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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市长黄奇帆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工作总结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一年半，322万农民转户进城，堪比迁移一个小国家，是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户籍迁移，这场涉及几百万人，影响全社会的重大历史性变革，既波澜壮阔，又平平静静，中央充分肯定，群众欢欣鼓舞，各界好评如潮，充分说明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今年开始，要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常态化。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发展必须跨过的一道“坎”； 重庆正在建设城乡统筹的直辖市，率先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既是重庆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承担了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探路的任务
黄奇帆说，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中国改革发展必须跨过的一道“坎”。全世界这200年都有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不同的国家经历这个过程的时候，都会出现各种类型的问题，但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个问题已持续二三十年，是否将长期存在下去呢？应该说不可以。农民工问题只是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初期出现的问题，最终应该消除农民工现象，这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现在，社会上对现阶段消除农民工现象认为很困难，大致有两种原因：一种认为农民工进城要成本，一个农民工一二十万，两三亿农民工要几十万亿，现在哪有这个钱，以后再说吧。其实这是一个伪命题，要知道一个农民工在城里工作三十年的话，按一年几十万元产值计算，30年就有上千万元的产值，只要拿出百分之几，就可以解决成本问题，而且这个成本的支付是十五二十年的过程。另一种原因实际是观念的问题，首先表现在态度的冷漠上，大家没有认识到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成本，是我们社会必须要承担的成本，如果认识到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大家就不会是这种态度了；其次，社会上普遍认为，城市化进程只是要求城市的整体人口素质要高，需要的是大学生、白领，是城市居民的自我拔高，一个城市突然来那么多农民工，会影响城市整体素质。其实大家没有想到，有那么多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说明我们城市是非常需要他们的，我们既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这实际上是一个观念问题。
黄奇帆说，重庆正在建设城乡统筹的直辖市，率先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既是重庆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承担了为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探路的任务。而且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农民工丰富，推进这项改革既有必要，也有条件。重庆开展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具有普遍性、基本面意义的探索，是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领跑全国的一项改革，探索成功了，对全国都有借鉴意义。
农民工户籍问题不解决，显失公平正义，制约农村发展，阻碍城市化、工业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是我们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能回避的第一号任务
当前，农民工户籍引发的问题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显失公平正义。城市企业的用工需求，因农民工而得到满足。农民工为城市发展创造财富，却不能同工同权，不能同等享受城市居民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待遇，青春奉献给城市，年老回归农村，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有违以人为本，显失社会公正。
二是制约农村发展。大家知道城市化、工业化的本质是减少农村人口，是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市民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是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但我们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城乡要素流动受限，农村劳动生产率也没有多大提高，这就严重制约农村发展。而且，由于农民工户籍问题，使得中国的耕地保护也面临严峻挑战。大家要明白，全世界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都是农村耕地增加的过程，因为农民的建设性用地一般人均250—300平方米，城里人的建设用地一般人均100平方米，当1亿农民变成城里人，耕地会增加1.5万平方公里。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推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会增加我们的耕地，极具中国改革发展方向性意义。
三是阻碍城市化、工业化。农民工尽管长期生活在城里，但因为没有城市户籍，在住房消费和日常生活消费方面就与城里人不一样，有所顾忌，缺少城里人那样的消费观念，这就会阻碍城市化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农民工每年在春节前后都会出现候鸟式的迁徙，钟摆式的流动，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会出现两三个月的断档，而且还会出现劳动力的流失，增加企业的培训成本，这无疑是对工业化的一大阻碍。这种现象使我们感觉到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似乎提早到来了，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竞争力。
四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农民工每年候鸟式大迁徙，对交通运输、社会管理造成巨大压力。农民工长期城乡分居，导致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问题，影响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可以说，突出体现在农民工群体上的现行户籍问题，已经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壁垒，严重影响农民工的生存发展，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已经成为避不开、绕不过、等不起、拖不得的重大课题。因此，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首开先河，在全国率先启动了这场伟大改革，不是率性而为，不是盲目拍胸，不是一时性起，而是经过对各种问题深思熟虑，经过对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领会，转变生产方式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这也是我们建设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能回避的第一号任务。
越是重大改革，越需要顶层设计、系统操作，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抓了五个顶层设计，实践证明是科学、合理的
黄奇帆说，任何一项重大改革，一定会有观念的冲击、机制的变动、代价和成本，越是重大改革，越需要顶层设计、系统操作。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抓了五个顶层设计。
一是以在城镇有稳定就业为转户前提。遵循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客观规律，严把进城入口关，主要转户对象界定为常年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转入主城必须务工经商5年以上，转入区县城必须务工经商3年以上。
二是转户后城市保障一步到位。农民工转户进城即享有城市居民平等权利，就业、社保、医疗、教育、住房“五件衣服”一步到位，同等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
三是充分考虑城市承载能力。按照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适度放宽主城、进一步放开区县城、全面放开中心镇落户条件，推动形成30%到主城、30%到区县城、40%到乡镇的合理梯次分布，避免转户人员过分集中在主城。同时，配套搞好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切实满足转户居民基本需求。
四是合理分担改革成本。4000亿元的改革成本大体上企业、政府、社会三方面各承担1/3。同时，大部分改革成本是一个15—20年长周期逐步到位的过程，并不需要一次性支付，这样一算帐，成本是受得了，消化得了。
五是转户后农村权益自主处置。农民在农村的财产权主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这是法律赋予他们的合法财产权利，转户后如何处置，完全尊重农民意愿。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了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方式。这样的话，农民就安心了，到城里和城里居民一个待遇，农民的财产权得到了保护。在这个财产权流转的过程中，又会使得要素集聚，最终提高农村的劳动生产率。
一年多的改革，没有对农村造成动摇，没有给城市带来冲击，没有让社会产生波动，这充分说明我们的设计是科学的、合理的。
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顺利推进，除制度层面顶层设计科学合理外，关键还在于操作层面领导有力、组织有序、执行到位
黄奇帆说，一年半时间，实现322万农村居民规范有序、风平浪静转户进城，来之不易。除制度层面顶层设计科学合理外，关键还在于操作层面领导有力、组织有序、执行到位。
一是市委、市政府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事关基本面的重大改革大力推进，市委常委会多次专题研究，熙来书记亲自推动，4次听取专题汇报，要求“在全国率先进行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精心组织，扎实推进”。市政府常务会、市长办公会14次研究部署，重大问题市政府领导亲自研究解决。成立强有力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保障。
二是组织有序。建立了横向配合默契、纵向联系畅通的工作机制，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及时贯彻落实。各部门、各区县目标明确，责任明确，措施明确，执行到位。
三是宣传深入。采取发放资料、现场宣讲、远程培训、走村入户等多种方式，深入浅出解读宣传政策内容，群众易懂易记易行，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四是服务高效，改革涉及面宽人多，平均每天转户6400人，高峰期单日超过3万人，工作量巨大，对政府服务是很大的考验。政策再好，如果群众排长队久等，他们就会有怨言。市政府给807个基层派出所各增配一台电脑，公安机关尽可能简化程序，不断提高办理效率，7天办结的缩短为3天，能现场办结的立即办结，专门设立流动转户车，方便群众办理。市农村土地整治中心简化工作程序，将户改宅基地退出周期由10个月缩短为5个月。
五是督查到位。转户涉及几百万人，无论制度有多严密，操作多细，都难免百密一疏。群众可通过政府公开信箱、户改办信箱和公开电话投诉或建议，同时有关部门多次组织专项督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各种政策兑现。
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成效显著，符合预期：促进了社会公正和谐，推动了缩差共富，促进了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了城乡资源互动，推进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得到中央和经济界、理论界的充分肯定
黄奇帆说，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成效显著，符合预期。一是促进了社会公正和谐。转户居民“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享受市民同等待遇。截至去年11月底，180万转户居民参加各类养老保险，占应参保人员的78%；259万转户居民参加各类医疗保险，参保比例达90%；3.1万户转户居民和农民工成功申请公租房，占配租总数的38%；自主创业转户居民获得小额担保贷款4644万元；转户居民子女平等享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特别是一大批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随农民工进入城市共享天伦，彻底解决了城乡分离、两地分居状态，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推动了缩差共富，圈翼之间人均GDP差距缩小到2.17：1，城乡差距缩小到3.15：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160块，同比增加22%，转户居民子女入学无需交纳几千元择校费，平等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平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自愿退出宅基地还能获得每亩10万元左右收入，贫富差距逐步缩小。
三是促进了发展方式转变。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启动内需、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一般来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是农村居民的3—4倍。322万人转户进城，增加300多亿元消费，同时拉动公共服务、购房需求等投资，增强了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了自主协调发展。
四是加快了城乡资源互动，推进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全市户籍城镇化率由2010年8月的29.2%上升到37.8%，而1997年到2010年13年仅提高9.7个百分点。户籍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由23个百分点缩小到16百分点。
重庆的改革得到中央充分肯定，吴邦国委员长高度评价，“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战略性的探索。农民转户方便，利益得到保障，财政也能支撑，将大大提高城市化率，带动经济发展”，并亲自为转户居民颁发户口本。温家宝总理充分肯定，“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一种积极探索”。习近平、贺国强、周永康、李源潮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予了认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充分吸纳了我市经验。同时，经济界、理论界等专家学者都对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经济学家郎咸平评价，“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不仅解决了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更通过地票解决了影响18亿亩耕地红线以及农民工进城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和有益的尝试”。
今年开始，改革的工作重心是不折不扣落实政策，坚持并完善相关制度，形成科学有序的常态化工作机制，逐步推动农民工户籍管理制度法制化。在常态化推进中要注意做好五件事
黄奇帆说，2010—2011年是改革第一阶段，主要解决了300多万人的户籍历史遗留问题，建立了全面系统的政策体系。今后每年可能转户进城50万人以上，到2015年实现户籍城镇化率达到50%。从今年开始，改革的工作重心是不折不扣落实政策，坚持并完善相关制度，形成科学有序的常态化工作机制，逐步推动农民工户籍管理制度法制化。
在常态化推进中要注意做好五件事。一是更加注重保障农民自主选择权。一定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制度上坚持“三自愿”，转户自愿，承包地流转自愿，农房处置资源。“五不许”，不许下达考核指标，不许与当事人利益挂钩，不许强制转户，不许强制推进，不许以转户作为招收和辞退农民工的依据，这是将来要长期遵守的工作纪律。
二是更加注重吸纳户籍人口增量。劳动力供应是有限的，当“刘易斯拐点”逐渐来临，劳动力红利逐渐减少，劳动力就会短缺。重庆正处于大开放、大发展时期，用工需求激增。估计到2020年重庆劳动力需求会达到1100万人，今后需每年新增劳动力60—70万。当前，用工短缺已成全国性问题，各地人力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各区县、各部门务必清醒认识这一点，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引导符合条件人员进城落户，集聚、稳定一大批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我们不仅要把今后城里新增的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户进城，还要做好外出务工人员的回引工作，创造条件吸引他们回乡就业创业；此外还要注意吸纳外地到重庆的有效工作人员。
三是更加注重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要继续坚持“三为主”，引导转户居民向主城区、区县城、开发区集聚，避免转户人口过度集中在主城或乡镇两种极端，推动形成“三三四”的合理分布。同时配套搞好公租房、宿舍房和各种生活服务配套，居委会、街道也要充分发挥作用，搞好服务。此外，还要注意加强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转户工作，让阳光雨露覆盖到位。
四是更加注重推动“三农”发展。随着转户居民在城市安居乐业，部分农村土地将会自愿退出。有效盘活这些资源，充分发挥其效用，对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作用重大。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利用“三权”抵押融资等政策，鼓励引导农户采取租用、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发展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各区县都要建立承包地市场化流转机制，组建专门服务机构，积极做好指导工作。还要大力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农户产前、产中、产后提供低成本、便利化的生产经营服务。此外还要加强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五是更加注重抓好政策落实。在已转户的322万人中，部分人员的政策待遇有待落实。要开展“回头看”活动，进行认真梳理，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宅基地退出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增配力量，简化程序，加快审批和价款兑付进度。国土、农委、社保、民政等相关部门，要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精心细致地推动各项政策落地。
总之，为了在常态化阶段更好地开展工作，要继续坚持已建立起的工作机制。市户改办继续运转一年，一如既往地履行好职责。市级有关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户改工作。各区县要继续承担起主体责任，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会上通报了全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进展情况，宣读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先进集体和个人的表彰决定，合川、铜梁、荣昌、开县作了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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