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庶英 （谢绮珊 摄影）
今年适逢郭沫若诞辰120周年。郭沫若一生在文学、考古、书法、革命、社会活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地位。在他去世后，数十年来，人们对他的研究从未停息过，并且出现越来越多的不同声音。近日，记者专访了郭沫若女儿郭庶英，她深情回忆父亲的生前往事，不回避记者的尖锐问题，对当前一些对郭沫若的贬评也一一作出回应。
文/本报驻京记者 谢绮珊
忆父亲：
脚先下地天生“反逆”
郭庶英已年届72岁，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长女，与郭沫若一起生活了38年，在她的兄弟姐妹之中，时间可谓最长。
她率真敢言，谈起父亲郭沫若，她说：“我越来越觉得父亲是很不容易的。从前我也不觉得他多伟大，因为我们在经历、学术、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上差距太大了。”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区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里。
对于父亲的性格，郭庶英说，他是天生“反逆”，他说过自己出生时不是头先下地，而是脚先下地，自此走出一生作为反逆者的第一步。
1912年，郭沫若“反逆”了父母亲的包办婚姻，离开父母择婚的张琼华。在曾留学日本攻读法政的长兄郭开文的支持下，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到日本求学。在日本，郭沫若与同学成立“夏社”，进行爱国反日宣传。1921年，与郁达夫、张资平、田汉、成仿吾等成立“创造社”，呼唤“猛把黑暗劈开，地狱已倒坏”。
两次伤寒导致耳背重听
郭庶英说：“很多人知道父亲耳背重听，但并不知道他重听到什么程度。实际上父亲右耳几乎完全失去听觉，左耳只有微弱的听觉。”
郭沫若的耳聋是两次患伤寒高烧导致听神经受损而造成的。一次是在1908年读中学之时，另一次是1927年12月患上斑疹伤寒，此后一生深受耳疾困扰。
耳疾无阻郭沫若日均千字，他一生著述数千万字。郭庶英说：“父亲是通过艰苦的努力而获得丰硕成就的，每当父亲写作的时候，妈妈都不让我们打扰他。而且每次都在父亲桌上摆上他爱吃的小核桃酥，配另一种小甜点，父亲写作时总爱吃甜的东西。”
尽管因事务繁忙和严重耳背，郭沫若与子女的谈话机会不多，但郭庶英还记得抗战期间在重庆时，“父亲抽时间带我们郊游，在水里捞小鱼；在家里他有时趴在地上做马，让我们骑在他背上绕着屋子爬；爸爸还和我们捉迷藏，带我们去看戏……”
“那时，重庆几乎天天空袭，我们一听到警报响就拼命往防空洞里跑，有时回去叫父亲。一次，只见他还沉稳地在工作。等警报解除了，他还没动。他是太专心忘了去防空洞，还是摸着规律了？总之，他不慌张。”
郭沫若
郭庶英与父亲郭沫若的雕像合影。
妻子激发创作灵感
郭沫若的第一任妻子是包办婚姻的张琼华，她一直在老家守了68年，坚持在郭家照顾老人。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与郭安娜相爱结合，育有四男一女，《女神》等早期诗作正是因郭安娜而作。
“她对中国革命有贡献，父亲跟她结婚以后回来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她没有反对父亲，坚定地支持父亲的革命工作。在1937年父亲不辞而别、音讯全无之后，她受到了日本宪兵的拷问和追查，她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但她的几个孩子都很正派。”
“郭博（安娜二子）说过，在家里其实不是我爸厉害，是我妈厉害，她是日本武士家庭出身，性格很暴烈。他还跟我说了一个笑话：我妈看到房梁上有一只蟑螂，一刀‘啪’的飞过去就把蟑螂杀了。他还说，在家里父亲不怎么发脾气，脾气不好的是我母亲。”郭庶英说，“在那么动荡的年头，他们相处20年是不容易的。父亲对安娜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在《蔡文姬》这部历史剧中，也寄托了对安娜最真挚的怀念。”
1938年，郭沫若与组织上派来照顾生活的于立群结合。
对于父母的结合，郭庶英的理解是：“父亲大概也正是在日本侵略者大肆屠杀中国百姓的民族危亡气氛下，希望把中华民族血脉的后代留给被血染的祖国。”《屈原》中的婵娟，即是以于立群为原型创作的。
“像他这样一个聋子，自己没有什么生活能力，在日本生活10年，中间回来参加南昌起义，又去了10年，再回到国内，对国内的形势、人情的变化都不是很了解。母亲在生活上给了他必须的照顾。”
对话郭庶英：
父亲被严重扭曲
记者：在您眼里，父亲是一个什么形象？
郭庶英：他性情率真、无私，特别刻苦，能抗逆境。
他在政治潮流里很前卫，但是他又不像一个政治家讲话那么严谨，有时候激情地讲一些话，所以有些人不喜欢。他从事这么多活动，其实他差不多是个聋子。也许，听力受损反而为他屏蔽掉很多是非。
但是，我认为他不能从政，政治是很巧妙的，要有谋略，我觉得我爸没有什么谋略，他是一个无私奉献自己的社会活动家。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写过那么多书，哪本书要名人给他写序来捧他？没有。他是靠自己的努力上去的。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个性也蛮强的。
记者：外界传言你们与安娜所生子女不相往来，是这样吗？
郭庶英：完全不是，大年初一我还在郭志鸿（安娜五子）女儿家里玩了一天，我们相互联系、探访，保持着情谊。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博导，80多岁了，身体还很好，有时骑自行车上班。四女淑瑀以前跟我们同住了很长时间，她那时候在北大上学，我爸带我们上街，给我买什么衣服料子，给她也买。
记者：如何理解郭老的自我批判？
郭庶英：1977年，他抱病参加阿英的追悼会，落泪咏诗：“你是‘臭老九’，我是‘臭老九’，两个‘臭老九’，天长又地久。”他其实是用“臭老九”的自称来肯定知识分子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在“文革”期间，他曾用笔名“老兵”，又幽默地把“兵”字分开写为“丘八”。他的这一自讽，并不是软弱，而是含笑的自豪。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一些批评郭老的尖锐声音？
郭庶英：有些人总是想说点另类的话，当然这也有社会客观存在的因素。有的人对郭沫若的挑剔，没有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客观评述。
比如说，他是蒋介石的通缉犯，困在日本回不了国，那段时期他在考古、诗文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就。因为他的学术地位，他完全可以在日本继续待下去，做一个著名学者，改善生活条件，但他还是选择了只身回国参加抗日。
再比如说，父亲不搞收藏，我们办展览都是到处去借。真正的好作品都在外头，家里没有留。像郭沫若这样的人，还真不多，但是被扭曲得最厉害的恰恰就是他。
1926年3月18日,“创造社”同人同赴革命运动正蓬勃发展的广州,由瞿秋白推荐郭沫若出任广东文科学长。 图中左起为：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CFP 供图）
关于父亲的争议
1 郭鲁恩怨
2 应酬之作3 抛妻弃子
回应：“真正提出建立鲁迅纪念馆的人是郭沫若”
上世纪30年代初发生“革命文学”论争时，郭沫若化名“杜荃”撰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攻击鲁迅。郭庶英说，郭沫若与鲁迅都曾用笔墨相讥，但后来郭沫若识大局，对鲁迅是充分肯定的。1936年8月，郭沫若写《搜苗的检阅》，有意向鲁迅表示歉意。“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觉到问题解决的曙光。”只可惜，当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两人的隔阂未能消除，甚至一生也未谋一面。
郭庶英透露，真正提出建立鲁迅纪念馆的人，正是郭沫若。“我在新加坡演讲时有人提出郭、鲁的矛盾问题，鲁迅纪念馆的人怕我说不好，从后头跑到前头来，让我强调这个问题。”
2 应酬之作
回应：不为留名，完全是当时的需要
1966年“文革”爆发时，郭沫若表态：“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来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句话因有“自保”之嫌，对他的声誉造成影响。对此，郭庶英解释，这一自我批判的态度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是父亲始料未及的。如果说用“推陈出新”或“凤凰在涅槃中永生”来看这句话，它是彻底的。
对于郭沫若有很多应酬之作的质疑，郭庶英说：“他是一个随和的人，我亲眼看见很多记者来访求稿，时间紧，父亲应急成稿，使大家能完成任务。面对重大政治事态要求各单位处级以上干部均要表态时，父亲为避免长篇赘述，也用诗句完成。这个事情，在那种情况下没什么利益，也无关大局，所以表态时他也写几句诗，不是为了留名，完全是当时的需要。”
3 抛妻弃子
回应：“完全是不公平的”
1937年，郭沫若与日本妻儿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归国抗战，此举被很多人定为抛妻弃子。郭庶英回忆，1948年，在香港她第一次见到了郭安娜。“她到香港看到我母亲，当然很痛苦、很茫然，在夏衍做思想工作下，她也没有多说什么。”“1937年，父亲穿着和服睡衣，晚上跟孩子们吃完饭，走的时候吻了安娜的额头，到船上才有人接应他，换了衣服回国。在那种情势下，他不可能说，因为一走漏风声就被抓。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地下工作者单线联系，当工作需要你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情。说他抛妻弃子，完全是不公平的。我认为，一个男人投身于革命事业，只要革命事业需要，也可以有新的选择。”郭庶英说。
4 扬李抑杜
回应：“这种看法是狭隘的”
1971年，郭沫若暮年创作《李白与杜甫》，其中“扬李抑杜”被批为迎合毛泽东之作。对于这一发难，郭庶英说，父亲从小就喜欢李白，毛泽东也喜欢李白，这就是迎合吗？这种看法是狭隘的。“他要是迎合毛泽东，犯不着给毛泽东改诗词，毛泽东发表诗词之前手稿让郭老改，他就改了。他也没有完全否定杜甫。”对于父亲在连丧两子的1968年之后撰写这部书，郭庶英说：“在当时，他自己能够把两个伟大诗人摆出来评述一下，就够不简单了。当时谁在那儿做学问？还有自己那么大的观点。他考证李白的出生地在巴尔喀什湖碎叶城，为了李白的出生地，他跟苏联争论版图问题。一般人一本书能吃一辈子，何必去惹是生非？他真的是生命不息，创作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