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频道消息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改变,社会矛盾凸显,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浮出水面。一度,被喻为“鱼水关系”的党群、干群关系,在某些地方变成了“油水关系”。基层疾苦得不到解决,群众呼声无法表达,一些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决策脱离民生实际,使党的基层执政能力被严重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可以说,随着改革深入推进,如何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面临的新挑战、新课题。
人民群众是党的执政基石,也是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对此,重庆市委、市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谋划。从2008年市委、市政府率先探索建立“书记接访、成员走访、办理反馈”三项制度,到之后大规模启动“干部大下访”工作,再到在全市机关干部中普遍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党性作风实践锻炼,2010年3月,市委出台《关于在全市机关干部中开展密切联系群众“三项活动”的意见》,直至市委三届七次全会将“三项活动”、“三项制度”列入“民生十条”重要内容。这一系列渐进式举措和制度的出台,一整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探索实践,昭示了重庆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推进党群干群关系融洽,巩固执政之基的政治远见。
实践证明,重庆的探索不仅拉近了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增强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更提高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水平,促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真正实现了“同”增鱼水深情,“访”出幸福和谐。
老百姓看“三项制度”——
“过去赶车找干部,现在办事不走路”
大渡口区建胜镇四胜村6社地处高坡,惟一的出行通道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土公路。当地村民收入主要靠种菜,每天凌晨2-3点钟就得摸黑出门送菜。因为没有路灯,一遇刮风下雨,常常连人带担子一起摔倒。大家做梦都盼着能安上路灯。
这个愿望终于在今年夏季成为现实——驻村干部张桂媛在落实“三项制度”中,通过走访了解到6社村民的心愿。她多方奔走,争取到区市政局的支持,还协同区市政工程处到现场勘查,积极与村民协商,确定免费安装路灯。
8月的一天,市政工程处带领工人来到6社,仅用一天时间就安装完第一批11盏路灯。村民们欢呼雀跃,有的还买来鞭炮庆贺。大家高兴地说:“这下送菜不得摔跤了,老人娃儿出门也不怕天黑了!”
“‘三项制度’的出台,针对的是基层生产方式由高度集中向多元分散的深刻转变而导致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削弱的状况。”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书记接待听民声、成员走访察民情、办理反馈干民事”的“三项制度”,把联系服务群众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基层干部的刚性职责,推动了基层党建工作“落地生根”,也破解了基层干部考核难题。
这一举措很快显示出效果——过去,黔江区冯家街道渔滩社区由于修电站淹没农民土地,遗留问题多,矛盾复杂,老百姓甚至连蔬菜、橘子都不卖给干部。通过落实“三项制度”,社区党总支协调解决了群众反映的水、电、路、桥、低保等老大难,干部再去走访,群众主动送橘子、倒热茶给他们,还再三挽留他们吃饭。
目前,我市1万多个村(社区)党组织已全面建立落实“三项制度”。三年多来,共接待群众476.6万人次,走访群众4622万户次,覆盖97.8%的城乡居民户,群众满意度达96.5%。
许多群众这样评价“三项制度”:过去是干部动嘴、群众跑腿,现在是群众动嘴、干部跑腿。江津区大桥村村民周辉荣说得更诙谐形象:“过去是赶车找干部,现在是办事不走路!” (下转2版)
(小标题)“三进三同”“结穷亲”——广大干部基层补课 430万百姓受益
重庆市委、市政府并不就此满足,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探索实践,从基层党组织拓展到更广泛深远的领域。
2009年5月,市委党校主体班140名干部学员启程前往渝东北、渝东南的140个边远贫困村,参加为期一周的“我当村支部书记”主题实践活动,由此拉开全市机关干部“三进三同”、“结穷亲”活动的序幕。
一周“三进三同”,学员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时任重庆社科院副院长孟东方认为,是体验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苦和农民的艰辛,今后工作出发点会更加着眼于基层实际、更考虑到群众的需求。
继他们之后,我市要求全体机关干部“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按市领导每人3户、市管干部每人2户、区县管理干部每人1户、一般干部每个支部1户“结穷亲”,做到机关全覆盖,干部全参与。
三年多来,全市机关干部下基层人次达到30万。从刚下去吃不下饭、睡不惯床、入不惯厕,到后来与群众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盅茶、同饮一碗酒,很多机关干部的思想行动发生了重大转变。
陈彦斌,是去年南川区面向全国公选引进的留英博士,任该区商务局副局长。今年4月,他在南川多了一户亲戚——家住冷水关乡高峰村的村民叶廷华。
叶廷华一家四口,妻子患鼻炎癌,儿子有先天性痴呆症,本人也常年生病。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却咬牙把女儿叶显会培养进了大学。
第一次走进叶家,陈彦斌既辛酸又震撼——老叶从不叫苦,只想找机会改变家庭困境。下地干活,瘦弱的老叶玩命似的干,抢着不让他挑粪桶……
一周里,陈彦斌第一次戴草帽、第一次扛锄头、第一次插秧苗:“这段经历让我补上基层重要一课,不亚于再写一篇‘博士论文’。”
之后他多方联系,替叶家申请相关扶助,为叶显会补交了4000元拖欠学费,并介绍她到一家贷款公司实习:“扶贫先扶智,要想法增强老叶家的‘造血功能’。”
机关干部俯下身子,用脚步丈量民情,受益的是430万基层群众。据统计,三年多来,全市机关干部为入住农户送去致富项目20多万个,帮扶钱物近20亿元,解决具体困难近84万个。2010年,全市农民人均增收17.83%。
大下访 20万干部“访”回鱼水深情
5月的一天,梁平县城一间门市里,59岁的曹久亮正和58岁的谭代福高兴地摆着龙门阵。
在过去九年里,老哥俩很难这样轻松——作为国企改制前的退休职工,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在整个梁平,同样情形的退休职工将近5000人。
“靠退休时发的几千元医疗费,老来多病咋办?”为此,他们开始频繁上访。
2008年,市委、市政府启动“干部大下访”,将信访工作作为民生工程、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基础的重大事项,集中时间、集中人力、集中财力,对历史沉淀的问题进行了大清理、大扫除、大解决。
2009年6月,市委、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针对百姓反映最为集中的八大类民生问题,由市、区县两级财政筹资全面解决。
这其中,既有包括老哥俩在内的30多万国有企业双解人员和关停破产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医疗保险问题,还有100多万征地农转非人员和14万三峡库区淹没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问题、2.2万企业军转干部生活困难补贴正常增长机制问题、1.1万名农村代课教师“代转公”问题等等……每一项都满足了庞大而迫切的民生诉求。
三年多来,全市每年都有20多万名干部主动下访,平均每天约有1000名干部与群众亲密接触,形成了“人人下访听民意,处处走访解民忧”的氛围。全市累计投入财政资金127亿元,解决了127万件各类矛盾和问题,惠及600余万群众。
在这场活动中,市委书记薄熙来反复强调,要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解决信访问题,既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为此,市委、市政府于2009年出台《关于对重大决策事项推行信访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意见》,把稳定风险评估纳入各级党委政府决策程序,充分尊重民意,科学民主决策,强化源头防范。在危旧房改造、出租车指标发放、小煤矿关闭等多个重点领域推行信访稳定风险评估,实现了信访稳定工作“关口前移”。
今年3月,荣昌县原本计划扩建位于县城中心的三级车站,但在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后发现,周边群众多数持反对意见,于是决定暂缓进行这项工程。
2011年初,市委、市政府继而出台《关于推动干部下访群众制度化的决定》,确立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的新模式,一个“干部群众良性互动、群众诉求畅通表达、群众问题及时解决”的工作格局,正在重庆逐渐形成。
2010年,全市群众信访总量、到市信访量、群众集访量,与活动之前的2007年相比,分别下降43.2%、22.5%和42.1%;今年1-10月,在前几年连续下降基础上,同比分别再下降3.4%、3.5%、7.3%。
香港《亚洲周刊》刊登长篇报道,称赞重庆的“大下访”活动,“解决的不仅是访民的实际问题,而是捡拾起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等传统价值。”
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对此的评价更加朴素实在:“干部下去了,民意上来了,问题解决了,民心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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