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频道消息 当年在农村放电影，场面胜过过年，能亲自放映，还能赚钱养家，这属美差
    逼近花甲之年的杨永兴已开始喜欢回忆，和其他人五彩斑斓的回忆内容不同，他的回忆里，只有简单的两个字：电影。
    正是这看似单薄的两个字，却串起了他异常厚重的人生。
    早已华发丛生的杨永兴笑言，自己也年轻过。其实，年轻时的杨永兴，基本可被划入“农村人才”行列。
    1972年，杨永兴从当年的“帽子班”，即小学附设初中班毕业。校长直接推荐他当起了生产队记分员——一个当时让农村人眼热的工作。
    与此同时，各个方面都在争抢这个显露头角的小伙。乡里的学校喊他去当代课教师，公社有意让他当村干部，就连信用社也希望他去上班。
    “巫溪县电影工作站招放映员，你去试试。”就因当时驻村干部的这一句话，杨永兴的人生就此改变。
    40年后的今天，杨永兴回忆起那一刻，仍保留着掩饰不住的兴奋与骄傲。他有理由如此。当年在农村放电影，场面胜过过年，能亲自放映，还能赚钱养家，这属美差。
    杨永兴并不知道，他这一试，就成为巫溪县第一支农村电影放映队的成员，承担起镇泉公社30多个村的电影放映任务。
    巫溪是个什么地方？是大巴山东段南麓的渝、陕、鄂三省（市）结合部，全县山地占93%，绝对高差2657.4米。换句话说，地图上相距不远的两个点，实际需要你手脚并用爬上2.6公里！
    扛着着一架“长江五四型”16毫米放映机，小伙杨永兴开始了他踌躇满志的“电影人生”路。
    时年19岁的杨永兴，没有想到，沿着这条崎岖的道路，他从少年走到了白头。40年，累计行程8万多公里。
    挑着两百多斤的放映机器翻山越岭，饿了吃玉米、渴了喝山泉、困了睡茅草，几次都差点把命丢了
    在“电影要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号召下，杨永兴的农村电影放映之路，注定充满崎岖坎坷。
    从悬崖峭壁的兰英寨到鸡冠梁，从偏僻的渔沙坝到中岗岭，从小溪山到大青崖，杨永兴的回忆像大巴山的山势，曲折陡峭。丈量这些回忆的，则是他老茧横生的双脚。
    和邱家坡农田水利建设工地的铁姑娘队一起，和修建城泉公路的民工一起，和建设西宁电站的工人一起，每一段记忆的节点，似乎都与这座县城里程碑式的建设连在一起。
    饿了吃玉米、渴了喝山泉、困了睡茅草，河边就用桅杆撑银幕，山腰就拿悬崖做幕衬。曾经的艰苦岁月如今只是一句简单的描述，但当年真实的背景下，那却是一段段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生死劫”。
    “九层楼下的河滩里，差点把命丢在那里了。”抹抹凌乱的络腮胡，杨永兴的语气平淡自然。
    但当时的情景是，杨永兴用扁担挑着两百多斤的放映机器，从镇泉白马村翻山越岭一整天前往九层楼给修城泉公路的工人放慰问电影。中途赶船，机器在船上，人却在岸边，和纤夫一起拉船走，可以省点船钱。
    放完电影，筋疲力尽，杨永兴在河边盖着蓑衣，枕着鹅卵石倒头就睡。而施工放炮震松的山石嗖嗖往下砸，他浑然不知。
    次日醒来，看着周遭山石狼藉，杨永兴吓得脸色如山石般灰白。末了，他双手合十向大山深深一拜，担着担子又赶往下一站。
    山中的天是娃娃脸，说变就变。杨永兴在有一年的7月，居然在放映电影的归途中遇上了“鸡蛋大的冰雹”。
    在前后走一个小时不见人家的荒郊野岭，他只得钻山洞躲避。气温急转直下，酷暑转眼成寒冬。熬到半夜雨停，顶不住寒气的杨永兴咬咬牙还是决定回家。
    “多亏当时有人送我回来，不然就不知现在在哪了。”杨永兴呵呵笑着。不过当时的他可笑不出来。
    过白杨河时，来时仅齐膝盖的河水已涨到脖子处。当然，水性不好的他是蹚到河心时才发现这一点的。
    此时后悔自然来不及了。一脚不稳，倒在水里，身子就往下漂。“救命”尚不及喊，嘴里已满是泥沙。
    溺过水的人，可能永生都不会忘记，那眼前沉沉浮浮、耳边轰轰作响，生命宛若柳絮的虚无恐惧感。然而漂了好几米远的杨永兴，被送机器的人拉起来时，嘴里嘟囔的竟是：“我手里攥的电影胶片呢？你们看到没？”
    40年前穿梭在崇山峻岭间的农村电影放映员，仅仅用工作条件艰苦来形容，显然是缺乏基本力度的。熟悉他们的人说，他们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
    正是靠着这种舍命送欢乐的劲头，杨永兴成了村民口中值得尊敬的“杨电影”。如今在巫溪稍偏远的地方，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如今的县长是谁，但提起“杨电影”却是妇孺皆知。
    信息闭塞的偏僻乡村，在遭受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后，杨永兴带去的，绝不只是一两场电影的短暂欢乐
    杨永兴其实配得上这种知名度。在信息闭塞的偏僻乡村，杨永兴带去的，绝不只是一两场电影的短暂欢乐。
    2006年，长桂乡平利村突遇特大冰雹，村民的房子、庄稼毁伤不少，许多家里甚至家禽家畜都被砸死不少，恶劣天气还导致了大面积的山体垮塌和滑坡。
    当时杨永兴正在该村准备放映电影。看着村民们伤心欲绝的眼神，有人劝他不放了。但杨永兴却二话不说，张罗着铺开了摊子。
    在滴着泥水的银幕前，杨永兴说出了一番震撼人心的话——
    “乡亲们，大家都受了灾，我特代表县委、县政府来慰问你们，放场电影，大家看看电影里的英雄，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把眼泪擦干了再建一个新家！”
    这样的开场白，令一度嘈杂的现场一片沉寂。瞬间，欢呼雀跃的掌声响彻山谷。许多有点年纪的村民是一边抹泪一边把巴掌拍到通红。
    一般人难以理解，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在遭受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后，能听到来自“县委、县政府”的慰问声音，会有着怎样激励人心的作用。
    深知内情的村干部看着场内热烈非凡的场景，悄悄与杨永兴商量，就由他一人充当平利村灾后县委、县政府的“慰问团”，“指导”村里灾后重建。
    有了杨永兴这个“县领导”坐镇指挥救灾，平利村有了主心骨，一度绝望的情绪立即被遏制，代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干劲。
    那一次，杨永兴这个一个人的“慰问团”在平利村呆了整整一个星期。在他的帮助和带动下，好几家农户还盖好了烤烟房。
    “我对不起组织，我擅自代表了一次县委、县政府，可当时的确起作用呀，大家的劲头一下就上去了！”事隔多年，憨厚的杨永兴如此检讨自己的错误。
    但杨永兴或许不明白，40年来，他给上百万老百姓带去的，正是党和政府对基层群众的关心和爱护。从这个角度说，他其实最有资格代表党和政府。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送母亲一程。”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正在为村民放电影的杨永兴脑子一下嗡嗡作响
    农村电影放映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的火爆，80年代的兴旺，进入到90年代，这一切一去不返。
    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VCD在农村的流行和普及、电视节目的丰富，直接或间接导致了曾遍及各乡镇的农村放映队解散。杨永兴所在的放映队，也未能幸免。
    杨永兴最早的搭档金良永考上大学，毕业后当教师了；第二个搭档马道文改行到水泥厂工作，后来当了水泥厂的厂长；最后连凤凰电影院的同事也纷纷改行了。
    杨永兴到了每月收入只够维持家庭日常开支，两个儿子读书没着落的地步。被时代洪流裹挟之下的杨永兴，被迫改行。
    挑着担子卖衣服、卖鞋袜，甚至卖农具、卖家具，曾经的“杨电影”试图成为一名“杨货郎”。生意好的时候，他一月能赚上1000多元。
    但“杨电影”数十年的名号，并未就此在这片乡土被彻底遗忘。
    学校要放电影，他说“娃儿们难得看场电影，我得去”；年轻人结婚，他说“人家办喜事，不能耽误”；老人去世，他说“都是半辈子的老伙计，不请我都该去”……
    杨永兴就这样，一次次被温情、乡亲所牵绊，游走于“杨电影”与“杨货郎”之间。直至他劳累过度患上严重的疝气。即便如此，只要是有人请，他绝不推辞，信守着他“说到做到”的人生哲学。
    只是，这个他坚守了一辈子的人生哲学，也让他尝到了这辈子最深的哀痛。
    “我是家里的老大，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送母亲一程。”杨永兴心里的结就在于此。
    母亲去世那天，他是打定主意要回家看看的，前两天就有人捎信说母亲病情加重了。然而凤凰小溪山那边有户人家女儿出嫁，要放电影，他最终还是去了。
    “人家提前几天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来请，当天下午就派几个人来背机器，答应好的怎么能推？”怀着深深的愧疚，杨永兴小声说着自己看来不是理由的理由。
    当晚10点多，电影刚放一半，家里来人，把他拉到一边，告知母亲走了。杨永兴脑子一下嗡嗡作响，手脚都在颤抖。
    “电影总得放……完吧，一两百人围着看，总不能……我一家的事把……电影停下来吧……”低着头、瓮着声，杨永兴不敢直视家里的亲人。
    当晚，坚持放完电影的杨永兴赶回家时，已是次日凌晨3点多。老母亲已入棺，只等他看最后一眼就闭棺。次日一早，杨永兴安葬了母亲。当晚，他就又到邻村放了两场电影。
    面对这一切，杨永兴只是反复念叨一句话：“答应了的事，就得办哪。”
    修露天电影场，为了替单位节约，妻子背着两岁的儿子也来帮忙，挑石头、背砖头、夯地，一样都没落下
    40年的农村电影放映路，杨永兴走得异常艰难，艰难的不止是山路的险峻崎岖，更是40年来对家庭的亏欠。
    杨永兴是家中长子，比二弟大上10岁，却没能像其他当大哥的那样给予弟妹们更多的照顾，儿子更是妻子一人照看。
    1980年，镇泉公社电影队在完成国家上缴任务后还节余了几千元钱，按上级指示决定修一座露天电影场，实现收费放映。杨永兴为了替单位节约，将妻子也动员过来帮忙。
    很难想像当时的杨永兴是怎样的想法，彼时，他们的儿子才两岁。妻子就这样用背篼背着儿子上了工地。
    挑石头、背砖头、夯地，这些精壮汉子才能做的活她一样没落下。幼小的儿子，却只能被丢在一边独自玩泥巴、过家家。
    每当傍晚收工，男人们抽着烟消解着一天的疲乏，妻子却还要到山上割整整一背篓猪草。回到家中并不能休息，她得喂猪、淘米、择菜，因为一家人的晚饭还得靠她。
    杨家最困难的时候，为了节约运费，妻子就帮杨永兴背放映器材。一人背一百多斤走山路，一走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眼看着生活开始有所改善，妻子却积劳成疾，于2005年因病去世。
    杨永兴坦言，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前妻，这些话他甚至不避讳现任妻子，而现任妻子姚世友也从不因此埋怨。
    “既然我接下了吴姐的担子，肯定要像吴姐一样支持老杨，谁叫我们也成了夫妻呢？”姚世友正是看中了杨永兴的踏实和有情有义，于2006年嫁给了杨永兴。
    如今，杨永兴的事迹已传遍大江南北，他本人也被评为重庆市第三届道德模范。荣誉之后，杨永兴又背上了那套放映设备，与老伴姚世友一道，继续翻山越岭放电影。
    这段持续了40年的坎坷山乡电影放映路，在杨永兴的坚守下，依旧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