革命浪潮的影响，慢慢觉得在国民党统治下，学问也做不好，也受学生影响，慢慢投身于民主革命。闻一多并不靠近共产党，其实更接近国民党，他希望国民党改正错误，但国民党和蒋介石老让他失望，所以他尖锐地批判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腐败、贪污，希望它浪子回头。1946年，李公朴被国民党暗杀了，举行追悼会的时候闻一多做了最后一次演讲，他在出门的时候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出门就没带钥匙，就没打算回家，知道凶多吉少。闻一多的人格是非常值得敬佩的，他不是那种激情澎湃的人，不要看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以为他没有理性，其实他非常有理性，甚至他知道自己要死，却故意地选择这样一个壮烈的方式结束生命。在创作上，闻一多有一种客观抒情诗，把主观情感客观化，拉开与描写对象的距离，情感正浓时不宜作诗，灵感来的时候不作诗，因为这个时候你跟对象拉不开距离。拉开距离后可以把对象变成一个可感的、具体的形象。他同时主张要在诗歌中加强叙事的成分，为此新月派做了很多的探索。从胡适开始破坏，到郭沫若打碎了古代诗歌的格律，可是到了新月派这里，要往回拉一下，诗歌必须和谐，在内容上要节制，在形式上要均齐，从此中国新诗走上了两条道路，一种是格律化的新诗，一种是非格律化的或者叫散文化的新诗，这是大体的区分。
二
如果说闻一多是新月派诗歌的元帅型人物，新月派的副帅则就是徐志摩。他们的主张虽然差不多，但写起诗来还是有比较大的风格上的差异。徐志摩跟闻一多相同的是他也喜欢讲点道理，讲点理论，向人炫耀他的学历。但他那些文章看来看去，你总觉得他不一定是一个好学生，道理讲得比较差。在新月派里论理论修养他不如闻一多，不如梁实秋，也未必就是缺点，也许他的性格就是不喜欢枯燥、繁琐的理论。
喜欢徐志摩诗歌的人一般以青少年为主，在中文系待着，二年级以上的人恐怕就没有喜欢徐志摩的了。徐志摩的诗给人的感觉是更加依靠灵感，所以在当时被看成是天才诗人。徐志摩的确是天才，他自己也说，他写诗是靠灵魂深处来的一股暖意，这没法用道理来解释。胡适有自己的诗歌理论，郭沫若有自己的诗歌理论，闻一多也有，但徐志摩所依靠的就是灵魂深处来的一股暖意。
其实徐志摩最好的诗不是《再别康桥》，比如他的《沙扬娜拉》写得更好。这首诗非常短，不争气，不押韵，好像不符合新月派的三美主张，但是你读起来有一种内在的整齐，内在的韵律，它的表达形式和它的表达对象完美地统一了。另外有一首既整齐又自然的诗叫《雪花的快乐》，可以说既能代表徐志摩，也能代表新月派。这诗一共是四节，每一节的形式都一样，整齐和不整齐是搭配的。这首诗每一节选的韵也是很见匠心的，潇洒的时候用的花韵，飞扬用的是比较明亮的韵，最后落到姑娘身上的时候变成消融，变成鼻音结尾。这首诗几乎无可挑剔，能够代表徐志摩的艺术成就。如果说新诗要格律化，徐志摩的这种格律化是受人欢迎的，但是这种格律化需要诗人本身的天才。格律没有束缚人，相反刺激人们去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
在闻一多，徐志摩之外，新月派还有朱湘。朱湘和闻一多、徐志摩都不一样，他是刻苦作诗的人。闻一多用心但未必刻苦，徐志摩是天才更不用刻苦，而朱湘是认认真真的，像做学问一样的，把作诗看成一种工作，看成一种科学实验。比如他曾琢磨过一个问题，新诗一行一句到底写几个字为好？他就进行这样的实验：写过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一直写到九个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新诗每行不宜超过是一个字，但不知道其中有什么道理。
朱湘写了很多叙事诗，诗歌以抒情见长，但是专门有一类为叙事诗。闻一多等人也探索过叙事诗，只是朱湘相对写得好，他写过一些长篇的叙事诗。朱湘这个人不像闻一多、徐志摩交友广泛，他脾气不好，与他人的关系不好，不善于交往，所以他的影响不是特别大，人们只能从他发表的作品中了解他。他和徐志摩、闻一多相同的地方是也很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如《采莲曲》在形式上一句长、一句短，读起来很像小船在摆动，有采莲的运动感。
新月派是为中国新诗的格律化作出最重要贡献的一个诗派，但是朱湘的个人命运比较悲惨，后来由于生活的种种压迫，他自杀了，投水而亡。新月派诗歌的三员大将皆无善终，令人惋惜不已，不得不感叹新诗的格律化道路怎么这么艰难？
作者：孔庆东 (本文摘自《国文国史三十年1》孔庆东/著，中华书局2011年11月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