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十年、二十年，这个城市的大多数人，将不记得他们曾经来过。”
在11月6日、第五个农民工日即将到来之时，市作协副主席王逸虹却有股莫名的忧伤。
十多年前，他成功塑造了梅老坎、巴倒烫等经典电视人物形象。“棒棒”与火锅、美女一并，成为山城的名片。但当电视台提出“趁热打铁”，再写一部续集时，他拒绝了。
“如果说当年棒棒军是现实题材，现在可能就是‘历史题材’了。”王逸虹说。
今天的重庆，恰如那满载笔记本电脑的列车，从中国西部急速奔向全世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这就是那个1940年代满目疮痍、1980年代白雾霭霭的重庆？满大街的私车，小区周边是超市，电梯开进千家万户……曾经穿梭在大街小巷的“棒棒”，已是形单影只。
当“棒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一座现代化大城正走向历史前台——
卖方市场
“五块，你以为解放前嗦。要走就走，十五块！”
凌晨时分的重庆还在沉睡，而朝天门市场早已车水马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四川话的湖南话的广东话的，形形色色。这是西南最大的商品批发地之一。
肖力文，深圳某工艺品厂的老板。他希望在“金九银十”这个今年最后的旅游旺季里多卖一点，让全厂上下过个好年。
上一次来重庆，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肖力文的感觉是，这里满大街都是棒棒，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只要你一招手，三五个棒棒立马就围了过来”。
没有人知道，最高峰时，重庆有多少棒棒。有媒体说是10万，有媒体说是50万。
因为棒棒太多，抢生意甚至斗殴的事件屡见不鲜。政府相关部门甚至两次给朝天门的棒棒发放有编号的黄色工作服，以示规范。但最后管理计划都流产了。因为，“实在管不过来”。
如今的重庆，似乎不是原先的模样。“下出租车都半小时了，怎么还没见一个棒棒？”肖力文看了看表。
此时，一个担着包裹的男子，从他身前闪过。
肖力文踉踉跄跄地追上去，举起双手招呼，“棒棒！棒棒?”
“去哪点？”棒棒扭过头来硬生生地答了句。
“金海洋。”
“十五块。”
“最多五块。很近。”
“五块？你以为解放前嗦。五块？吃碗面都不够！”棒棒朝地上啐了一口，奚落道：“要走就走，十五块！”
“好吧好吧，十五就十五，有话好好说，好好说。”肖力文被棒棒这么一呛，明白了许多。多年的经商经验告诉他，在一个卖方市场里，他是“弱势群体”。
记者在龙头寺火车站、沙坪坝火车站等地，随机调查了几十名棒棒。得出的结论是：棒棒日趋于老龄化。南坪某棒棒公寓，自称住着棒棒上千人，但记者调查的结果是，所谓的棒棒大多其实是进城务工人员，真正靠一根棒棒维生的，仅有10多人。
当年的棒棒，大多数都老了，而又没有年轻棒棒加入，只剩下些“二半”老头。
棒棒越来越少，棒棒越来越俏。
被挤压的空间
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背后，棒棒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按照一般逻辑，供给减少，价格势必提高，利润也随之增长。换句话说，棒棒少了，棒棒的收入也相应提高——事实不是这样。
肖力文遇到的这个“难缠”的棒棒叫王全林，56岁，铜梁县围龙镇人。和同龄人比起来，老王显得羸瘦，枯黄。他不仅衰老，心气也不那么足了，“干半天就想回家睡觉”，原因是“业务越来越差了”。
1990年代初，棒棒的起步价只有一元，老王每月至少能挣七八百元，除去吃喝拉撒，他每月能带回家的钱至少500元。
如今，棒棒的起步价已经变为5元，老王每月收入在1000元～1500元之间，但他每月能带回家的钱最多也只有500元。
何以如此？
10年前，4毛钱买两个馒头，就能当一顿早饭，现在吃一顿早餐至少需要2元。老王每天吃饭、住宿、乘车的开支需要近30元，比10年前翻了一番。
在开支增大的同时，生意却越来越差。“半天等一个活儿，屁股都坐冷了，”老王伸出双手，“喏，活儿少了，茧巴都消了”。
福建某著名休闲装品牌重庆总代理苟新，在朝天门港渝男装广场有个不小的门面。15年前，朝天门满地都是摆摊的，散货的装卸几乎全靠棒棒。他每月需要支付逾2000元“棒棒钱”。
如今，散货经营已经不再是朝天门市场的主力业态。朝天门市场管理处支部副书记刘玮透露，该市场每年约200亿元的交易额，散货交易的份额只占两成。大部分商家只是把朝天门当作展示区，客户到这儿看好货，然后商家通过物流公司发货，很少需要棒棒。苟新每月支付给棒棒的“下力钱”已萎缩至200元左右。
对于棒棒而言，生产成本上涨，市场需求减小，生存空间遭到挤压。
黄金时代
大多数棒棒，都是在1990年代前后来到重庆，那时是棒棒的黄金时代
王全林至今仍怀念1990年代。那是一个属于棒棒的黄金时代。
那时老王的村子刚兴起打工潮。“上有老下有小，加上自己几乎不识字，我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去沿海打工，而是抡起一根屋后山上砍下的竹棒，系上尼龙绳，径直来到了朝天门。喏，就这样加入了棒棒军。”老王回忆说。
“住的是窝棚的大通铺，房费大多一块钱一宿，七八号甚至一二十号棒棒挤在一起。体臭、汗臭、叶子烟味啥都有。房间没有卫生间，没有洗浴室。如果要洗澡，则需要付费两块”，但“这都莫来头（方言，没关系），只要能挣钱，一天吃一顿也莫来头。”
为什么是1990年代？
当时，多年严苛的城乡体制松动，农民有了进城当棒棒的可能。而高昂的农业税费，让农民不得不穷则思变。
“1991年上过粮，还可以分点钱。到1996年，税费就开始往上涨。1999年到2000年最不得了，每人要交160公斤谷子、20公斤麦子，还要交160块钱——这是什么概念？你把庄稼种了，全部交出来都不够。”合川区钱塘镇农民、棒棒杨定勉回忆说。
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重庆农村劳动力总数1320.9万人。而全市有耕地面积2374.8万亩，人均耕地仅0.77亩。
按当时的全国标准，农村劳动力人均耕作4亩计算，第一产业只需用劳动力608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多达71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4%。而当时重庆只有1589亿元的GDP，大约37%的城市化率，甚至比不上2010年苏州的一个县级市，远远承载不起这么多富余劳动力——没有人生来愿意当棒棒，除非情不得已。
棒棒军“司令”刘晓萧，便是在那时“逃”到了重庆。
刘晓萧出生在四川自贡，父母弟兄七口人，挤在三间茅草房里。15岁，初中毕业便辍学了。直到25岁，才又开始自学西南师范大学（现已并入西南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就差最后一门课程没考时，刘晓萧又辍学了。
因为招惹上了地痞，加上家里没钱打点，只好逃之夭夭。
1992年的初春，冷得刺骨。本说是去上海打工，可正值春运高峰，排了几天几夜的队都没买到票，钱也花得差不多了。怎么办？
一根竹棒，两节绳子，一身蛮力——刘晓萧便用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开始谋生了。
行业的冬天
原本可能成为棒棒的内陆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
世易时移。十多年过去了，在棒棒不断老去的同时，一个现代化的都市正在长成。
2000年8月，“8小时重庆”概念首次提出，并正式纳入重庆市“十五”计划纲要。与此同时，“半小时主城”交通工程建设（指从主城区任何一个区政府所在地乘车，半小时内到达市政府所在地）也正式宣告实施。
交通改善，是重庆城市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直辖十四年，市民最直观的感受是：高楼多了，私车多了，以前10块一场都没人看的电影，现在50块一场却趋之若鹜。轻轨、惠普、云计算、公租房、微型企业和地票交易，几乎每一天，都有新名词刷新着人们的记忆。
“在传统眼光里，重庆是个不适宜变成大都市的城市，因为这是座山城，道路崎岖，地势起伏不平。但这座在1967年仅200万人口的中国内地城市，如今已拥有3200万人口，堪称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都市。”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布的2010年全球国际性城市排名中，中国7座城市上榜，重庆便跻身其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经济发展正在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非农产业就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说。
2010年6月，在富士康大举进军中国内地的同时，也宣布将部分工人的基本工资上调一倍。英国《金融时报》敏感地意识到，这可能导致中国新一轮的劳动力转移。
原本可能成为棒棒的内陆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
王全林一家兄弟姊妹7个，有11个侄辈全部成人。大哥的两个儿子，在2000年先后来到重庆主城，和他一起当棒棒，但不到一年时间，这两人先后离开。一人去建筑公司当“钉子木匠”，一人在解放碑某商场做仓库搬运工。
老王的儿子，职高毕业后成为一家IT公司的文员。
棒棒业的冬天，来了。
蜕变
记者问刘晓萧，你看家里过得这么苦，你有什么想法？从那天起，他决定：办公司，挣大钱
刘晓萧是最早感受到棒棒业正在萎缩的人之一。
1994年，刘晓萧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篇文章《我的名字叫棒棒》在《重庆晚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刘晓萧成了棒棒里的名人。
后来中央电视台跟踪拍摄刘晓萧，跟他一起回家。刘晓萧的家一如既往的穷，茅草房，母亲正在田埂上扯猪草。记者问他，你有理想，也想改变，但你没做到。你看家里过得这么苦，你有什么想法？
刘晓萧一下子哭起来了。嚎啕大哭。
从那一天起，刘晓萧决定：办公司，挣大钱。
在跟一个皮鞋匠、一个猪倌、一个县长朋友借来钱，并拉拢了几个合伙人总共筹了5万块后，山城棒棒军服务公司于1998年9月18日正式成立。开业那天，梅老坎的扮演者庞祖云来到现场，分文不取充当了代言人。加之众多媒体关注，“棒棒军公司”一夜之间红遍大街小巷。
如今，刘晓萧旗下有固定员工三十多人，一年的营业额约600万元，纯利也有100多万元。
如果说自主创业的刘晓萧，是棒棒融入城市的标本。那么，57岁的合川钱塘镇农民杨定勉却走的是另一条路：依托信息源，以自己为中心，创立棒棒互助性组织。
2009年，受刘晓萧创业启发的老杨发现，打电话来喊棒棒的人越来越多。当时他想，“没有信息就没有经济收入”，“不如就建一个网，让人在网上喊，岂不更方便？”
2010年，棒棒搬家服务网（实际是一个网页）建了起来，老杨为此花费了1000块的建站费，以及每年300块的维护费。
有了网站的老杨，“根本不愁业务做，很多年轻人、外地的开发商都喜欢在网上喊棒棒”。忙不过来时，他就叫熟识的棒棒一起去。“比如说今天900块钱，我喊了6个棒棒，那就一人150。这叫公平。”老杨说。
棒棒还有一种蜕变方式：挂靠商家，图谋做大。
57岁的王和平，合川区三庙镇人。1982年，他在重庆朝天门312运输车队当了一名棒棒。1984年，吃苦耐劳、待人诚恳的王和平，被重庆新世纪百货聘为民工装卸队队长。
如今，百货公司从最初的一家总店发展到100余家分店，王和平手下的棒棒也从最初的100多人扩充到2000多人，除三庙及周边各镇的外，还有来自湖北、湖南、河南、安徽、贵州、云南及四川的棒棒。
2006年4月，王和平注册成立鼎尊装卸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曾在五里店当棒棒、露天等业务的龙新民，5年前加入了江北某装修公司。他发现，在单位当棒棒，比在街头干强得多：业务量更稳定，生活更有保障。
棒棒正在消失
“捱到60岁就回老家。现在农村人满60岁就能每月领养老金”
棒棒军正在持续不断的蜕变中。但是，诸如刘晓萧、王和平之类，曾经当过棒棒、如今公司化运作的棒棒，还算得上真正意义的棒棒吗？
在重庆社科院研究院李勇看来，棒棒应该是一种个体的，自由的，不需要技能和文化的生产方式。而一旦公司化规模化运作，棒棒便不再是棒棒，而是一种初级的产业工人。
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棒棒，诸如王全林，此刻正面临退出市场。
老王也试图“加盟”刘晓萧的棒棒公司，但遭到了拒绝。刘晓萧嫌他年龄偏大，并且“缺文化，不擅长和客户沟通”。
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影响老王的生活预期。
如今的重庆，正全力奔跑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譬如出台农民工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在农村全面推行养老保险制度；譬如推进城乡基本教育均等化，将新增教育经费70%以上用于农村教育；还譬如，出台微型企业扶持办法，让更多的人更轻松的创业。
这些，让老去的棒棒看到了希望，也几乎断绝更多棒棒的孩子成为棒棒的可能。
“捱到60岁就回老家，现在农村人满60岁就能每个月领养老金。”王全林说，他已经让两个孩子上完学并安了家，近20年的棒棒没有白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