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冬，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让世界各国的发展受挫，如同当时的天气一样，世界经济笼罩在严冬的寒冷中。
    而距离美国这一经济地震的“震中”万里之外的重庆，此时已经开始频繁讨论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正是在这次危机中，重庆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提出“整机+零部件”的垂直整合加工贸易模式，成功引进笔记本电脑产业，到2015年，以笔电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可达1万亿元。
    2010年重庆工业总产值刚刚突破万亿元，而一次对加工贸易模式的改革创新，仅用短短几年时间即可为重庆再造一个工业。
    类似这样“四两拨千斤”的改革故事，在重庆还有很多。
    革故立新
    为生产力发展插上“翅膀”
    人类社会从来没有施之百代而不变的体制机制。
    1997年，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发展平台的提升和施政空间的扩大，为重庆在发展中破除不适合发展的“旧框框”，建立适合发展的新体制奠定了基础。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2002年开始，重庆利用直辖后行政管理体制的优势，着手对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以“打包”处置不良国有资产为手段，解开了国企与银行的债务死结。同时成立政府投融资平台，盘活国企资产，创立“八大投”模式，使国有企业发展迎来了春天。
    2007年，经历十年艰苦创业的重庆，向世界宣布，已经顺利办好直辖初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并完成了“打基础、建平台、增后劲”的积累。这一年，重庆又迎来了“314”总体部署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而分析人士认为，“加快”和“率先”是“314”总体部署的核心要求，重庆到了全面提速发力的时刻。
    有人曾把改革比作实现弯道超车的“加速器”，正如一个工厂的生产线，只有不停地革新改良，才能不断地提高生产效率。
    一个地方的发展，亦是如此。
    一年之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30周年，一场关于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重庆直辖后的成就充分证明，中国发展的重点正经历着由东向西的转移，改革开放的舞台也正从东部转向西部。
    市委书记薄熙来曾说，重庆是一个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城市。改革开放前30年，东部沿海高潮迭起，好戏连台，全球关注；咱中国有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后30年，西部在积累了相当多的基础条件之后，也一定会有更大发展。
    而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成为推动这一转变的外部力量，西部内陆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热土。
    时空的变迁，肩负使命的转变，提速发展的内在需求，改革，成为重庆发展的必然选择。
    大规模的改革，从发展最为迫切的经济领域开始。随着“五个重庆”建设的推进和内陆开放高地的打造，重庆最迫切需要对与发展不相匹配的旧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革故立新，为生产力发展插上“翅膀”。
    在国有资产领域，以“八大投”为标志的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入，重庆市属国有总资产突破万亿大关，并创造性地成为政府的“第三财政”，国有资产的经营收益弥补了重庆修路建桥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入的资金缺口。
    在对外开放领域，重庆不仅创造性地开启了“整机+零部件”垂直整合的加工贸易模式，还引入了惠普全球结算中心，实现了中国离岸金融“零”的突破，而且引进了贝宝等国际结算企业，以金融结算为特点的结算型金融中心的打造，在重庆成为现实。不仅如此，重庆加强与国家相关部委的合作，协力推进海关通行制度的改革，打通“渝新欧”国际物流大通道，中国讨论多年的“欧亚大陆桥”设想，以重庆为起点，变为现实。
    在解决发展的内生动力上，重庆一手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成立了联交所、土交所、OTC、航交所等七大交易所，活跃了要素市场；一手推动住房、农村“三权”改革以及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盘活存量资产，激发全民创业热情，并涵养内需市场。
    （小）不回避难点，以智慧和勇气推进改革
    今年10月11日，市长黄奇帆在与香港主流媒体的座谈交流会上说，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
    他还表示，改革就是要解决社会最艰难、最基本面的矛盾，绕是绕不过去的，你想绕过去，可能这个矛盾三五年后会成为大问题，会阻碍发展。
    2009年，正值高房价成为全国老百姓头痛的社会难题，并被专家学者称为“解决不了的发展矛盾”时，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当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上提出，重庆可以研究建设公共租赁房，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需求。
    重庆的声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在绝大多数老百姓一致拥护的同时，“作秀”、“没有出路”等质疑声也不绝于耳。
    2010年6月，市委三届七次全会出台了《关于做好当前民生工作的决定》。其中明确我市将执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调控思路，建立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体系，并决定3年时间建设4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
    尽管质疑声不断，重庆推动公租房建设的步履坚定。民心佳园、康庄美地等一大批公租房项目陆续开工。自2010年底第一次公租房摇号至今，全市累计4次摇号配租公租房共8.2万户，加上工业园区和远郊区县分配数量，全市公租房分配量已达11万套，直接惠及民众近30万人。
    重庆以实际行动回应了质疑，重庆公租房模式也为全国其他城市公租房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
    然而，重庆住房制度改革并非“眼大肚皮小”的改革，量力而行一直是政府坚持的原则，市长黄奇帆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公租房建设的资金平衡问题。
    在建设之初，重庆公租房采取国有企业托底的模式，确保资金充足。在长远运作上，公租房总投入800亿元，政府性投入大约300亿，市场融资约500亿。500亿元融资渠道包括银行贷款、保险公司融资、社保基金融资等。
    黄奇帆说，虽然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贷款，但投用后，可以用租金来支付融资产生的利息，用公租房商业配套租售和部分公租房出售给承租人来支付贷款本金，从而实现资金平衡。同时，公租房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笔优质的政府资产，绝不是本届政府“寅吃卯粮”，留给下届政府的一个财政“窟窿”。
    正如黄奇帆所说，在重庆推进改革中，既需要勇气，同样需要智慧，否则改革是不可持续的，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切好“蛋糕”，注重社会民生的平衡
    以同样的勇气和智慧，重庆推动了户籍制度改革、林权改革、城市管理方式改革等。那么重庆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市长黄奇帆曾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说，这10年、20年来，区域、城乡、贫富等差距不断扩大，这些长周期、大面积存在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什么人唯利是图的问题，其本质是制度安排问题，是体制、机制出现了问题。
    因此，重庆在发展中确立了以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即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改善民生。
    例如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因为城市中有大量的进城务工农民，他们有的在城市里已经有十几年，甚至有了房子，把家也迁到了城市，但是依然享受不到市民的基本保障。这种不平等待遇使户籍制度改革成为必然。
    “落实科学发展观，如果不从体制、机制上动脑筋，光在主观上有好的愿望和出发点，不一定能奏效。”黄奇帆说，而改变因户籍而造成的城乡居民待遇上的不平等，只能从改革户籍制度入手。
    因此，重庆围绕贯彻落空科学发展观，调整发展战略，以民生为导向启动内需，缩小三个差距，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例如“民生十条”，每条都需要以改革的手段去推进，“共富十二条”，同样都离不开改革。
    系统展开，多领域改革齐头并进
    今年7月18日，《瞭望》杂志推出关于重庆的专题报道《重庆逻辑》，系统阐述了重庆改革开放重大举措的内在逻辑。
    同样，市长黄奇帆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也强调，逻辑的理念最有穿透力、最有战斗力、最有解决能力、最有操作能力。重庆不是靠拼命，是靠智慧和逻辑。真理只要一旦确立就能说服人，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综观重庆改革，涵盖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系统地推进。例如户籍制度改革，与之相匹配的是林权、地票、住房制度等改革。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进城之后可以自主退出宅基地，在将其复垦为耕地之后，可以以地票的形式在重庆土交所进行交易，分享城市化利益；农民不愿意退出林地、承包地、宅基地的，可以将其使用权进行“三权抵押”贷款，为自主经营融得资金。
    进城农民，一时购买不起商品房的，可以租赁公租房，在住房制度改革中受益。
    再如重庆为解决社会民生问题，在推动“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等重大改革的同时，还推动了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革，即以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化解群众内部矛盾。同时以交巡警、校警等警务体制的改革，增加群众的见警率，提升城市安全感指数。
    改革必然伴随着争议。例如重庆的“八大投”模式、住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在推动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声音。但重庆以坚定的改革决心，以及系统完善的制度设计，攻坚克难，收获了改革硕果。
    如今，世界银行评价重庆的“八大投”模式具有创新性，其经验对中国乃至世界具有参考价值，可作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有益借鉴；公租房改革中，近30万民众直接受益；户籍制度改革中，300余万农民走进城市，他们在享受市民待遇的同时，也为农村发展腾出了空间；通过推进“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使百姓的“荷包”逐渐鼓起来……这些改革，不仅体现了“发展为民生”的执政理念，还孕育了一个巨大的内需市场，为未来以民生为导向，内需为主导的发展，埋下漂亮“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