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坐落于枇杷山山顶的“西南博物院”在百废待兴中揭开面纱。
鲜为人知的是，与国内众多大型博物馆不同，除了考古发掘，当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多是来自民间捐献。
昨日，在三峡博物馆建馆60周年纪念之际，该馆馆长黎小龙接受了记者专访，讲述了重庆博物馆事业发展中不能不提的二三事……
解放初期
文物捐献热席卷重庆
《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摹贯休罗汉图》、《五代吴越宝箧陀罗尼经卷》、邹容赠与邓只淳的“英雄心胆依然在”印……在三峡博物馆的文物库房中，这些价值连城的藏品，都是来自于建馆之初收藏者的热心捐献。
“解放初期，由于博物馆宣传、展览扩大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影响，引起一些社会人士的捐献热潮。”黎小龙透露，从1951至1953年，王缵绪、汪云松、申彦丞等名家，就向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西南博物院，捐献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物，极大丰富了馆藏文物等级，奠定了今日三峡博物馆的藏品结构雏形。
“《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在这一时期‘来到’博物馆的。”黎小龙提到的《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正是三峡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关于它的由来，更有一段感人的历史——
1952年7月7日，重庆南岸海棠溪遵义路市民汪策先生致函西南博物院：“我现愿将我家收藏的书画、对联计约三十余种，宋锦数尺，明朝铜香炉一个，端砚一方，书画墨数锭，捐献与你院保存。”
汪策还说出了另一个关键：他手里还有《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手卷一个，《宋高宗钦赐诏书》一张。可在当时，他因患肺病，生活及医疗费用均无着落，所以愿将这两幅卖给博物馆，“我从此可以免除忧虑，安心疗养，实为幸甚！而国家文物得以保存，不致落入私人之手，甚至竟辗转落入外人之手。”
黎小龙解释，汪先生所说的“落入外人之手”，就是指流失到海外，再也无法收回。
最终，西南博物院以5000万旧币购下《唐伯虎临韩熙载夜宴图》，既解决了汪先生的后顾之忧，又使“国家文物得以保存”。
至1954年底，西南博物院入藏历史文物43657件，自然标本58821件，奠定了后来重庆市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品的坚实基础。
上世纪80年代
巴渝文化概念诞生
今天，“巴渝文化”这个名词早已成为市民耳熟能详的名词，可这个词究竟从何而来？其实，这也与三峡博物馆有很大关系。
早在汉初年间，高祖刘邦所命名的“巴渝舞”，就首次提到了“巴渝”一词。这为以后的“巴渝文化”，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支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市文史专家董其祥在《重庆地理沿革简志》一文中，率先使用“巴渝文化”这一称谓，表述巴人进入川东后，“吸收融合了土著文化而加以发展，创造了具有地方民族特点的巴渝文化。”
1989年，时值重庆得名800年之际，重庆市博物馆开始正式提出这一文化概念，首次将其用于学术刊物的命名，创刊了不定期公开出版物《巴渝文化》。
可在诞生之初，“巴渝文化”就一直饱受国内学术界争议，“自古巴蜀不分家”的思维，让“巴渝文化”很难自立门户。
就在一片争议声中，重庆对巴渝文化的研究渐次展开。
1993年秋，由中国先秦史学会、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市博物馆等共同举办的全国首届巴渝文化学术讨论会在山城召开，旗帜鲜明地抛出了“巴渝文化”概念。
重庆直辖后，全市上下着力提升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过程中，“巴渝文化”一词逐步向全国扩散，巴渝文化终于独立为深具自身特色的文化，从过去长期习惯称谓的“巴蜀文化”、“巴山蜀水”的文化氛围中脱颖而出，极大增强了山城的文化向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