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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1月25日，一名男婴在重庆朝天门呱呱坠地，父亲赐名杨祖之，学名杨益言。
没人想到，男婴长大后会成为小说《红岩》的作者。这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作品广为流传，人们因此记住了他，这位用文字雕刻红岩精神的山城作家……
哥哥杨本全回忆，“别看他人矮枪长，气势却不弱，总说日本强盗来了就开枪打他们！”
88岁的杨本全是杨益言兄长。谈起自己的弟弟，时空定格在80多年前的山城。
杨益言父亲杨育之供职于中国银行，家里在乡下有田地，日子还算殷实。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杨益言两岁时，父亲因病撒手人寰，20多岁的母亲只得带着杨益言弟兄回到四川武胜县。
儿时，杨益言不爱讲话。杨本全说：“他不爱与人交流，就连我也不例外。”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此时发生在弟弟身上的一些事让哥哥记忆深刻。
“有一天，他告诉我自己会开枪了！”杨本全说，“别看他人矮枪长，气势却不弱，和平时完全不同，嘴里总说，日本强盗来了就开枪打他们！”
《红岩小说背后的故事》一书作者叶桦回忆，杨益言曾给他讲过一个故事。“上小学时，老师讲到‘9·18’事变，转身从黑板上的地图中抹去东三省，杨益言就在心中告诉自己，决不做亡国奴！”
这种默念，蕴含的是一种坚定信念，这份坚定从儿时起伴随杨老一直到今天。
“中国应有更多卢作孚先生这样的人才会富强，于是我大学报考了工科，走实业救国之路”
1941年，16岁的杨益言随哥哥回到重庆，就读于卢作孚先生创办的北碚区兼善中学。在那里，杨益言有了人生的第一个理想———成为实业家。
在人们心中，商业巨子卢作孚应是西装革履，派头十足。然而，见到卢先生时，杨益言很吃惊——他与自己穿着相似，布衫、布鞋和灰布衣服，对人和蔼。
“卢先生非常俭朴，脚上穿的布鞋都是妻子做的。”2008年采访杨老时，他曾这样描述那次与卢先生的见面，“只要有更多卢作孚先生这样的人，中国就会富强，于是我大学报考了工科，走实业救国之路。”
杨本全回忆，在兼善中学读书期间，杨益言还没有大量接触写作和文学创作，唯一与文学沾边的活动是被他拉进兼善中学突兀文艺社，“但杨益言写的作品不多，他喜欢拉二胡，还参加过学校组织的800人二胡大合奏。”
1944年，立志实业救国的杨益言考入同济大学电机工程系。
“他写东西快，不久便成为同济大学新闻组重要成员、油印报总编辑”
1946年，杨益言随同济大学迁回上海。
上海岁月改变了杨益言，造就了今天的杨益言。这当中，有两件事不得不提。
那时，上海到处是美国军车，随处都能感到蒋介石勾结美国人发动内战的硝烟……
这种背景下，反内战爱国学生运动高潮很快在上海形成，杨益言也加入到运动当中。
在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的学生运动被镇压后，同济大学担当起了运动主角。此时，杨益言开始接触写作。
那时，杨老常写些反映家乡情况的文章，并曾在《观察》和《时与文》两个杂志上发表。
其实，真正让杨益言开始写作的是编写同济大学油印快报，这份报纸如今已发展成《同济报》。
“他写东西快，不久便成为同济大学新闻组重要成员、油印报总编辑。”叶桦告诉记者，同济大学老校友重逢时，《同济报》编辑们还称杨老是该报的“新闻之父”。
1948年1月29日，上海爆发举世震惊的“1·29”事件，反动政府出动上万军警镇压学生运动，游行学生在同济大学礼堂集会，杨益言将油印机搬进礼堂，坚持印刷出版。
那时，他已成为特务抓捕对象。
此后，杨益言辗转台湾、上海，于4月回到重庆，以教员身份在一家工厂的夜校栖身。
1948年8月4日，杨益言在重庆被捕。他在狱中结识了《红岩》的另一作者罗广斌
当时，对于为什么被捕，杨益言起初也弄不清。只是在刑讯室里看到自己编印的《1·29通讯》和给女友的信。刑讯中，敌人见“好说”无效，便开始动刑。
杨老曾回忆：“打耳光，老虎凳，敌人用刑‘驾轻就熟’，后来我发现，他们并没掌握实情，只是误认为我是回渝恢复《挺进报》的地下党。”
百般无奈，特务只得把杨益言押往被层层电网和高墙岗楼紧围的牢狱———渣滓洞，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创作《红岩》的伙伴罗广斌。
叶桦如此描述他们最初的交往：杨益言的二胡音乐，罗广斌的铁镣踢踏舞，为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管情况多恶劣，父亲总会用别人送去的二胡拉上几曲，比如《空山鸟语》和《光明行》，”杨益言的女儿杨晓怡告诉记者，“罗广斌、父亲保留着革命者特有的坚定与乐观。”
杨益言在书中曾写，“春节联欢会，罗广斌领头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各牢房的轮流演出中带着铁镣跳踢踏舞，如此场景让难友们至今久难忘怀。”
很多人读过《红岩》，对中山四路81号大院却知之甚少。但说《红岩》就不能撇开它
1949年，从狱中脱险的罗广斌和杨益言在中兴路《国民公报》报馆重逢，随后他们共同参加了共青团重庆市委组织的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团，紧跟着二人又与杨本全等人在南温泉进行了为期1月的业余创作活动……
“1958年中青社约他们用重庆集中营斗争这个题材写长篇小说，”杨本全回忆说，“弟弟当时很惊讶，第一反应是自己很困难，因为从来没有写过小说！”
同年2月份，二人正式脱离各自工作，汇聚到了中山四路81号大院，全面展开创作。
“杨益言曾说自己创作初期很苦恼，”杨益言妻子何明扬曾回忆，“创作愿望与实践矛盾经常困扰他们，他们发现以前的资料不够进一步‘集中和概括’。”
此时，包括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在内的许多人通过不同方式为二人打气，鼓励他们走出困境。
1960年冬天，新的创作开始了。
“写作房内没有取暖设备，国家处在困难时期，食物也不足，”杨晓怡告诉记者，“那时，父亲他们经常彻夜工作，几乎天天拼到天亮。”
1961年春天，大改后的小说再次来到北京，并受到高度评价，同年12月，全书定稿付印，任白戈定名《红岩》。
《红岩》出版2年后，发行量超过400万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发行量超过800万册……
杨老曾说：“‘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的体现，要让后代永远记住它，让红岩精神在人们脑海中永远清晰……”
核心提示
1961年12月，小说《红岩》诞生，它被誉为新中国文学史上丰满的“英雄群雕”。
时光飞逝，《红岩》已走过50个春夏秋冬。50年里，人们时常谈论起小说中一段段扣人心弦的战斗故事，怀念一个个逝去的英雄人物。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红岩》的作者之一——年过8旬的杨益言，了解这位死里逃生的作者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家人、朋友眼中的杨益言
杨晓怡 （《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之女）：
“这么多年，父亲从来没有允许我们用他的招牌去干自己的事。”
她是杨益言的小女儿，也是在他身边时间最长的女儿。
回忆《红岩》这50年，说起它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杨晓怡说：“书对父亲的影响很大，但对整个家庭，对我们这一辈的生活影响则小很多，我们5个女儿现在的工作没有一个与文字沾边。”
杨晓怡说，父亲从来不会和他们讲自己的写作故事。很多关于他与《红岩》的事情，她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
今年，杨益言86岁。以前，身体好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会在一套独立的房子里坚持写作。杨晓怡说：“那里全是父亲写的关于《红岩》，或者关于红岩精神的书稿，一叠一叠，一堆一堆，他从来不让我们晚辈去碰那些东西。”
因为《红岩》，杨益言成了名作家。随之而来的，就是没完没了的写作，报告，参加会议，杨益言的生活变得很忙碌，他这一辈子，就是为这本书。
“任何时候，不要打我的招牌！”这句话，在杨家是一条家规。杨晓怡说，这条“家规”是父亲立下的。父亲他们那一辈人，把荣誉看得很重。儿时，杨益言就曾教育杨晓怡和她的姐姐：不要依靠父辈的名声，凡事要依靠自己，做事要黑白分明。“这么多年，父亲就从来没有允许我们用他的招牌去干自己的事。”
王维玲 （中国青年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小说《红岩》编辑之一）：
“他和罗广斌两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了300多万字，《红岩》诞生非常不易。”
小说《红岩》中，许云峰是一个代表性人物，而这个人物在创作过程中也颇有神来之笔的味道。看过《红岩》的人都知道，许云峰的人物原型是重庆地下党负责工运的书记许建业。
王维玲说：“作为一个关键人物，该人物形象塑造在最初阶段始终差强人意，直到第二次大改后，才有所突破。”
当时，罗、杨二人正与王维玲一起，在北京对稿件进行第二次大改。
“他们参观了中国军事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看到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总体形势，”王维玲回忆，“尤其是看到了毛主席气势非凡的电报手稿后，受到极大启发。”
王维玲说，他们产生了很多新想法，开始考虑如何更精彩、生动和透彻地讲述发生在“中美合作所”里的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斗。
在小说里，曾写到一个人在地牢里挖通道，自己跑出来，结果触电而死的故事。“后来，他们把这个故事变成了由许云峰为难友挖洞，成功塑造出一个在黑暗中战斗，迎着黎明曙光，慷慨赴死的人物形象。”
后来人们看到的《红岩》，经历了5次修改。其中，包括三次重写，两次大改，直到1961年出版，并最终定名《红岩》。王维玲说，小说总共40万字，“但他们两人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了300多万字，非常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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