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市长黄奇帆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大公报、凤凰卫视、第一财经、财经国家周刊、香港文汇报、香港商报等18家知名媒体集中采访，详解重庆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思路，并回答记者提问。
    五个坐标构筑重庆发展总体框架
    黄奇帆说，剖析重庆的发展，市委、市政府主要通过五个坐标来构筑重庆改革开放发展的总体框架。
    第一，明确“城市化、工业化、城乡统筹一体化”的总体发展战略。过去30年沿海发展的整体战略是城市化、工业化两轮驱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正面临转型和结构调整。但中西部地区城市化、工业化刚刚起步，至少还有20年时间。重庆除了推进沿海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城市化、工业化战略外，结合重庆大城市、大农村的实际，并按照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还增加了一个城乡统筹一体化战略，包括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教育、卫生、文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一体化；要素流动一体化等。
    第二，明确推进“三化”战略的终级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并将缩差共富融入发展全过程。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些年重庆走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本质上讲就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探索。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个目标，而且贯穿于发展全过程，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就注意缩小“三个差距”，避免两极分化，而不是等发展到一定阶段，两极分化严重的时候再来均衡。共同富裕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在社会上营造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让每个人都享有机会均等的发展通道。市委全委会提出的“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就体现了这种理念，两者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主张——走民生导向发展道路。
    第三，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重庆这些年始终高举改革、开放两面大旗，将改革、开放、创新贯穿发展全过程。
    改革分两类，一类是从制度安排、体制机制上调整不适应市场，不适应国际惯例，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体制、机制，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和国际接轨，促进我们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第二类是凡是一个社会长周期存在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或者大面积广泛存在的问题，不是属于领导人、管理者的道德问题形成的，而是制度、体制机制、政策面、基本面上的问题。此外，改革还有跟跑意义的改革，也有创新类领跑意义的改革。改革总是涉及观念、利益、成本的改变、调整，需要试点探索，是一项知识密集型的事业，需要进行系统的顶层设计。
    近几年，重庆在改革上进行了许多探索，有些改革只是作用于局部，有些改革属于跟跑性质，但也有不少改革具有全局意义，领跑全国。比如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一年时间实现300多万农村居民转户进城；比如，以公租房建设为代表的住房制度改革，提出三年建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目前已开工建设近2700万平方米公租房，居全国第一；比如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一年多时间发展4万多户微型企业，解决30多万人就业；又比如，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产权的确权和量化，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等等。
    开放方面，重庆大力推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过去，在内陆没有开放高地这一说，重庆在全国率先提出这一概念，并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获得国家有关部委的认可。理解重庆开放高地建设的内涵，需要从四个坐标来看：一是引进外资和海外投资成效明显，重庆引进外资10年增长了10倍，海外投资则是无中生有，两年时间达到100亿美元。二是成为内陆口岸高地，口岸高地是重庆建设开放高地的核心标志。过去，内陆进出口量很少，总是要把货物运到沿海报关。最近几年，重庆在内陆地区率先建立两个保税区，并且重庆海关与沿海海关达成协议，重庆海关关检后沿海海关不再重复关检，包括商检也不重复。同时，我们还打通“渝新欧”铁路这条国际贸易大通道，使得货物从重庆出关以后直通欧洲。另外，大力提升重庆机场的货运能力，使机场成为国际航空货运口岸；利用长江黄金水道，打造内陆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去年，重庆国际航空货运量翻了三番，增长速度居全国第一。去年重庆进出口货物中有32%是周边省市的转口，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重庆的口岸功能正日益凸显。正是口岸高地的形成，预计重庆在2015年进出口贸易将达到1000亿美元。三是形成内陆加工贸易的新格局，重庆创造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加工贸易新模式，大大降低物流成本，使内陆发展加工贸易成为可能；同时，重庆又将加工贸易的研发、结算拉进来，把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全流程都留在重庆，形成加工贸易的全产业链、高附加值。四是“渝新欧”铁路的开通，改变了中国固有的物流格局，成为新时代的“丝绸之路”，使重庆成为内陆通往欧洲的桥头堡，重振了延续几千年的黄土地文明。“渝新欧”铁路有几个创新：一是铁路沿线的五国海关达成“安智贸”协议，实行海关一卡通，一个国家关检了其他国家就不再关检；二是开通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三是五个国家铁道部直属公司合资组建了一个“渝新欧”物流公司，专门负责“渝新欧”的物流运转。
    应该说，重庆近些年的改革、开放都是有探索意义的，很多都体现了创新精神。由于每一项改革、开放举措，都涉及观念的改变、利益的调整、成本的分摊，都需要创新。我们在推进过程中既有顶层设计，也有微观操作方案，确保改革、开放顺利展开。而且重庆的实践也证明，改革和开放是互相关联的，开放引领催生改革，改革保障促进开放，没有开放引领的改革往往会偏离正确的方向；而开放往往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体制机制调整来加以确定。
    第四，大力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公平正义的环境。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真正的民主是和共同富裕联在一起的，有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才自然而然地有了民主法治的上层建筑。而民主法治的要义是公平正义，我们讲公平正义，一是指人和人之间差距不要太大；二是指一旦差距拉大，要尽力缩小或者实现转化。从根本上讲，公平正义就是要追求机会均等。机会均等体现了对人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让人看到改变现状的希望，产生向上的动力，因此，公平就是生产力。同时，民主法治的要害是要搞好制度安排。民主法治不只是领导干部、管理者单纯地行善举、办好事；也不单是好人掌权实行的人治，关键是要把这种善良的愿望、合理的决策、行之有效的办法，变成科学的制度安排，变成体制机制，变成不因为人事更迭而变化、能够长期保持的工作机制，这才叫民主法治。好的民主法治，实质就是一套好的制度、好的运行机制。最近几年，市委、市政府围绕民生和缩差共富，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制度安排，比如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户籍制度改革，以公租房为代表的住房制度改革，比如“大下访”、“三进三同”、“唱红打黑”，以及我们推出的“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都涉及重大的体制机制调整，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些就是我们推进民主法治的一个集中体现。当前，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
    第五，大力抓好发展环境建设。第一，我们通过抓好“五个重庆”建设，在平安、畅通、宜居、森林、健康等方面营造良好和谐的发展大环境。第二，通过低物流成本、低税负成本、低土地房产成本、低要素成本、低金融融通成本“五低”环境的建设，打造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吸引国内外投资者。第三，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不仅是改革和开放，还有日常运行的社会治理，对重庆来说，就是要抓调控。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一个地方长周期运行轨道的话，那么调控就是要把每天、每个月、每个季度的日常运行调度好。我们着力抓好油电煤气运、资金、房地产、土地、劳动力等五个方面的调控，确保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市委、市政府决定将降低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强制考核，变成全市发展的动力。同时，考虑到基尼系数缩小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每年考核
    在介绍完重庆总体战略构想后，黄奇帆还就记者关心的问题一一作答。
    第一财经：重庆是全国唯一将基尼系数这一敏感指标写入“十二五”规划的省份，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去年基尼系数指标已有些微下降，这具有标志性的指向意义。而且报告提出今年基尼系数要降到0.4警戒线左右。请问当时市委、市政府推出基尼系数这个考核指标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重庆市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基尼系数？
    黄奇帆：贫富差距是“三个差距”的核心环节，全世界衡量贫富差距的特征指标就是基尼系数。我们既然将缩小贫富差距作为我们的工作目标，如果不提基尼系数就说不过去，没有了衡量标准，光靠满意度来说事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量化指标。基尼系数有收入法和财产法两个测算模型，都是科学的，按照目前的统计手段，用收入法来测算更符合实际。这个模型有十几个参数，表现在经济学上就成为操刀的手段，要想将蛋糕切均匀，就要将影响基尼系数的参数向合理的方向进行调整，将基尼系数降下来。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那些对基尼系数下降影响较大的参数，比如基尼系数里，城乡差距这一参数在决定基尼系数大小方面占到40%左右的份量，如果我们将城乡差距缩小了，对整个基尼系数的降低将有40%左右的贡献量。
    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强制考核，变成全市发展的动力。同时，我们考虑到基尼系数缩小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每年考核。因此，去年出题到今年人代会报告，给老百姓一个回应，我们基尼系数已从0.438降到0.4207，实际上降了0.017左右。这个0.017有决定意义，因为我们整个系数设定的目标就是从0.438降到0.35，共需要降0.088，平均每年降0.02左右。去年之所以能降低0.017，其中40%左右的因素就是重庆城乡差距在缩小。去年重庆农民人均收入的增幅高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城乡差距由原来的3.3：1变成3.1：1，这个参数缩小了，填到收入法基尼系数里，就可以让系数降一块。另外，我们通过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使常住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这对降低基尼系数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GDP是当今世界各国衡量经济的最主要的数据之一，我们不唯GDP，但也不能不要GDP
    香港商报：我有三个问题，一是我们注意到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上强调重庆GDP增速，能不能请您谈一下GDP增速与“幸福重庆”的关系。二是有专家提出，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使千百万农民成为新市民，但是碰到世界经济萧条、工厂面临倒闭的情况下，这些新市民将面临失业，同时又没法回到农村，他们担心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三是最近重庆啤酒在证券市场上出现一些异常表现，重庆市政府对此有什么样的打算？
    黄奇帆说，GDP是当今世界各国衡量经济的最主要的数据之一，我们不唯GDP，但也不能不要GDP。中国沿海地区改革开放先行，发展了30年，整体经济有了很大提高。中国现在经济不平衡很重要的就是东西部差距太大，所以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区域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东部不再追求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合理的；西部适当快一点，比整个东部、中部发展得快一点，也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重庆作为西部开发的领头羊，正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家支持多一点，经济增长得快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国家所期望的。所以我不认为现在我们GDP增长全国第一会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认为重庆现在经济增长的指标不是靠一锤子买卖，不仅仅靠投资拉动，我们的发展是全方位的，是可持续的，我们工业产值的增幅、进出口贸易的增幅、外资投资的增幅、航空物流的增幅，这些经济指标都是全国第一。另外，我们企业数量的增长率也是全国第一，而企业数量增长正代表了持续发展的动力。我认为重庆今后几年的发展继续排在全国前列是很正常的。当然GDP的大小，不与幸福直接挂钩，幸福不仅与做大“蛋糕”有关，还有一个切分好“蛋糕”的问题。对重庆来说，我们开放的重点是让全世界的资源为重庆所用，可以超常规做大“蛋糕”；改革的重点则主要在于围绕民生调整好分配关系。我们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都属于这个范畴。总之，我们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双管齐下提升幸福指数。
    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不是把农民拉到城市来搞转户，而是对那些在城里已经工作几年的农民工，在他们自愿情况下转成城市人群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黄奇帆说，专家有时候的评论，是不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能只看几个数字，然后海阔天空、云里雾里作一些判断。专家作出判断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全面了解重庆的实际做法，如果是在了解重庆实际做法的基础上提出的批评意见，我全盘接受。重庆开展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不是为了城市化，把300多万务农农民变成城市市民，临时帮他们找工作，找不到工作就失业，那我们不是在搞城市化，是在胡闹。问题的要害是，重庆不是把农民拉到城市来搞转户，而是对那些已经在城里工作几年的农民工，在他们自愿的前提下转成城市工人。这些农民工早已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转户以后成为市民，在面临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和原来的城市工人一样都会面临下岗问题，政府对他们的帮扶也会一视同仁。重庆开展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不是轻率行动，是出于保障农民工权益，避免城市用工出现钟摆、流失率高的现象，健康推进城市化的目的。城市化过程不仅是城市原住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本质上是农民工进城转化为城市居民的过程，这个问题不能含糊。
    为顺利推进户改工作，我们搞了五个顶层设计：第一，农民工只要一转户，就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市民待遇，住房、医疗、养老、小孩读书、就业等“五件衣服”一步到位；第二，农民工转户进城的布局以主城、区县城、开发区为主；第三，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成本大概要4000亿元，一分为三承担，政府1/3，企业1/3，社会1/3，而且这个钱是15年到20年分摊，摊到每一年，各方都是可以承受的；第四，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是和就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是在城市里工作三五年以上的农民工，换句话说就是成熟工人才能落户。第五，农民工转户以后，其在农村的权益同样保留。从实际推进情况看，一年多时间转户300多万人，总体风平浪静，说明我们的制度设计是合理的。
    对于第三个问题，黄奇帆说，对于重啤在股市上的异常涨跌现象，重庆市政府高度关注，已责成有关部门配合证监会，对重啤的经营管理情况进行核查，看有没有参与炒作和其他违规行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查出散布内幕消息或其他违规行为。据初步了解，有可能是社会上某些基金或投资者利用有关信息进行炒作。如果核查发现有涉及重庆方面的违规行为，我们将依法严惩。
    房地产是一个资本品、财产品，对资本品、财产品最合理的税收调控就是征收直接税，也就是房产税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的房产税试点已快一年了，重庆在这一年里积累了哪些经验，征收房产税对重庆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哪些影响？
    黄奇帆：房产税是一种相当于国外物业税的税种，是一种财产税。房地产是一个资本品、财产品，对资本品、财产品最合理的税收调控就是征收直接税，也就是房产税。大家要知道，房产调控涉及好几个方面，既有财税调控问题，也有金融调控、土地调控、保障房调控、供求调控的问题。“五个调控”各有各的功能，不能用一种调控代替所有调控。从财税调控角度来讲，我认为今后的走向应该是征收直接税、物业税，也就是财产税。这种财产税对于保有房产的人来说，如果需要很大的交税成本，就会减少炒作，减少空关，对各种各样的投机有抑制作用。我们现在的税收过分集中在交易环节的税种上，像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等，交易环节收了税以后，所有成本会堆到房产成本上，会推高房价，鉴于此，我们给中央建议，重庆政府愿意在征收房产税上先行试点。
    重庆的房产税固定在每年10月1日—31日收税。我给大家报一个数据，我们应该征收的对象是拥有别墅和高级公寓者，去年9月份，税务局就把税单通知到每家每户，一个月时间交税量占到应交税的97%，这说明我们征收房产税的有关政策基本合理。
    一年来，由于房产税的征收，使不少人在买房时要考虑交不交房产税的问题，这样就会抑制高端商品房的供应，增加普通商品房供应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房产税确实起到了调控房价的作用。
    真正的挑战是人才短缺
    人民日报：重庆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将如何应对？
    黄奇帆：对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我们经常说的是市场不稳定、土地指标不够、土地成本提高，或者劳动力成本在提高，或者调控上资金不够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政府调度调控理所当然应该干的事情，是开汽车的人要转方向盘的一种行动，不是真正的挑战。真正的挑战是缺人才，我们搞那么多改革，其实需要大量拥有真才实学的、熟悉经济的人才。当今的改革往往面对的是难啃的骨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知识密集型的事，不是光凭拍胸脯、有豪情、拼命干就搞得起来的。重庆要继续推进改革，还需要更多的人才。同样，我们抓开放，引进外资搞合作、到海外投资等，也需要人才支撑。重庆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人才已成为最大的瓶颈之一。
    今年内重庆将在香港设立窗口公司；重庆是全国地方债务控制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
    大公报：一直以来香港和重庆经贸往来非常紧密，去年市政府提出重庆要在香港设立窗口公司，方便重庆企业在香港上市融资，能否介绍下这方面的进展？重庆明确“十二五”期间海外投资300亿美元，香港的金融服务业能为重庆企业“走出去”提供什么样的方便？2012年是很多地方政府还债的高峰，也有专家说中国有三成地方政府无力还地方债，请介绍一下重庆地方债的情况？
    黄奇帆：重庆的确想在香港搞一个窗口公司，类似于上海、广东、北京在香港的窗口公司，这件事在酝酿中，去年下半年筹建了机构，今年内一定会挂牌成立，这个公司可以通过香港金融市场融资投入重庆，也可以将香港作为平台，帮助重庆企业“走出去”融资。总的来说，香港融资利息较低，是个很好的融资平台。
    说到地方债，重庆政府对此管理一直比较合理，到去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是1800多亿元，而我们预算内财政是150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是2900亿元，政府债务是一年财政收入的60%；如果和我们近万亿元的GDP相比的话，政府债务余额只相当于GDP的20%。现在，重庆是中国31个省区市中，政府债务和地方GDP、年度财政收入比最低的地方之一，换句话说是全国地方债务控制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
    重庆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得益于几块额外税收
    凤凰卫视：重庆这几年搞了很多民生工程，都是很花钱的，但是重庆的财政收入却出现年年大幅增长的情况，请问财政增长从何而来？
    黄奇帆：重庆政府有一个执政理念，就是采取低税负政策，涵养税源，做大税基，来增加税收。当然，这样的做法只能解释财政收入每年有27%、28%的增长，那怎么会变成43%？这多出的十几个百分点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因为我们有几块税是额外增加的，而且是可持续的。第一块，我们离岸金融结算增加40多亿元的税，这个和重庆GDP无关，是海外搬来的，今年这块会增加到100亿。第二块，房地产土地增值税额外有一块，前年我们28亿，去年变成70多亿，多了40多亿。那是不是我们对房地产管理苛刻了？不是。主要是我们改变了收税方式，堵塞了以前的漏洞。第三块，重庆最近搞了不少结算类总部，也增加了税收。此外，重庆成为口岸高地，通过转口贸易也增加了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