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0日下午，重庆。
    市政协委员陈万志、钟成华在房间和记者谈论PM2.5；从事销售工作的张宇穿梭在大街与楼宇间；全职母亲李莎在家中看孩子；55岁的李玉惠在三亚享受阳光。
    此时，城市的地面平静如常。
    空中，雾气则再次聚拢——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战斗，“敌人”在城里排兵布阵，伺机从街角、屋顶探头出击，行动迅速，数小时内完成“攻击”。战斗没有攻城槌和云梯，但每场浓雾洗劫之后，一些市民便开始咳嗽，严重者被送入医院……
    潜伏 ——
    当重庆拥有越来越多蓝天时，PM2.5“杀”了出来，并悄悄包裹这座城市
    2012年1月，来自重庆市相关部门的数据显示——实施“蓝天行动”以来，重庆空气质量稳步提升，2011年实现“蓝天”324个；
    2011年12月，据《新京报》报道——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站长罗毅称，该站从2008年起陆续在天津、上海、重庆和广州等9地实施的PM2.5监测表明，9地PM2.5超标状况较为严重。
    同月，非官方监测机构发布当月4日的北京PM2.5监测数据。对比后，有人质疑环保部门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可信度，甚至调侃“喝西北风都会中毒”……
    抛开争论，更重要的是，PM2.5到底能对我们“做”什么？
    陈万志委员是干环保工作出身的，对PM2.5并不陌生。他解释：“这是一种直径小于2.5微米的入肺颗粒，不易被呼吸系统阻挡，可直接入肺。”
    “这种颗粒物能大规模在肺泡沉淀。”对于它的危害，陈万志打比方说，眼里进沙会发炎，呼吸系统很敏感，一旦大量异物停留，就会致病。
    他介绍，研究发现，PM2.5不仅能直接攻击人体呼吸系统，还会成为细菌微生物、病毒和致癌物载体，大张旗鼓的侵入人体肺部，危害健康。
    截至目前，重庆尚未对社会公布PM2.5监测数据。
    对抗 ——
    有“敌人”，就会有对抗者。面对PM2.5，民间的“对抗”已经开始
    面对PM2.5，有人已开始行动。
    全职母亲李莎便是其中之一。1年前，她从朋友那里知道PM2.5后，便开始行动，其对策围绕家里3岁半的儿子姜鸿宇展开，核心则是“防守”。
    每天清晨，她从种在卧室里的一棵葫芦树旁醒来。
    起床后，下楼散步，“检验”空气质量。“遇上阴霾天，空气就会有一股让人想咳的味道。”李莎说，如果天气好，自己会带上儿子，到龙头寺公园、鸿恩寺公园晒太阳，“如果空气差，那天就干脆不出门”。
    长途旅行是李玉惠的“对抗”选择。
    2009年，她在三亚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居室。每年冬天，她就离开重庆，去那里过冬。
    一方面是因为三亚暖和，一方面是因为重庆冬天的空气质量让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的她受不了，“一般离开重庆2个月，春节之后再回到重庆的家里”。
    今年，她把这个时间延长到了4个月。
    与他们相比，张宇显得“悲惨”一些。特殊的工作性质让她每天必须出门，无论天空是否灰霾。听说PM2.5后，张宇也对自己采取了保护措施。
    “空气不好时，就带个口罩，多少会有点帮助。”张宇说：“我还在家里装上了几个空气清新机，遇到空气质量不好，我就减少开窗时间。”
    出招 ——
    对抗PM2.5的“战斗”已在全国展开，“战线”从北京到深圳，重庆也在其中
    2012年，将是中国大规模“对抗”PM2.5的起点——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首将PM2.5列为一般监测项目；北京、天津、深圳等地今年起全面监测PM2.5……
    重庆的“战斗”也已开始——
    2011年12月23日，市环保局发布消息称，拟于今年上半年完成监测仪器设备配置、调试、试运行等工作，从7月1日起，正式实施PM2.5监测。
    不过，对于这样的一个“敌人”，想要取胜并非易事。
    陈万志认为：“对抗PM2.5不是一场激战，而是一场鏖战……”在他看来，监测和公布监测数据只是“战斗”序曲，距解决问题还很远。
    历史上，美英等国的城市都曾经历过类似阶段。
    例如，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美国上世纪40年代初出现的“洛杉矶烟雾”，“为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也展开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对抗’。”
    “世界卫生组织在‘超细灰尘’监测中制定了三个阶段目标，目前第一阶段目标为75微克/立方米。”陈万志说，就是这个阶段目标，尚需加以多年的治理。
    陈万志和钟成华认为，治理PM2.5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例如，控制机动车污染、解决交通拥堵；严控建筑防尘、降低建筑施工扬尘，大型施工需要交纳治尘费用；合理发展“重化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