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章士钊(后排左一)与华兴会部分会员在日本合影。前排左一黄兴、左三胡瑛、左四宋教仁、左五柳阳谷，后排左四刘揆一。

章太炎手稿。

这是在1903年的上海，一日，四个青年正在一处酒馆举杯畅饮，其中一人喝到尽兴处便提议说：“诸位，我们四人既然同心努力革命运动，就应该不分年龄大小，结为兄弟。”其他三人一听，齐声叫好。于是，这四人便举杯尽饮，自此结成金兰之交。其中，已剪去发辫、将留有五寸长的头发左右分开留至脑际，身穿长袍，以一根草绳做腰带，一副放荡不羁形象的提议者正是当时34岁、已经声名鹊起的浙江余杭人章太炎，而其中戴着眼镜，相貌清秀，略显羞涩者是刚满22岁，从江南陆师学堂退学，立誓“废学救国”而来到上海的湖南长沙人章士钊。另外两位，一位是直隶沧州人张继，另一位是四川巴县人邹容。他们，尤其是二章的故事便由此开始。

“风吹枷锁满城香”

章太炎，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章绛，字太炎。自幼在外祖父身边接受经学教育，16岁参加县试，却因为癫痫病发作而未能如愿，后放弃科举安心读书。23岁时，赴西湖湖畔当时最为著名的诂经精舍学习，师从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章太炎在诂经精舍里潜心一呆便是8年，此后他在国学上的成就即是在这里下的基底。但章太炎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清净书生。1897年，他离开诂经精舍，先后帮助张之洞在武昌办《正言报》，在《时务报》任主笔，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由于戊戌变法失败他不得不辗转于台湾、日本、上海。章太炎第一次在日本遇见孙中山，是在1899年6月某日的横滨。这时孙中山与梁启超正在商议两派合作之事。但两派合作未能成事，相反，檀香山、横滨的兴中会都给保皇派瓦解了。到1902年3月章太炎致吴君遂（保初）信中说：“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他的思想在此期间由于对清政府和维新派内部的失望而渐渐由支持康梁的变法转为赞扬孙中山等人的革命。

1899年，章太炎宣传反清思想的《訄书》在苏州付刻。这时，刚满18岁的章士钊对政治还没什么兴趣。他在两湖学院读到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略》时，向慕不已，希望做个传统文人。但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打扰了章士钊的清净，他曾在后来的一首诗中这样描述那一年：“独忆辛丑岁，豹变潜非常。”章士钊此后读到谭嗣同等人的文章，反满思想逐渐发展，并在1902年与陈独秀等人相识。1903年4月，因不满江南陆师学堂压制学生，干涉言论自由而愤然退学，带领30多名同学赴上海，投入爱国学社。

二章相识在上海泥成桥福源里，一处聚集了众多留学生与国内进步学生的新式学校———爱国学社里。爱国学社附设于革命组织中国教育会，由陈独秀创办，以教授文理课程与宣传革命思想为主要宗旨。1903年3月起，章太炎开始在爱国学社任教，负责三、四年级的国文教学，并常常撰文宣扬革命。章士钊则任军事教习，并被湖南同乡、《苏报》主办人陈范所赏识，聘为主笔。

百日维新惨淡收场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从事保皇活动。由于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在横滨曾一度与孙中山谈合作革命，加上部分保皇会会员也因为对清政府的不满，有了放弃保皇转投革命的意向。为此，康有为在1902年发表了《与同学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篇文章，旁征博引，介绍西洋各国富强之法，列举了中国不宜革命的四个理由：一曰革命残酷，二曰国情特殊，三曰革命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四曰皇帝圣仁，并在文中强调光绪皇帝与慈禧、荣禄不同，表示“坚守保皇主义，圣主必复，中国必全，幸福必至”。

章太炎在看过康有为的文章后，于次年发表了《驳康有为书》，对康有为的论点逐一予以驳斥，以进化论的观点强调革命暴力是一切社会变革之必须，反驳康有为所谓光绪是明君的说法，公然宣称“载湉小丑，不辨菽麦”，攻击光绪不留余地。章太炎在文中明确地表示：“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

章太炎的这篇《驳康有为书》与结义四人中的另一人邹容所著的小册子《革命军》刊布以后，在20世纪初的上海掀起了一阵革命的风潮，据说当时这两篇论著在上海市人人争购，各地书局纷纷翻印。章士钊此时已成为《苏报》的主编，他接连在报中的“来稿”、“新书”等专栏刊登这两本的序与介绍，并在其后刊登了两本书的节选。据资料记载：“自章炳麟邹容之论著先后在苏报上发表后，举国上下无不震动。”多年后，章士钊在回忆青年办报时的经历时曾称当时办报使用的是“自杀式编辑方法”，也确实如此。整个上海日渐火热的革命舆论形势引起了清政府的关注，特别是“载湉小丑，不辨菽麦”一句使整个朝廷极为震惊。很快，《苏报》被列为查办对象。1903年6月30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出侦探与巡捕在爱国学社逮捕了章太炎，章太炎面对巡捕表现极为镇定，他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7月1日，邹容到租界自动投案。这便是当时引起整个上海滩震惊的“苏报案”。这一年，章太炎36岁，邹容18岁。在狱中，章太炎仍笔耕不辍，他在《狱中与吴君遂、张伯纯书》中曾写道：“乘马车归捕房，观者填堙，诵‘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而返”。从此，“风吹枷锁满城香”便成为章太炎一生中最具光彩的瞬间之一。

发明“孙中山”

章太炎与邹容被捕后几日，《苏报》也被查封，但由于章士钊一直以来都以笔名写稿或干脆不署名，因此清地方当局不知道还有章士钊其人，因此他在“苏报案”中幸免于难。一个月后，他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立《民国日日报》。在此期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

1902年，日本人宫崎寅藏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三十三年之梦》，章士钊将书中有关孙中山的部分，参以己意，节译成小册子，取名《孙逸仙》，予以出版。此书编译完以后，章太炎为之作序：“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这是我国出现的第一本介绍孙中山革命经历的书，也是章的第一本译著，章士钊当时署的笔名是“黄中黄”。此书发行以后，在一代知识青年中起了极大的宣传作用。另外，孙中山在1897年流亡日本，取了日本姓名中山樵。1903年，章士钊“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一旦用了起来，倒也顺口，约定俗成，在外界几乎取代了孙文、孙逸仙的姓名。中山，也被误作孙文的名字了。因为“孙中山”是别人给孙文起的，孙本人后来事实上也默认了，尽管他本人极少使用“孙中山”这个姓名。

就20世纪初的国内形势来看，孙中山在当时还尚没有太大的名声，由于其主要的活动都在广东地区和海外华侨中展开，在国内，知道孙文的人还并不多。即使在日本，与孙有紧密来往的也只是几人。章太炎后来回忆他与孙在东京见面的情形：“那时留学诸公，在中山那边往来，可称志同道合的，不过一、二个人。其余偶然来往的，总是觉得中山奇怪，要来看古董，并没有热心救汉的意思。”直到《孙逸仙》出版后，孙逸仙的名头才开始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孙中山”这一误会之所以能迅速传播开来可能与人们还对于“孙文”或“孙逸仙”尚不熟悉有关。

章士钊本人事后在回忆编译此书经过时曾说：“时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人将此论联挈于孙先生。吾之所以知于先生，较之秦力山所谓海贼孙汶，不多几许。一日，吾正在湖北王侃叔（慕陶）处，见先生所做手札，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笔迹雄伟，吾甚骇异。由此不敢以草泽英雄视先生，而起心悦诚服之意。”“吾既因王侃叔而知先生之抱负与方略，复求得滔天先一年壬寅所发行之新著作，本其一知半解之日文知识（吾曾在江南陆师学院习日文），择要迻録，成此短书。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大出意外。”

由此看来，孙中山的声名鹊起，多少与章士钊与章太炎二人宣传有关；不过，章太炎不满孙中山，矛盾难以调和，终于两次发动“倒孙”风潮又在1909年在日本成立光复会，造成同盟会分裂。

1907年3月，孙中山在被日本礼送出境前接受了日本政府与一个叫铃木久五郎的商人赠送的共1 .7万元远走南洋。临走前用1000元举行了一次宴会，仅交给《民报》2000元，其余便自己带着到南洋去了。这样处理，引起东京部分同志不满。当时主编《民报》的是章太炎。以后，《民报》的经费问题十分紧张，让章太炎头疼不已。据同是同盟会员的吴玉章回忆，彼时章太炎与《民报》工作人员已经到了无米下锅的程度，还是他将四川学生捐的一点儿钱交给章太炎暂渡难关。而当时的孙中山也并不宽裕，在沿海发动的一次次起义均告失败，每一次起义，制造舆论，联络会党也都需要钱。

但这次孙中山与章太炎之间关于经费的冲突还不仅于此。1907年，孙中山在日本购买了大批武器用于起义。但章太炎在日本偶然听说这批武器虽数量多，但“陈旧不堪作战”，立即火冒三丈，在同盟会内表示：“孙某所购军火是村田式，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当时许多东京的同盟会员都支持章太炎的看法，陶成章也表示：“宁可少购，购必精良。”而孙中山和黄兴则认为：“求其多而价廉，械多可张大声势。”

在争执中，章和陶用明码电报致电香港《中国日报》，强调“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这一电报泄露了孙中山购买武器的消息，正在亲自指挥钦廉起义的孙中山已派人攻占防城，就等武器送到，谁知这个明码电报毁掉了孙的计划，孙中山为此极为恼火。事后警告章陶等人，禁止他们以后再干预军事。而此后，孙中山也不大过问东京同盟会本部的相关事宜。

章孙二人的矛盾固然有经费问题的成分，也有对孙不重视同盟会本部工作有关，还有，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东京同志中的影响。《民报》在日本被当局查封后，在章太炎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孙中山身边的汪精卫等人组织复刊，让章太炎气愤不已。多种因素凑到一起，便鼓动成“倒孙”风潮。所幸风潮都被黄兴等人平息下去了。

在章太炎等人与孙中山发生冲突时，章士钊则已经离开日本，赴英国留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