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为《春秋》三传之一，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它记录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二百五十余年之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里预言特别多，这个特点古人早就发现了。东晋的范宁曾经这样评价《左传》道：“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他先称赞了《左传》文辞的华美，又用一个“巫”字表达了对它的批评：明明是史书，又不是占卜，神神怪怪的事情总不该写吧？可它不仅写了，还经常靠着这些事情预言祸福凶吉，这是史书应有的表现吗？范宁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左传》中预言随处可见，有些预言的确还依据了一些神怪现象。但在分析各种预言后，我们发现也不尽然。《左传》的预言，即使披着非理性的外衣，多数却与人事，尤其是与道德相关。它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巫”，相反却体现了作者为解释历史所作的努力。
《左传》中有些预言在今人看来确实难以理解，如有关天象、灾异、卜筮、梦境等的预言。如《左传·昭公七年》：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于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于是有灾，鲁实受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
这一段话记载的是，鲁昭公七年夏季里的一天发生了日食。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太阳好好的怎么就突然缺了一块，他们以为一定是上天要降灾祸了。晋国国君就问士文伯，灾难会降临在哪个国家。士文伯掐指一算，预言说鲁、卫两国将有灾难。果然在那年的八月，卫襄公死了；紧接着，十一月鲁国的上卿季武子也死了。士文伯依据日食作预言，乍一看去还挺迷信的，但他随后又说“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这也就是说，在士文伯看来，“日月之灾”也只是表象，“不用善”才是最终原因。古人相信天象与人事是相互感应的，所以才依靠天象预言人事。他们相信天不会随随便便将灾于人，灾祸不是天定的，而是人事变化的结果。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八月丁酉，南宫极震。苌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济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
周景王的儿子们争夺王位，王子朝做了西王，王子匄做了东王。西王做了没几天突然地震了，他的大臣南宫极住的房子大概抗震级别不够，或许诸侯国的救援队来得又不及时，南宫极不幸死在地震中了。苌弘一看南宫极死了，就此预言西王将灭，东王将胜。预言应验得可真快：当年十月，东王入于成周，西王奔楚。苌弘预言东王克的方式与士文伯相似，他的依据是“周之亡也，其三川震。”《国语》曾记录“三川震”一事，说的是周幽王无道，致使天地之气失序，川竭山崩。幽王最终被犬戎所灭，三川震只是表象，无道才是原因。根据这个道理，南宫极死于地震，一定是西王无道，上天显示征兆准备惩罚他了。
日食、地震等在今人看来带有迷信色彩的预言在《左传》中还有很多，但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依据天象、灾异等现象所做的预言并非完全基于神秘现象。这些现象都是与人事相连，更确切地说是与人的道德品行相连的，所以《左传》才通过它们来预言人事。
《左传》中记叙了不少非理性的预言，但更多的预言还是纯粹从道德出发，基于人事的。如《左传·襄公十年》：
秋七月，楚子囊、郑子耳侵我西鄙。还，围萧。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献子曰：“郑其有灾乎！师竞已甚。周犹不堪竞，况郑乎！有灾，其执政之三士乎！”
郑国军队接连侵犯鲁、萧和宋地，孟献子预言郑国恐怕将有灾难。军队拼杀得太过分了，就算打了胜仗，也得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同年，郑国执政的三大夫皆被盗杀。又如《左传·哀公十二年》：
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
卫出公本来想与吴国结盟，后来又反悔了，吴国人一怒之下包围了他的馆舍。子贡是谈判高手，他跑到太宰嚭那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诱之以利，卫君终于被释放。可这个卫出公真是扶不起的阿斗。俗话说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吴国所在的苏沪一带当时可是远离中原文明的蛮荒之地。卫出公被“蛮夷”之人拘禁了，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回来后竟然学他们说“蛮语”，连子之一个小孩子都预言他要死在“蛮夷”之地了。《左传》终篇时，卫出公正再次流亡在外，尚未及其死事。但我们从《史记·卫康叔世家》的司马贞索隐中得知，卫出公最后的确死于越国。
上面两例都从道德角度出发做出预言，与各种神秘现象无涉。这一类预言在《左传》中不胜枚举。
预知未来是人们多么可望而不可即的事，《左传》里的人物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而且不管是理性预言也好，大多数的非理性预言也好，做出预言的标准均为道德。若将预言的道德意味与其极高的应验率放在一起考虑，足见《左传》里的预言不是历史人物们真正的先知先觉，而是作者事后写史时为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而刻意为之的。
《左传》在叙述历史事件时试图告知每件事情的起因结果，只有这样的叙述才算完整。鉴于其预言几乎无不应验，预言之时又必分析作出预言的原因，因此很多预言成为了作者阐述其所认为的事件原因的重要手段，它帮助作者建立了各历史事件间本于道德的因果关系。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其实反映了作者在解释历史时的态度道德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然而道德是否真有这么大的作用？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左传》预言的分析得出答案。
在《左传》里，并非所有的预言都能实现。既然预言失败，它所试图建立的本于道德的因果关系自然也就值得怀疑。除了未应验的预言，还有一些预言实为作者的曲解，不曲解便无法将原因与道德挂钩。另外有些预言单独看是没有问题的，但若与其他史书所记载的同样事件一比较，就能发现很多不一致之处，有时作出预言的人和预言所基于的事都会发生变化。这就足以说明预言的构建完全取决于作者，而道德的重要性是作者通过预言赋予的。
《左传》通过预言来表达对于道德的倚重，反映了作者为解释历史所做的努力。虽然依靠道德的因果报应也许只是作者（或许还有读者）的一厢情愿，但史家寻求历史事件的联系以求以史为鉴的目的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件的简单罗列不成其为史学，《左传》探索历史事件演进规律的努力已然体现了中国早期的史学自觉。
作者：小山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