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上午10点，黔江区蓬东乡麻田坝水泥厂一间普通职工宿舍里，郑书明正在打扫卫生。一张床、一个衣柜和一只大木箱，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再没有其它像样的家具。快过年了，郑天明想把家里收拾得像模像样的。
    “叮铃铃……”手机铃声想起。郑天明一个箭步冲到床头，拿起手机，摁下接听键，电话那头，传来期盼已久的声音：
    “郑叔叔，马上期末考试了，我忙着复习，周末回不了家。”
    “小穆啊，最近身体怎么样？这回考试你可要努把力哈！考好了，回来有腊猪蹄吃……”
    “莫担心，只要想读书的娃娃，郑叔叔一定帮到底”
    电话那头的孩子名叫刘远穆，在黔江官渡中学读初二，和郑书明非亲非故。
    “这孩子身世可怜呐。爸爸死了，妈妈又得了癌症，学费都交不上。”说起小远穆，郑书明的眼里满是心疼。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郑书明得知了刘远穆的身世，当即就找到了孩子家里。
    “想不想读书？”面对郑书明的询问，孩子没敢开口，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莫担心，只要想读书的娃娃，郑叔叔一定帮到底。”冲着这句承诺，郑书明开始了对刘远穆的资助，不仅生活费、学费全包，每周末还把孩子接到家里改善伙食。
    其实，刘远穆仅仅是郑书明资助的众多贫困学生中的一个，他说：“这些年在我家进出的孩子太多，我好多连名字都记不清楚了，只依稀记得模样。”
    郑书明的助学之路，始于1986年。
    那年，同在蓬东乡的一位亲戚因外出打工，委托郑书明帮忙照顾儿子刘育红。当时，郑书明在水泥厂当抽水工，住在一间用木板和编织袋搭起的工棚里。想到工棚面积不到20平方米，农村老家的妻儿尚未能和自己团聚，郑书明有些犹豫。但不忍心看到12岁的刘育红没人照顾，最终，他答应了。
    一天，刘育红告诉郑书明，在他就读的蓬东乡中心小学6年级班上，有位叫黎君的同学，家住深山，走到学校单程就要4个多小时，每天天没亮就得打起火把往学校赶。由于家里困难，黎君连午饭都舍不得吃，一直要等到晚上9点回家，才吃上一天的第二顿也是最后一顿饭。
    这件事让郑书明心里很不是滋味。随后，郑书明让刘育红把黎君也叫到工棚一起住。黎君安顿下的当天晚上，郑书明就花38元给孩子买了一件保暖的冬衣。当时，他的月工资仅110元。
    黎君的到来，让郑书明免费收留贫困学生的名声在当地迅速传开来。不久后，几位家境困难的孩子结伴找上门来，向郑书明求助。从此，郑氏“爱心旅馆”正式“开张”了……
    “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们，良心上过不去。”就这样，郑书明的工棚里陆续住进了6个孩子。这6个孩子小学毕业后，他又接收了另外9名贫困学生。
    “孩子有出息，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安慰”
    1994年的秋天，五里乡海洋村一位叫张朝炳的孩子考上初中后，因缴不起200多元学费面临辍学。
    郑书明没钱，只能去找人借。晚上下班后，他走了3个多小时山路，终于来到肯借钱的那个熟人家。揣着借款，郑书明摸黑回家时迷路了，他在荆棘草丛中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双脚全是水泡，只得找根木棍拄着回家。
    最终，张朝炳顺利入学，并入住“爱心旅馆”。这个简陋的家，也成了张朝炳心中最温暖的记忆。
    “郑叔叔做的白菜炒肉，那可是一绝。”郑书明最常做的这道菜，张朝炳至今印象深刻。郑书明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我也不会做什么好菜，钱也不多，管吃个饱。”
    每天早上天不亮，郑书明就要起床，步行半小时赶到山脚抽水。“有时候他会做好饭，催我们起床吃。有时候量好米和菜，叫我们自己煮。”张朝炳说，晚上下班后，郑叔叔会带着孩子们到单位澡堂洗澡，提着水壶给孩子们打洗脸水。
    “爱心旅馆”人气最旺时，同时接纳20多名孩子，要安顿好孩子的吃饭问题并不容易。
    蓬东乡每隔5天赶一次场，每逢赶场天，郑书明都会从集市上背回30公斤大米、5公斤肉和一些小菜、佐料。当地村民只要碰上郑书明赶集，都乐哈哈地说：“儿童团长又来搞采购了。”
    当时，大米和肉还是限量供应，郑书明每月享有1.5公斤平价肉和7.5公斤平价大米。孩子们来了之后，这点供应远远不够，他就去市场上买高价肉和高价米。上世纪90年代初，郑书明的工资只有100多块，而每月光买米买肉就得300多元，还要给孩子们交学费、买衣服，钱肯定不够。
    为此，郑书明搞起了副业——自学手艺修磅秤。
    “修一台磅秤可挣几十块，有时候一个月可以挣四五百块钱。”郑书明说，水泥厂周围有一些煤矿，煤矿有很多磅秤，他不愁“业务”。
    有一次，郑书明到附近一家煤矿修好磅秤回家时，已是晚上10点钟。没有运煤的便车可搭，他只好徒步回家。在途经位于绝壁半山腰间的羊肠小道时，几块巨石突然滚落，他险些被砸中。“我吓得赶紧蹲下身子，抱住头。”郑书明回忆说。所幸一切平安，最后连滚带爬地越过羊肠小道，又走了1个多小时才回到家。
    当郑书明把遇险的经历告诉孩子们后，孩子们哭了，央求他再也不要到万家堡去修磅秤了。
    “郑师傅啊，万家堡煤矿，磅秤坏了，请你来修一下。”“哦！我下班后就赶来。”一个月后，为了给孩子们挣生活费，郑书明瞒着孩子们，又一次踏上了到万家堡修磅秤的路……
    这些年，为了资助贫困学生到底吃了多少苦，郑书明自己也说不清了。在他的脑中，留下的只有哪个孩子考上大学、哪个孩子当上公务员、哪个孩子考研成功的美好记忆。
    “孩子有出息，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安慰。”郑书明说。
    “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对于妻儿，我很愧疚”
    虽然在孩子们心中，郑书明是个无微不至的“好爸爸”，但在不少人看来，他有点“不靠谱”。
    在村合作医疗站医生周明海眼中，郑书明是个固执不化的人。他明知自己的臀部几年前就僵硬，几乎无从下针，却拒绝住院治疗，常年靠打针敷衍。因风湿引起的脸肿，郑书明也从不去大医院检查治疗，每次疼痛难忍时，就去小诊所花1元钱打一针止痛药勉强应付。
    “他硬是对自己抠门得很。”邻居王庆觉得郑书明很吝啬。十多年，王庆从没看到郑书明穿新衣服、添置新家具，15元的裤子、厂里发的劳保服、别人不要了送给他的鞋子，是他常年不变的一身行头；一碗白米饭、几根咸菜、几个红苕，是他不变的一日三餐。
    “经常看他吃饭时躲起来，我们开始以为这是他的习惯，后来才知道，他是担心饭菜不够吃，自己悄悄用咸菜和红苕充饥。”受资助时的情景，刘育红至今历历在目。
    “你去资助那些认不到的娃儿，为啥就不愿给家里买台彩电？”1993年冬季的一天，看见邻居家都有了彩电，郑书明的妻子第一次抱怨起丈夫来。
    早已掏空家中积蓄的郑书明，哪里还有钱买彩电？但是，他又不敢把实情告诉妻子，只好找出一个又一个理由搪塞。
    一天，妻子到郑书明工棚去，发现一群孩子正围着一台彩电看节目。她这才知道，那是丈夫背着她专门买给孩子们的。这事也成为夫妻俩感情破裂的导火索，最终，她决定与郑书明离婚，并带走了5岁的大儿子和刚出生的小儿子。
    直到今天，郑书明依然在为没有尽好一个丈夫的责任而愧疚。不过，他并没有就此停下自己的爱心，仍然不断接受困难学生的求助。“既然已经对不起家人了，总不能再伤害这些孩子吧。”
    “没见面之前，我一直以为是个大老板在资助我。”今年17岁的罗雪莲，从初一开始就接受郑书明的资助，每个学期，都会有300—400元不等的钱直接打到罗雪莲的饭卡上，从没间断过。
    直到罗雪莲见到郑书明，发现这位郑伯伯身上穿的全是几十元的廉价衣服后，她一时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原来他自己条件都这么不好……”说起第一次见到郑书明时的印象，罗雪莲还为自己当初的想法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奖是帮孩子们领的，是他们想读书的心把我感动了”
    郑书明卧室里的那只大木箱，里面装满了数不清的荣誉证书、奖章、奖杯。
    1998年，获重庆“九五立功奖章”；
    2000年，被评为重庆市劳模；
    2001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黔江区委区政府称他是“黔江精神”的代表；
    2006年，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2009年，在第二届中国武陵山民族文化节中，被评为“感动武陵十大人物”；
    2011年，被评为重庆市第三届道德模范……
    头上笼罩这么多光环，郑书明却一再“推脱”：“这些奖我是帮孩子们领的，不是我个人的。”
    “是你无私资助孩子们，怎么说奖是给孩子们的呢？”记者追问。
    “是他们想读书的心把我感动了，我才资助他们的。”郑书明回答朴实而谦虚。
    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农村学校也有了不错的住宿环境，来“爱心旅馆”住宿的贫困学生越来越少，到现在一个也没有了。
    尽管如此，郑书明依然保存着孩子们睡过的床单、被子。“冬天冷，把这些被子拿出来盖，我依然感觉孩子们就在身边。”郑书明说。
    今年春节后，郑书明就要搬家了。“我在黔江一家企业联系到一份工作，那边提供了住宿。”如今，郑书明又找到了新的人生伴侣，妻子陈树梅十分支持丈夫的善举。
    这次被评为重庆市第三届道德模范，郑书明获得了一笔奖金。“我要抠出点钱给老婆买件厚衣服。”郑书明盘算着，大头还是要存起来，现在资助的贫困学生刘远穆还没毕业，需要用钱，今后有哪家的娃儿读书缺钱了，也需要钱。
    “不管怎么样，只要哪个贫困孩子们想读书，我一定帮到底。”说这话时，郑书明的眼中满是坚定。
    一个家贫薪少的普通工人，20多年来，倾其所有，将不足20平方米的工棚改成“爱心旅馆”，安置和照顾了300余名贫困学生。如今，年近六旬的他，仍乐此不疲地走在助学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